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权的发展工作方法（humanrights based approach to development）”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发展界流行的一种工作方法，其理念已被纳入了联合国千禧年目标（MDG）行动纲要。
“基于人权的发展工作方法”的主要思想是从人权的视角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将处于弱势中的人群定义为（获得帮助和支持的）权利人，将政府部门和其它服务提供者（如NGO等）定义为（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责任方。虽然国内对于“人权”的理解与西方的某些定义有所不同，但“基于人权的发展工作方法”的思想与我国政府部门提倡的“公仆”思想和“为人民服务”思想不谋而合。
在发展项目工作方法中，“基于人权的发展工作方法”是一项基本的工作方法，其含义和做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分别是项目设计层面、项目实施和管理层面，以及项目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与目标群体关系层面。
“基于人权的工作方法”使项目设计更能针对问题的本质而非表象，并使项目更具可行性
从最常见的贫困现象，到近几年被广泛关注的留守儿童受侵害现象，再到今年以来在大学校园连续爆料的教师性骚扰现象，尽管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群体的人格尊严和权利的忽视和践踏。如果我们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和设计针对性的干预项目时，能够尊重项目目标群体的人格尊严和参与与其生存和发展相关事务的讨论和决策的权利，并审视项目目标人群所在社区在决策和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公平与公正性，所设计项目的影响和执行效果就会大有不同。
在现实工作中，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基于人权的发展工作方法”的视角，不少项目设计才会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导致项目只能处理一些浅表性问题，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在扶贫与发展项目中，产生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是缺乏知识与技能、体弱多病、缺乏自信和主动等。传统的项目设计往往在知识与技能培训、基础卫生设施和服务改善，以及树立带头人等方面下功夫。这些项目活动安排本身没有错，但如果不能更深入一步去分析和处理产生这些原因的更深层次原因，这种项目只会得到“治标不治本”的结果。
如果从“基于人权的发展工作方法”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和设计项目，我们往往还会注意目标群体是否能够平等参与其自身发展相关事务的决策与资源分配，社区是否存在宗教、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对项目目标群体的排斥性，以及歧视性的陈规陋习。从而在传统项目活动安排的基础上，创建一种让目标群体能够平等参与社区决策与资源分配的机制和氛围，并消除各种歧视性和排斥性的陈规陋习。这样的项目才会是可持续的和有深远影响的项目。
在“基于人权的发展工作方法”能够促进项目的可行性方面，记得有一个由于山体滑坡而搬迁新建的项目。当地在通过地质勘查后选取了一块地质条件较好的土地，并给村民们盖上了一排排整齐而崭新的砖瓦房。遗憾的是村民长期不愿入住，让当地有关部门感到出力不讨好。笔者与有关村民交流后发现，新居住点的确定和新房的设计事前并未与村民充分讨论过，村民觉得新居住地离他们的庄稼地太远，会给他们的农业生产带来很大不便；并且新盖的房子并没有留出饲养牲畜的地方和空间，让他们无法入住。这是一个典型的忽视项目目标群体决策参与权的项目案例。当地以“父母官为子民做主”的心态和姿态去行事，虽然可能是善意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如果使用“基于人权的发展工作方法”，就会将这些村民看作是新房子的主人和项目的权利人，相关项目人员只是协助者和责任人。房子的式样、格局、朝向、位置等都应该与村民充分讨论并获得村民同意后才能决定。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去年一家公益组织在开展以“同一天生日”来进行儿童筹款活动时因为遭到了社会质疑而不得不草草收场，并最终受到了主管部门的处罚。如果此项活动的设计者懂得“基于人权的发展工作方法”，就会在项目设计时重点研究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内容，然后对活动中涉及到的儿童肖像和隐私信息采取适当的措施，并将所筹集的善款真正用于需要帮助的儿童。活动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在发展项目中，参与式工作方法是行业内普遍熟知的工作方法。然而，如果缺乏对项目目标人群尊严和人格的尊重，所谓的参与很容易变成走形式，变成“看我脸色行事的参与”。参与什么？谁参与？如何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等就要看决策者的高兴和目的了！反过来说，如果发展工作者将自己看成是提供支持的责任方，将项目目标群体看成获得支持的权利人，就会将目标群体置于主人翁的地位，而将自己置于“协助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目标群体在参与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参与什么？怎么参与？和参与到什么程度等问题就不言自明了。
项目目标群体在项目各个阶段和环节的充分参与不仅能保证项目设计的精准，还能确保目标群体对于项目的拥有感和责任感，从而将项目看成是自己的事,认真和主动地去实施和管理。记得有一个农村小学的重建项目，项目机构只提出了质量要求、预算范围和决策要求，其它一切由村民和学校老师组成的项目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由于这种授权，社区各方将项目当成是自己的事，在招标、采购和工程质量监督过程中发挥主人翁作用，相互监督、相互支持。最后建好的校舍不仅质量好、造价比预算低，还非常实用，后续维护措施也定出来了。
“基于人权的工作方法”能够帮助项目工作人员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心态
笔者观察到，一些项目工作人员在进行项目评估和检查时，大有“钦差大人”高高在上的感觉。 对项目实施方和目标群体的谈话也大有审判的语气和架势。另一部分项目工作人员虽然不是那么的高高在上，但对所检查的项目目标和活动不事先去熟悉，提问和反馈意见时严重偏离既定的项目目标、活动和产出。将检查和评估当作儿戏，使项目实施方和目标群体不知如何是好。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体现了这些人将自己摆在了“上帝”的位置，居高临下，忽视甚至蔑视项目实施方和目标群体的尊严和平等权利。
笔者认为，“基于人权的发展工作方法”最为重要的意义就是帮助公益机构及其从业者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心态。只有将自己摆在“责任人”的位置，以“服务”和“公仆”的心态和姿态对“权利人”负责，才会真正体现对弱势群体尊严和人权的尊重；只有出于这种尊重，才会虚心和认真地去倾听，并真诚地保证项目目标群体在项目规划设计、日常实施管理、以及监测与评估等各个环节的主人翁式的参与。只有出于这种尊重，才会将自己放在协助者的地位，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对项目目标群体展示出谦卑与鞠躬尽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项目设计精准可行、实施顺畅、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