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公益”作为一种观念能否成为慈善行业的共识，取决于其范式在多大程度上契合慈善的发展方向。目前的困境在于，并没有范式可供选择。
科学公益的本质
“科学公益”是中国慈善领域被提出不久的新概念。人们拥护这个概念，因为曾经看到过许多低效、依赖经验、质量堪忧的慈善项目。人们反对这个概念，因为很容易联想到类似的知识垄断，担心以“科学”及背后隐匿的“规模”、“标准”为名将解释权收缩在少数人手里，破坏了慈善价值的多样性。然而，“科学公益”最大的挑战，不在于有多少人赞成和反对，而是至今仍无法被清晰的界定并成为一种可以被开展的实践。人们不知如何应用“科学公益”进行慈善活动，也不知如何评价某个产品或服务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换句话说，“科学公益”尚缺少一个被共同认可的范式。这种范式决定着“科学公益”究竟能对慈善行业产生何种影响。
“科学”是近代才形成的概念。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发源于16-17世纪的欧洲，甚至直到19世纪“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才首次被提及，在此之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往往称自己为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近代科学首先发源于天文学、物理学及医学领域。特别是自哥白尼、伽利略到开普勒、牛顿等物理学家的一系列发现，不但极大拓宽了人类的视野，更能准确预测星辰等宏大存在的运行规律。长久以来，人类的心灵世界一直对恒久充满热忱，而天体物理所揭示的宇宙和时间尺度，远远超越了既往想象的极限，对人类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也随之让科学的影响力迅速蔓延，社会与人文学科在自然科学的精确与恒定前节节败退，以至于今天社会学、经济学甚至人类学等学科，如果未曾采用由自然科学衍生出的研究范式、不使用测量手段和数学工具，就无法称之为研究并获得认可。
今天当人们说起科学时，实质上包含了至少两种全然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对自然世界客观存在的研究与发现，譬如物质相互产生作用的原理、行星运行的规律、生物演化的机制，“科学”是“自然科学”或“客观真理”的简称。第二种含义是这些发现过程中所积累的一系列结构化的研究方式，通过这种系统性的过程控制能够得出准确的结果，即一种“有效的思维和方法”，这种思维和方法可以被自然世界之外的许多方面借鉴使用。
人类文明至今拥有的全部知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比如物理学的引力常数、圆面积的计算方法、π的值，它不会因为任何历史时期、宗教、文化、种族而改变，引力常数是恒定的客观世界的存在，人类只能探索和发现。因此自然科学的终极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真伪，What is truth?而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只能依托人类而存在，它会不断的流动和变化，脱离人类社会，这些都无意义。国家、宗教、货币，根本都源于人类共同的想象，这是实实在在被凭空创造的理念，皆为发明和创造。因此社会人文学科的终极是善恶，What is good?
自然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现真相，真相是唯一的。社会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观念共识”。古代的部落之所以有图腾，是因为人们需要建立故事，让部落的每个个体都有共同的信念，在这些共同的想象中，部落才更容易生存和发展。每个民族都有其创世神话，在现代主权国家诞生之前，人们是因为其创世神话和先民的故事而有了共同的身份认同。当我们在社会人文领域谈论“科学”时，并不是指其拥有的唯一答案，而是指从自然科学中借鉴的思维、方法与工具。如果忽略这一点，试图为社会人文学科规划一个恒定的解释，就会遭遇失败。人们的观念弥散而炫彩，因此在不同范围内形成大大小小的观念共识，这些共识相互影响和流动，人们有时会因此而沮丧，但这就是社会人文学科的本质，既是宿命与无奈，却也恰恰是其迷人之处。
因此，“科学公益”本质上不是科学，它既不是宇宙规律也不是客观存在，因为慈善只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行为。“科学公益”是一种慈善实践的范式，一些人认为某种范式对慈善实践来说是“好的”（Good），并且这种“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希望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种范式，从而形成慈善观念的长期共识，以代表一定阶段行业的发展方向，并将其总结为“科学公益”。“科学公益”中的“科学”应当是指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借鉴的方式——能够通过单个或一组指标对目标对象进行考查，这种指标可以准确反映目标对象的状况，并依据考查结果修正其发展方向。
