尼泊尔的孩子们收到捐赠的书包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马亨德拉·阿达莎·维蒂莎姆（MAV）学校，几乎每个学生都会用中文热情地向中国朋友问候“你好”。
7月30日下午，中尼民间组织公益项目捐赠仪式在MAV学校举行。低年级学生一一走上台前，接受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现场捐赠的260个爱心书包，以及北京慈爱基金会捐赠的足球等体育用品。
在MAV就读的Yubraj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建筑说，“这是中国人正在为我们建的教学楼”，“我从没去过中国。我想去中国旅游，看看那里的寺庙。”
在临时搭建的场地上，尼泊尔小学生为来自中国的25家社会组织的代表，现场表演了尼泊尔民族歌舞。“为了表达对中国朋友的欢迎和感谢，我们精心准备了7个歌舞表演，时间有限只表演了2个。” 当地学校告诉南都记者。
三年前，这里的教学楼曾因大地震变成危房，参与灾后救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承担了MAV的重建工作，建立了新的教学楼，还配备了电脑室。“尼泊尔百分之九十的公立学校都没有配备电脑。以前，MAV学校很多孩子们中午就回家了，现在他们为了上下午的电脑课就留下来，很多孩子已经学会了打字。”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办公室国家主任邹志强说。
目前，尼泊尔共有近300家国际社会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唯一一家在尼泊尔注册的中国社会组织。因此，对于更多海外经验薄弱、国际化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组织而言，如何在尼泊尔走出“第一步”，并实现“在地化”，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7月29-30日，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简称中促会)与中国25家中国社会组织，在尼泊尔开展了为期2天的交流对接及签约活动，为建立合作伙伴、在当地开展民生项目“探路”。
中尼社会组织民生项目对接会
积累：中尼签订13个民生合作协议
尼泊尔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15年，遭受8.1级大地震重创的尼泊尔，面临灾后重建的现实考验。
彼时，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第一时间参与到地震紧急救援中，并随之开启了在尼泊尔的救助工作。除了这些“走出去”经验较为丰富的社会组织以外，也有北京慈爱公益基金会、甘肃彩虹公益服务中心等国内年轻社会组织作为“先行者”，来到尼泊尔开展民生项目。
三年来，一些项目已在尼泊尔落地生根。伴随与当地合作的不断深入，此行他们与尼泊尔的合作伙伴签署了下一步的合作协议。
29日，中促会和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尼社会组织民生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中国扶贫基金会等 11家中国社会组织同尼泊尔太阳慈善协会等尼方社会组织签署了13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涉及教育、卫生、扶贫减贫等领域。
对于此次签约仪式的意义，中促会秘书长朱锐说，“这些项目是中尼社会组织根据尼泊尔需要精心挑选的。双方签订了全面合作备忘录或协议后，将推动更多民生项目在尼泊尔落地生根，为今后两国社会组织的合作奠定基础。”
出席此次签约仪式的中促会顾问、中联部副部长王亚军表示，这体现了尼方对中尼民间交往的高度重视。两组织的签约将为中尼社会组织交往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与环境。
就在上个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尼泊尔总理奥利时表示，双方要加强文化交流，打造中尼人文合作新亮点，筑牢中尼友好民意基础。
王亚军指出，民间交往是中尼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是联结中尼人民友谊的重要桥梁，希望双方以签约为契机，提升合作水平，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尼世代友好的理念。
“今年5月，我们在尼泊尔的农村进行需求评估，村里有很多年轻人告诉我们，他们知道现在网络很发达，但他们连电脑都没摸过，希望学习电脑技术。” 中国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文告诉南都记者，在了解到这一需求后，爱德基金会与尼泊尔当地合作伙伴尼泊尔社会发展促进中心（TFN）拟定了初步的项目方案。这一“农村青年计算机能力建设项目”，也在本次仪式上正式签约启动。
TFN主任 Rabindra Das形容这次签约仪式是“历史性的”，“爱德基金会在项目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地震后他们帮助了很多尼泊尔人，这次签约为我们下一步的合作创造了机会。”
签约仪式现场
探索:“借船出海”如何选择好伙伴？
选择与当地民间组织合作是“走向海外”的第一步。根据尼泊尔相关法律规定，国外社会组织在尼泊尔活动，必须找到当地的社会组织作为合作伙伴。有媒体称，这种依靠当地组织，启动海外援助项目的方式，俗称“借船出海”。
为了给中国和尼泊尔社会组织搭建一个交流对接的平台，让他们寻找到更多合作伙伴，29日上午，中促会还与尼泊尔社会福利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一场中尼社会组织民生项目对接会。中国社会组织与34家尼泊尔社会组织，共同就教育、扶贫、医疗、防灾救灾等领域的合作现场进行了对接。
何文说，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到尼泊尔，但参加这类对接会，还是第一次。
南都记者关注到，这次座位的安排也很“特别”，所有社会组织按照扶贫、教育、医疗不同领域分为3组，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选择不同的伙伴进行对接。中方和尼方分坐在桌子两侧，面对面交流。
“在当地找到务实的、也有热情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在近3个小时的对接会上，何文马不停蹄地谈了七、八家。
如何找到一艘可靠的“船”?
