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乡村振兴是中国社会创新必须面对的重要场景。2020年，深德咨询受邀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共同探索“乡村振兴场景下的社会创新”这一课题。此次研究立足于当前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时期，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考察与案头调研等多种形式，抛砖引玉地探讨社会组织，特别是基金会如何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找准自身角色和定位，推动社会创新，服务国家和社会。乡村振兴议题宏大、内涵丰富，希望本次探索性的研究能够吸引更多机构和个人的关注，共同推动乡村振兴场景下社会创新的新路径、新方法。在友成的授权下，深德将本次研究的主要成果整理成文，以连载形式发布。
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党中央、国务院还专门制定印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五年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是国际秩序的变化调整，“变”的动力来自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以及思想和制度创新，“变”的表现则主要在于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及交往模式等领域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化。
如果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就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央党校史乃聚等学者在乡村振兴战略哲学的研究中提出，“‘变’中蕴含着无限机遇。乡村振兴战略是统筹国内之变革和国际之变局两种形与势，从而实现把握变中之‘机’而做出的历史性决策”。
可以说，乡村振兴既是回应国内外变局中的机遇，也是思想制度和科学技术多重变革的综合体现，更是推动进一步变革的重要动力。
大量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仍处在解决生存问题的阶段，政府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十分重要
据《农村社区发展领域社会组织及资助者名录》统计，全国已有超过170家社会组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乡村振兴工作。这些社会组织基本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对乡村现状与痛点、问题根源等有比较清晰的认知，有较为系统的干预思路，具有“久久围攻”的决心和能力，这些机构能够将自身战略方向与国家重大战略进行有机结合，而不仅局限于项目制参与，但是在数量上极少；
第二类，垂直深耕某一专业领域（如乡村发展规划、养老服务、环境治理等），这些服务也是基层政府最强烈的需求和最主要的资金支持方向，这类机构的重点是打造品牌项目、提高自身生存能力，通过项目给乡村带来收益和改变，目前占据多数；
第三类，研究与实践结合，这类组织以研究机构、高校为代表，通过科研项目在农村开展集干预与研究为一体的工作，过程中会为乡村带来改变，与第二类相比，它们更长于调查研究，但同时项目制特点也更加突出。
访谈中多位专家提到，现阶段参与乡村议题的社会组织——包括本地草根组织与外来的大中型组织——普遍存在资金不足、人力资源不足、力量分散问题。中国农业大学董强老师结合云南河边村实践指出，“公益组织在基层农村往往力不从心，身后没有输送弹药的，找不来人、打不开局面”。资助者圆桌论坛等机构联合发起的“‘活力乡村’中国乡村发展合作网络”对一百余家参与乡村工作的社会组织进行调研发现，79%的受访社会组织每年度用于乡村工作的资金不足100万，近一半（45%）的组织不超过20万，73%的被调研组织中全职从事乡村工作的人员不足5人。
处在生存阶段的社会组织难以回应农村基层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多样需求，同时对与一线工作人员的支持也较为不足。这使得多数乡村议题下的社会组织只能勉强维持本地小规模实践，至于能力提升、规模扩大，成果规模化复制等都较为困难。
成都社治委江维副主任在谈到基层组织面临的挑战时指出，短期内“基层组织不可能有能力和资金吸引、留住优秀人才，这不是基层组织自己的问题，而是环境创造方面的问题，有没有给基层组织扎根当地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换言之，如果认可当前社会组织的基本生存支持，特别是人力资源支持仍是重要问题，政府和社会应积极举措，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减轻其后顾之忧。
只有深度的创新思维才能探索出新发展道路，基金会对乡村振兴的支持要超越单一领域和议题，进入更高层次
我国的现代化道路主要参考西方国家以工业化、城镇化为主的发展模式，截至2018 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9.58%。如果把过去40余年看作现代化进程的前半场，其特点是以农业农村为基础和依托，通过乡村哺育城市，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然而暴露出两个“不平衡”——人与自然关系不平衡，即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人与人关系不平衡，即工农城乡不平等的二元利益分配格局的问题。而这两个不平衡，突出体现在乡村。乡村振兴就是要解决过去形成和产生的问题，是发展与治理观念的整体变化，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下半场。
要解决两个“不平衡”，就意味着过去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主导逻辑需要彻底改变，现有的关于城乡空间结构、城乡关系的传统理论和发展模式也需要重新定义。换言之，未来乡村的发展绝不仅仅是增产增收、环境治理、助老扶幼等单一方面，而需要从思想理论到制度机制再到具体实践的系统性创新。正如中国社科院杨团老师所说，乡村振兴“不仅是农业发展、农民就业，要把乡村振兴当公共品”。
成都社治委江维副主任也提出，“（过去）有很多称之为亮点、经验的东西，都是维持在低纬度盘旋，更关注微观、技术层面。一棵树只在枝叶上下功夫，看起来漂亮，生命力是有问题的，不能解决这个领域广泛的问题。”在乡村社区，基金会不仅需要支持社会组织直接提供服务，也应当引导、支持它们积极参与社区营造，以及更进一步去探索构建地方多元治理结构和机制。事实上，只有在制度架构层面进行探索突破，最终推动法律法规变化，社会创新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综上所述，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是积极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发展机遇，社会组织要从“大变局”的高度理解乡村振兴。当前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正需要更多资金和智力支持，基金会有必要为其输送弹药，更应当充分认识到，乡村振兴是发展与治理观念的整体变化，只有深度的社会创新才能探索新发展道路，对乡村振兴的支持要超越单一领域和议题，进入更高层次，甚至在制度架构层面进行探索突破。
以上是“乡村振兴场景下的社会创新”课题研究系列的开篇，下期将继续分享制约乡村振兴的突出痛点，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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