单一指标：一般等价物的缺失
虽然商业领域和慈善领域都要依托于人类社会才能存在，但是由于商业领域能够被有效的数学化，因此很容易运用科学的手段对一切商业实体开展评价。理想状况下，慈善也应当找到一个单一性的通用指标，可以准确反映任何机构和个体的慈善实践程度。然而慈善与商业不同，并不是个体生存的必然需求，其依赖于价值观的差异性远远大于商业世界。
商业起源于交易。上古时代随着工具的使用和生产力的增长，群体中的个体开始有物资剩余。人们将拥有的物资进行交换，从而互相受益。随着交换的不断增多，市场成型了。人们在市场中进行更广泛的资源交易，但由于不同物品或置换资源在不同人眼中的价值不同，这些不同资源之间的不等价交易会造成很多损失，于是人们开始寻找一些通用性的物品，也就是一般等价物，用于将不同资源折算成统一的价值单位。
一般等价物必须具备一些特点，例如有一定存量但并非无限，易于获得原始材料但需要粗加工等，所以在不同地域，早期人类聚落根据环境状况使用了不同的一般等价物，包括贝壳、谷物、果实甚至牛羊等天然资源，之后才逐渐发展出经过精密加工的金属货币。
最初的交易仅存在于两个个体之间，现代社会的交易则非常复杂。一单交易可能牵涉全球生产链中的数十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其过程，或是跨越多年时间。但无论多么复杂，究其本质，仍是建立在共同认可的一般等价物之上的置换。商业单位和手法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共同的目标都是积累一般等价物。因此，商业得以发展的基础，在于其结果可以进行数学化的表达。商业世界的一切资源，例如产品、服务、物资、甚至劳动力的时间都可以通过数学转化成特定量的一般等价物，商业世界也因此天然的具有将外部世界不断数学化的特点。任何新的商业组织会被一般等价物强制进行数学化，否则就无法进入交易市场。市场中的所有商业组织的发展状况都可以用一般等价物来评估和衡量。
慈善起源于善念。人类在生物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同理心，当看到同类遭逢苦难之时会为其境遇而悲悯，当这种情感体验达到一定程度，个体就会采取行动予以某种形式的帮助。而这种帮助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消耗自己的一般等价物以助其脱离困境。但是唤起人类同理心的因素却是多样的，这些因素可能包括贫困、残障、疾病、缺少庇护（失去双亲的孤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建立了更多关于文明的共识，接受教育、享有尊严、爱护环境、保护动物等更多事物也成为唤起同理心的因素，慈善的种类也进一步扩大。
现代社会中的慈善，逐渐从零散的个体行为演化为结构性的群体行为。人们处于对生存环境安定和发展的需要，从个人权利中让渡部分自然权利，组成公共权利，即政府，来制定法律法规、组建暴力机关，用以建立稳定安全的环境与秩序，个体得以在其中发展。而由于人口和环境资源局限，以及商业世界数学化扩大带来的不平等，政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平与发展的环境，从整体上社会可能在进步，但对个体来说并不如此。许多问题仅靠政府和商业难以解决。因此越来越多的个体拿出私有资源用于补足未被满足的公共福祉，或结社建立更为专业的组织来改善社会。
然而，人们对应该优先改善什么公共福祉、每种公共福祉的重要性如何拥有全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扶贫应该优于教育，有人认为教育应该重于环保，也有人认为动物保护比垃圾分类更重要。各种福祉之间也缺少可以进行换算的一般等价物。更准确的说，由于公共福祉本身是一种价值取向，其一切选择和权利的行驶完全基于私人资源和自由意志，没有任何外部力量的束缚。因此，慈善在整体上无法被数学化，其重要性和发展更依赖观念共识的建立而非一般等价物。换句话说，慈善可以被说服，但难以被强制。慈善领域也因此区别于商业领域，无法选取单一恒量进行考查。
事实上一直有人希望能用数学方法来界定公共福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哲学家密尔和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道德哲学。其核心概念是追求最大的善。最大善的计算依靠某种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是“负的快乐”。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然而，对快乐和痛苦的赋值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功利主义提出了数学化的思想，也确实深刻影响了现代社会的立法等制度安排，但却因为度量衡的缺失难以成为像货币一样的通用工具，因此无法被使用。