何文介绍了他的经验：“有一些当地社会组织一直在重复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这种大词汇，但我问他具体做了什么项目，他们不能具体说清楚和清晰，这样就比较虚。”他与有一家专门从事儿童心脏病救治的社会组织进行了初步沟通,“这两个小姑娘没有大词，说得很清晰。而且从前期儿童健康教育、心脏病筛查到心脏病救治，都有相关的项目活动。更重要的是，她们也很有热情。如果未来爱德基金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她们会是不错的合作伙伴。”
此外，他还提到，社会组织提供年度报告、审计报告，也很重要。下一步，还可以去他们的办公室看档案，了解到他们的项目管理能力。
对于在海外没有合作伙伴的国内社会组织来说，这样的对接会十分珍贵。多位中方代表说，如果仅靠自己的力量，可能在当地“两眼一抹黑”，不知道从何下手。而中促会组织的此次对接会，则可以为他们提供寻找伙伴的渠道，降低落地的时间成本。
在对接会后，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主任刘飞还决定去当地的一家社会组织继续现场考察，“我们也需要了解他们当地的社会组织能否与我们的理念文化相融合，实地摸清当地的社区治理情况，评估我们的社区项目能否落地。”
方向：了解对方需求，“把工作做到对方心里”
南都记者了解到，尼泊尔当地针对社会组织的规定比较多、也比较细，有关部门对项目和运行状况监管也较为严格。
有专家建议，中国社会组织到尼泊尔开展民生项目，一定要了解当地情况，找好合作伙伴，选择好项目，做我们擅长以及对方需要的，把工作做到对方心里，更要有“吃苦的精神”。
实际上，中国社会组织在海外开展项目的过程中，也不乏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盲目提供救援的情况。
南都记者了解到，捐赠物资进入尼泊尔，在税务清关等环节，政策较为严格。
甘肃彩虹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任志浩介绍说，2015年地震时，有一些捐赠物资滞留机场，没办法清关。此外，也有代表介绍，以捐赠车辆为例，关税高达350%，“这些基本信息都要提前了解” 。
“能不能捐物资就不捐物资，从资金使用效率角度而言，我们需要计算运输成本、清关成本。从发展工作的角度，从当地购买也是刺激当地经济发展”。何文认为，与较为繁琐的程序相比，国内社会组织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真正了解对方需求，而不是搞“运动式”的援助。
何文介绍，爱德基金会工作人员直接进入社区，和当地居民座谈，分析他们提出的建议和理由。此外，因地制宜也很重要，例如，他们在当地发现，很多村民尚未掌握种植的基本技能，因此，为了增强社区居民的创收能力，他们根据社区需要，培训蔬菜种植、养羊、培训缝纫等项目。
南都记者了解到，在当地设立办公室，也有门槛。除了必须经过社会福利委员会的审批外，还要在当地有合作伙伴，每年在尼泊尔投入不低于20万美金。
因此，有社会组织想到了另一条“出路”，任志浩与尼泊尔人在当地成立了一家本地的社会组织，中国的项目官负责项目规划，员工都是尼泊尔人。他认为，这是“在地化”的一种方式，也能够更好的了解对方的需求。
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文和当地社会组织对接
挑战：“走出去”也会“倒逼”自身能力建设
有国内社会组织代表告诉南都记者，国内社会组织“走出去”，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项目管理能力和技术规范，一些国内社会组织“要和国际接轨还有很大差距” 、“业余程度很高”。
他举例说，有些社会组织项目管理人员会问，一份项目建议书的格式是什么。“其实，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说明你对项目计划没有真正的把握，如果有把握，写成诗歌都可以”。此外，挑战还在于如何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习惯等。
因此，国内社会组织“走出去”，也被认为是一个“倒逼”其自身能力建设的过程。
举例来说，几年前，一部分中国社会组织的海外救援比较业余、盲目，并不了解救灾的规则和规范。在一场国内社会组织参加的研讨会上，当被问及人道主义宪章和救灾最低标准、核心标准时，大部分人都不掌握。“发生灾害了，不管对方是否需要，先把物资运送过去，这有可能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北京慈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曹翔则提到了项目的持续性问题。
“尼泊尔一些山区非常贫困，道路崎岖，学生要走路两、三个小时上学。”因此，曹翔为当地学生“量身定做”了400辆山地自行车。
为了让当地老百姓了解并接受这个项目，曹翔干脆住进了村子里，也和当地人建立了友谊。“现在村民也成为了我们的志愿者。后续如果自行车坏了，他们可以修补轮胎、更换零件等，让项目更有持续性。他们参与后期维护，也会得到一笔收入。”
曹翔说，目前，第二期自行车项目也将启动。那时候，他要再来尼泊尔，亲自把自行车送到学生手里。
采写：南都记者 王秀中
编辑：欧阳云蔚
记者:王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