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心出发，从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些困境，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从我这一代开始，要将自我发展及自我觉醒的意识传承下去，因为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
佩姬·杜拉尼（Peggy Dulany）
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继承人
戴维·洛克菲勒（DavidRockefeller）长女
全球慈善家圈（Global Philanthropists Circle）发起人
撰文：魏诗孟 题图摄影：张旭
《中国慈善家》：中国现在比较热的词是“一带一路”，相关的政策支持民间组织、企业家走出国门以增强国际间的合作。你对中国的机构国际化合作有怎样的观察？
佩姬·杜拉尼：首先我们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很感兴趣，我知道它是从丝绸之路而来的，而且“一带一路”政策将为不同国家之间建立社会联系起到很好的帮助，推动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
但是我可能不太认同中国政府试图包揽并限制商业和社会组织与其他国家联系的举措，实际上我对此比较担忧。比如在为贫困国家提供发展支持这方面，不同的部门对外合作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政府试图限制各个部门的对外活动，说明这个国家各部门的分工合作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这需要一步一步来，并且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取决于中国社会如何决定自己的未来，以及他们想如何操作。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同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许多其他国家相比，确实是不同的。
不过最近在中国举行的一系列相关会议上，我看到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对国家间的合作依然有着非常积极有效的引领作用。
我认为“一带一路”在最宽泛的定义上满足慈善的标准，这意味着个人或非营利组织、政府、商业都被包含进来，在合作的时候，政府不只给予资金的支持，更意味着有意愿与其他国家发展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所以这不仅是一个政府自上而下的积极举措，也鼓励其他部门、个体为达成合作而积极努力。
《中国慈善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慈善家圈将如何在中国开展活动，在合作方式上有怎样的创新？
佩姬·杜拉尼：我们在中国展开业务的方式是同那些想学习到更多经验的中国慈善家们一起合作—他们想要知道如何使他们正在做的事业更具影响力。在别的国家，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工作，我们所独有的专长是创建我们称之为“社会—个人”的伙伴关系，真正发挥人与人链接的力量，将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结合在一起，这样在更好提升自己的同时也能更好地解决当地社会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而在中国，只有当我们被邀请参与，并且有可能参与到解决问题的各个部门中去时，我们才会这样做。
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中、美基金会及中、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学习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之间的交流可以产生更多有社会影响力的活动。除了中美之间的交流，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与其他国家的互动。
我每年都来中国考察，学习中国的慈善，希望了解中国的财富家族是怎样回馈社会的，了解他们如何有战略地实现社会影响力。希奈戈研究所（Synergos） 正在扩充全球慈善家圈（Global PhilanthropistsCircle）的定义，全球慈善家圈这个组织是我和我父亲17年前发起的，主要理念是团结全球希望产生社会价值的财富家族，并相互学习。我们有超过100个家族会员，来自全球32个国家，包括中国。
全球慈善家圈为这种互动提供了机会，我们的成员都在各自的国家做出了很多影响力深远的社会实践，所以我们希望提升这种交流，以便他们可以更好地对话，互相学习和发展。相信这样的交流会给各个家族带来很多启发和新的思路。
《中国慈善家》：现代慈善拥有了更多创新的形式，比如社会影响力投资、慈善金融、互助保险、慈善公司……企业家、财富家族也更愿意以商业的方式推进慈善，你对中国的现代慈善有哪些观察？
佩姬·杜拉尼：中国有很长的慈善历史，比我所知道的其他国家都长，但这个传统有过一段时期的中断，那时中国人还没有很多钱。但让我很惊讶的是，中国很快就出现了私营部门，允许人们赚钱，紧接着，人们马上想到了回馈社会。
据我所知，一开始的趋势是慈善（Charity），我将之与针对问题根源的战略性慈善（Strategic Philanthropy）区分开来，慈善家们最初的想法是建学校、医院、赈灾等，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去思考我该如何与其他团体合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贫困问题。但我看到现在中国的慈善开始有了转变，即从一般意义上的行善向针对问题根源的更加具有战略性的慈善转变。
现在很多慈善家都在做竞争性投资，因为大部分的慈善家最多只被允许将资产的5%投入基金会，但如果他们对那些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项目进行投资，则可以将自己100%的资产投入进来。
我们的会员普利兹克家族（注：Pritzker Family，该家族最有名的产业是凯悦酒店集团），他们家族的后代正在将自己100%的资产投入影响力投资，有国际项目也有美国本土的项目，这些项目的金融收益和普通投资项目相比略小，但社会回报、环境回报很大，这类投资可以最大化社会影响力，在中国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趋势。
2012年10月22日，佩姬代表Synergos为阿迦汗四世颁发“戴维·洛克菲勒桥接领导力奖”。
《中国慈善家》：很多来自新经济领域的企业正在积极关注和践行社会责任，他们的领导者我们称之为“创变者”的群体构成正趋向年轻化，他们的加入对现代慈善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怎样引导更多年轻人去理解和践行社会责任？
佩姬·杜拉尼：这种新的趋势产生之后，很多商业上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进入慈善领域，但你很难界定他这么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产品影响力还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是否愿意和其他人分享自己慈善方面的成果。
因为如果一个企业只想要提升自己的品牌影响力，那么它很难去和其他企业合作，所以怎么展示他们想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决心呢？我认为这取决于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已经很好，也因此不会只想为自己的企业赢得信誉，更愿意分享他们的公益慈善成果，这样他们就会为社会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之前在爱佑（基金会）和我们一起组织的纽约慈善之旅中，我们了解到，新浪公益有一项活动，只要你在微博上参与每天走一万步的活动，他们就向特定的基金会捐助一笔规定数额的善款。我很赞赏他们愿意花这么多钱为环境做贡献的行为，这个创新的公益形式可以激励更多的人为社会问题捐款、出力。普通的年轻人可能没那么富有，但他们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回馈社会，中国很多这样的创新科技公司在吸引社会大众参与公益方面都遥遥领先于美国。
以全球慈善家圈为例，我们的很多年轻成员都是以家族名义加入进来的，所以会出现家族三代人都是我们会员的情况，从二十几岁的年轻一代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我们为这些家族的第二代、第三代开设单独的论坛，让年轻人能够更好地交流他们的公益慈善创新理念。
他们中的一些人想弄清楚自己对事业的追求，对于他们，我觉得去学习或去别的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即便他们最终还会回到自己的家族企业中去，但他们有了一些独立的经验。
当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还没有建立起自我认知，所以当我跟别人见面时，他们只会注意到我的名字是洛克菲勒，这是他们评价我时的惟一考量。我觉得对许多“下一代”而言，这是一个挑战：富人或名人的下一代怎么才能真正地成为他们自己，而不只是顶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我们应该关注年轻人的自我成长并引导他们共同表达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与人沟通、与社会沟通是触发社会责任良性发展的关键点，要学会最大限度尊重对方、理解对方，并在所有问题产生时运用跨界思维方式与其他人合作，从而建立起一个区域领导力。而如何理解和运用好区域领导力不仅对自身发展有着无限促进作用，也是对周围环境最好的创新建设。
从内心出发，从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些困境，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如何把内心的冲动和战略的头脑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是需要一些训练的。
并且我会越来越强调，从我这一代开始，要将自我发展及自我觉醒的意识传承下去，因为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