但是，这并不代表慈善领域不可能产生任何一般等价物。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干脆面作为零食的代表曾风行一时。为了进行销售，商家会在干脆面里放置一些学生喜欢的物品，例如某本小说中的人物，或是被雕刻的塑料片。由于干脆面的销量非常大，且主要人群是学生，因此在学生之间这些物品在一定程度上为了“通货”，学生可以用它们来置换物品，甚至代写作业。在监狱里，泡面、辣椒酱甚至痔疮膏也都可能成为通货。这些物品在特定条件下的作用远超货币。可以看到，在限定环境下，当满足一定条件时，是可能在局部范围出现一般等价物的，慈善领域也是如此。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MSI）是一家在英国注册的慈善机构，也是全球性与生殖健康领域最知名的组织之一。MSI的使命是Children by choice not chance，希望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是母亲的选择，而不是意外。因此MSI的主要业务就是在全球30余个国家为女性提供优质的避孕服务和安全流产，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和孕产妇死亡。MSI历年全球影响力报告最核心的指标叫做CYP（Couple Years of Protection,伴侣保护年），CYP就是局部慈善领域中一般等价物的典型案例。
CYP是能够让一对异性恋伴侣在一年的时间内有效避孕的计量单位。例如，为女性放置一个宫内节育器可以使其在大约4.5年内有效避孕，CYP就记为4.5，进行一次皮下埋植可以保证3年的有效避孕，CYP就记为3.通过大量医学研究和数学模型。临床上所有的避孕方法都可以转化为CYP。MSI每年对各个国家考核的核心指标之一就是其实现了多少CYP，而作为一个慈善组织，其社会影响力也是通过CYP的总量来衡量。2018MSI全球的CYP总量为3470万，即让3470万对伴侣在一年内实现有效避孕，这个数据可以再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相关影响，例如避免了数百万的意外妊娠、不安全流产和孕产妇死亡，以及减少的数百万英镑公共卫生花费。
CYP不仅是MSI机构的内部指标，同样得到了国际计生联、美国海外开发署等多个国家大型政府、慈善团体的认可，是该行业的一个通行指标。作为对结果的衡量单位，CYP承担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但是CYP的存在依赖于其独特的条件，包括MSI非常聚焦的工作、生殖医学的精确可测量性以及大数量级的市场。在慈善其他领域，很多组织期望制定的“一般等价物”都由于缺少这些特性而难以存活。
那么，既然通用的单一指标无法选取，是否可以有一组指标用来反应慈善实践的状况？
科学公益的范式
四项基本因素及其变化
有趣的是，和许多学科一样，如果让人们对“科学公益”下一个准确定义会非常困难，但一涉及到某项具体实践，人们仅凭直觉就能给出一致性很高的判断。例如，相比2008年汶川地震的救灾场景，过去10年中国民间机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自然灾害救助的反应机制。仅从灾害发生后的物资调配来看，汶川地震时有很多的物资堆积，而现今许多组织可以在短期内处理大量物资，从分类、打包到物流运输，每一步都能实时监测，相同时间处理的总量比起十年前高了数倍。任何一个普通人看到都会说现在的方式更“科学”。
再例如，AB两家机构开发一本针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材料。A机构由机构负责人开发，该负责人是具有十多年经验的心理咨询师。B机构则有一套开发材料的标准流程，所有技术材料都会按照该流程进行。B机构首先会由技术人员搜集所有中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纲要、指南、政策文件以及市面上已有的材料，在回顾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材料。材料开发之后会分别请三个组别，包括相关课题的专家（可能涉及心理学、教育系统、司法等）、一线心理健康教师和中学生，每个组别都会进行结构性的反馈，根据反馈修改材料。之后再使用材料进行测试，测试半年后进行修订并正式发布。
人们几乎会异口同声的说B机构开发材料的方式更“科学”，虽然每个人都明白这个流程并不能保证B机构的材料一定比A机构的好，但是B机构显然更系统，产出材料的质量也都很有保证。对于大型组织来说，都会期望找到这种有完善机制的机构长期合作。
因此，当人们说到“科学公益”时，是指某种产品和服务，较之从前或同类更“好”，更“科学”。那么这个“好”和“科学”指的是什么？虽然理论学界还没有给出界定，但如果考察已有的实践，在大量慈善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归纳出至少四个基本因素。即，如果某项产品或服务在这四个基本因素上发生积极的变化，我们就可以说它更“科学”了，而这个发生积极变化的过程就是“科学公益”：
1.规模化，即产品或服务在数量上的增长。规模化也可以转化为效率，规模化代表着单位时间结果的增加。虽然“小而美”是一种浪漫的慈善形态，但任何以使命为导向的机构必然会走上规模化的道路，因为其根本目标是解决某个社会问题，针对的是与该问题相关的无差别人群。一个为遭受家暴妇女提供救助的机构，无论救助体系多么完善，如果一年结束只服务过两个家暴妇女，都很难说是一个优秀的机构，因为需要接受相关救助的群体数以百万计。
2.质量有效性，即产品或服务是否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例如财商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儿童建立了财务管理的能力或意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例如“陪伴成长”的项目，但是这些陪伴真的帮助目标人群改善了某种状态吗，它们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都是需要进行考察和验证的。某知名互联网公司曾经推出过一款针对视力障碍群体的公益产品。志愿者可以通过APP分配到一段文字，对照文字录入语音，这些文字是某本书中的某个部分。该公司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帮助视障群体“听书”。这个产品中运用到了大量的科技产品，但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有效性几乎为零。对视障群体来说，完全可以通过读屏软件来看书。不同志愿者有着不同的语调、口音和方言，靠这种方式不要说理解书的内容，光分辨声音就很耗精力。而视障者的听力普遍要强于普通人，因此许多视障者读屏软件的速度都是日常语速的3倍以上，志愿者声情并茂的朗读不但毫无帮助反而会消磨耐心。因此，“科学”与否并不依赖于科技的使用，而是必须要产生足够的有效性。
3.质量一致性。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时质量在多大程度上相同，500个培训讲师是否能传递同样的核心信息，有同样的课堂效果。质量一致性和有效性是不同的，例如某个课程通过网络视频开展，质量一致性比起100个讲师分别去讲可能是更高的，但有效性却可能很低。
4.单位成本，即单个产品或单位个体接受服务所花费的成本。单位成本是慈善组织最容易忽略的因素。慈善组织会认为只要开发了某项产品和服务就实现了“可复制性”，但是“可复制”并不依赖于产品本身，而是依赖于其成本。有很多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会提供非常高质量的教育，但是同样需要高额的收费。理论上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不断复制，但慈善面临的基本现实就是资金的缺乏，而这种高昂的成本根本无法实现教育的普及化。
在这四种因素中，因素1是最容易实现评估的。只需要浏览相关记录并抽选验证即可。对一些只有规模化指标的项目，是无需开展专项的评估，因为目标清晰且容易检查。只需要有一个人核对即可。因素4较容易评估，需要用单位时间总的投入除以总的规模。对资助者来说，虽然这些财务数字只有机构内部能够了解，但是很容易通过申请资助的金额和指标来判断，如果其声称单位成本是10元，规模化指标是10000人次的项目，在没有其他结果性指标的前提下申请50万元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素3根据情况相对难评估。一些产品或服务可以直接通过观察、使用或用户评价来了解，一些需要通过考察其管理流程来了解，另一些则需要符合统计学抽样的量化研究。因素4是相对最难的。有效性是慈善机构最常见被询问或质疑的对象，许多声称有效的项目其实并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因此许多机构呼吁要用科学的方式寻找证据，这一点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对于什么是科学的方式却有很多争论。事实上，中国慈善领域这几年探讨火热的“影响力评估”，都是指对质量有效性的评估，其中最为推崇的方法，是源于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随机对照实验，一种非常复杂的评估手段。
20世纪70年代末，医学领域兴起了一场循证实践运动，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循证医学。循证医学理论中三个核心主张之一，就是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而不是专家的经验。因为专家经验很可能是错的，譬如在18世纪，整个西方医学界都非常推崇放血疗法，无论什么疾病都可以放血，但这完全是错误的，就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因为放血疗法而去世。
根据循证医学的标准，证据的有效性是有明确的分级的。例如，单个专家意见和描述性报告是等级最低的，也就是“弱证据”。而最严格的证据，或者说取得证据的黄金标准就是随机对照实验。所以，1990年，美国学者盖亚特提出了“循证医学”的概念。有意思的是，盖亚特在最初用了“科学医学”这个词，不过“科学医学”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因为这意味着其他医学是“不科学的”，后来才被改为更容易接受的“循证医学”。
毫无疑问，随机对照实验因为其严格的流程和方式能够取得非常令人信服的结果，在慈善领域也是一样。但这并不代表没采用这种方式评估的产品或服务就是“不科学的”。对“科学方法”最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科学方法只能是非常复杂的。其实很多时候非常简单的方法也可能是科学的。例如慈善领域对培训人员常见的考评方式是对照量表进行打分，量表上有一系列的选项，以下就是一个常见的量表：
讲师仪表仪态是否端庄大方
讲师课程及PPT是否准备充分
讲师情绪控制是否适宜
板书是否清晰得当
授课过程是否重点突出，并对重点讲解透彻
讲师语言是否清晰
参与考评的人员要依次在每个项进行打分，最终再通过权重折算成一个总分。这种打分看似细致，实质上意义不大。如果我们将打分方式改成听完课只给培训人员打一个总分，会发现这个总分和经过复杂细项得出的结果高度一致。就像在学校里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各有不同，但每一个学生都能轻松分辨出哪些老师会讲课，它们根本无需按照多个细项评分。
这种现象并不只出现在对培训的评价，而是广泛的存在于很多地方。例如知名的餐饮企业海底捞，曾经使用复杂量表对门店进行打分评价，但是随后发现，其实最有效的就是让顾客直接对门店打出一个感受性的总分，这种简单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和复杂评价得出的结果极其相似。但是，人们却很难接受这是“科学”的，因为它看起来过于简单——我们怎么能用这样甚至看似潦草的方式来显示科学性。
在另外一些时候，例如某个项目后，一定范围内的目标人群总体的知识水平或行为是否得到改善，就需要一些符合统计学的量化调查，来消除个体案例的偏差。这时，随机抽样、对照试验和随机对照等方法就派上了用场。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慈善机构在开展有效性评估的时候会选择最佳案例，但是真正应该做的是选择平均甚至最差状况进行评考察。因为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机构总是能找出或通过特别投入制造高有效性案例，而如果该方法在较差条件下也能产生有效性，才是该产品或服务值得继续开展的原因。
这四项因素是考察慈善结果的基本组成部分。任何慈善产品或服务的变化都会带来至少一个基本因素的改变。如果将1-3的提升和4的降低作为积极变化，那么理想的慈善实践有几种表现，例如4项全部有积极改变或是至少1项积极改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为了让某一项有积极改变另外一项不得不消极改变。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医生，就是为了规模化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有效性，但社会整体收益更大。
从学术角度，为了更清晰的界定，也可以借用数学的方式来表达。将4个因素变成数轴的四个方向。任何一种慈善产品或服务都可以在数轴上标出坐标并组成一个四边形。由于下方的单位成本增加对项目来说是负值，因此如果存在一个指数，应当是上方三角形面积与下方三角形面积之差。当产品或服务发生变化时四边形的形状也会发生变化，指数也会变化。因此，是否符合“科学公益”的数学意义，就是指相较既往或同类，新产品或服务的指数是否有正值增加。而推动“科学公益”的意义，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形成观念的共识，认可通过以上四个因素，或是其综合指数来衡量慈善结果。
（上图中，A’B’CD相较ABCD，在质量一致性和单位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规模化和有效性，因此A’B’CD代表的项目更“科学”。如果A’B’CD是某项产品或服务的改进型，那么A’B’CD就符合“科学公益”）
但是，在学术上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理论体系，而从实践角度来说，坐标图和指数会显得冗余而复杂，在实践过程中，只需要观察一下四种因素的变化就非常清楚，资助方也不需要费尽心力进行换算和数学游戏，完全可以通过几个提问和核查记录了解状况，结果和精确的理论化数学计算很可能高度一致，不要忘了海底捞和培训师考评的故事。图形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思路而不是舞弄看上去高级的概念。
观念共识的挑战
由于现代管理学和西方治理（Governance）思想的影响，人们越来越相信“制度性”融合的力量。即将某种事物变成制度的一部分才是常青的基石。在许多时候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所有时候。相信制度的同时，人们很容易忽略观念的力量及其形成过程。如果观念未能改变，制度只会停留在纸面。
长期在中学开展教学工作的人都会知道，千万不要仅以学生互动的情况来判断课程的好坏。中学生对情绪的察觉非常敏感而且聪明，他们能伪装出任何教师想要的教学效果和回应，特别是公开课程中。例如在性教育课上，如果教师一开始提问，中学生的爱情是真的爱情吗？学生马上就会知道，“这个老师是这卦的”，然后做出反应。表示“其实中学还不成熟”、“这种情感并不是真正的爱情”，“我们要等待花开”，并且非常认真的在婚前不发生性行为的承诺书上签字，课后很可能还在反馈纸条上写“这节课非常有用，让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下课后教师为自己的课堂而鼓舞，而他的学生们在和男女朋友愉快的谈恋爱。
慈善领域也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可持续性是现代慈善产品或服务的重要保障，为了推进可持续，几乎所有的资助方在资助流程中都要求慈善组织说明其申请项目的可持续性。这种全行业制度性的嵌入看似将可持续的理念成功地融入慈善价值观之中，但认真考察很可能并非如此。正如中学生那样，所有的受资助者都不约而同的学会了制作完美的可持续证据。一个项目是否真的可持续其实应该从其项目设计和方法考察，而不是让每个申请者花费专门的篇幅论证其可持续。理论上只要资助文件上有这个选项，申请者就绝不会空着这部分内容。
那么如何才能从思想上影响他人从而真正形成观念共识？让我们再次回到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的分野。对自然科学来说，最重要的是结果及其应用。想要理解结果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譬如一个本科生的论文：应用高阶统计量在污染土探地雷达剖面中的分析。没有足够的数学、物理学和工程学知识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但一旦得到结果，许多人都可以直接应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也不需要三角函数是怎么得来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使用三角函数进行计算。
然而，社会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是过程。结果很容易就能明白，但失去过程就没有了意义。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原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个普通的初中生也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如果一个人走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千山万水，他和初中生对这句话理解的层次是完全不同的。
再例如，提到民主很多人以为就是一人一票来进行决策，而民主的精髓恰恰在于人们投票前充分讨论、参与的过程，每种声音都能被听到，每种诉求都允许被表达，人们听完之后，我理解你有这种困难，你明白我有这些关切，相互包容妥协达成共识。即便决策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决策者至少知道某种关切是存在的。如果忽略过程，民主就会成为纯粹的选边站队，完全不想倾听对方的观点，只需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人来为自己投票或者投自己喜欢的票。
因此，“科学公益”的观念共识不在于提出者是谁，甚至不在于资助者联合起来进行制度性安排，而在于慈善从业者广泛参与其讨论的过程，并真正从内心接受这种观念，认可这种观念会帮助慈善实践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这种共识的形成，需要的是更多公开的讨论、交流、分享甚至辩论（有时还需要一些时机和运气），人们在反复提出质疑、挑战并大量实践之后，会发现它或好或坏的作用，从而拥抱、抛弃或修正它。从长远看，总有一种普及性很高的范式会被慈善领域接纳，至于它是否叫“科学公益”，是否以四项基本因素作为其组成，亦或是有其他更有解释力的选择，实践将最终给我们答案。
本文作者为玛丽斯特普中国（MSIC）的项目主管王龙玺。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是以玛丽·斯特普大夫命名的全球生殖健康领域最重要的非官方组织之一。MSIC注册于2000年，通过诊所服务、管理咨询、宣传教育、社会营销四个方面，面向在校青少年、社会青年、流动打工青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开展了一系列的生殖健康宣传教育公益项目，MSIC目前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性教育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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