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7月起，协作者分别在北京、南京、珠海、青岛、江西等4个流动儿童和1个乡村儿童聚集的地区全面启动秋季“流动书桌助学计划”，通过家庭申请-实地走访-评估-审核-资助-陪伴服务，为面临失学的困境儿童提供保障。
“流动书桌助学计划”自2006年发起，至今已经持续了15年。随着本轮困境儿童走访进入尾声，协作者云社工针对“协作者如何服务困境儿童”问题采访了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
李涛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创始人，协作者学院公益导师，民政部首批全国社会工作专业领军人才。
为什么协作者在开展困境救助服务时
重点关注儿童的需要
协作者作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作为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我们的使命就是去关注国家和市场没有办法兼顾的边缘人群和困境人群的福祉，从而去推动社会公平公正发展。同时协作者作为以社会工作为专业主体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也强调解救危难，关注最有需要的人群，增强和恢复他们的社会功能。
所以协作者有责任去发现困境人群和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化服务。协作者在做困境救助服务时关注儿童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从组织的性质和定位来讲，协作者是一个回应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发展造成的流动人口问题的社会组织。城市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农民工的个人流动，还有家庭式的流动，从而带来儿童的流动。
任何的流动，都会给人带来发展机会。但同时，环境的变化也会对人的功能适应带来很大的挑战。如果人不能适应环境，人的功能就会失衡。这个过程中最受挑战的就是儿童，成长环境的任何变动对儿童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在流动中，儿童要重新适应环境，包括重新建立伙伴关系、重新熟悉社区、重新熟悉学校等等。尤其很多农民工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缺乏社会保障，又因流动难以享受到以户籍为单位分配的资源。所以导致流动儿童在接受教育方面的机会和质量，都相对匮乏。除去学校教育，对于儿童成长来说，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也极其重要。在这些方面，很多流动儿童的家庭结构往往是不健全的，比如单亲家庭或者隔代抚养的家庭；或家庭监护照顾能力严重不足，比如虽然父母在身边，但忙于务工，或者是一方有重大疾病，而难以给孩子提供照顾。叠加流动人口社区的基础设施匮乏等等问题，流动儿童尤其是困境流动儿童在接受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方面也有很大障碍。
第二，儿童的成长时期，正是一个人的人格逐渐发育健全的时候。这时儿童更需要预防性、发展性的社会工作服务，而不是等到孩子长大之后，贫穷呈现出代际的传递，儿童因为人格的不健全和社会功能的发育不全，又成为一个新的弱势群体时再去进行补救式的救助。
第三，在协作者的实践服务当中，发现了很多困境儿童。相对于其他的服务，困境儿童服务的挑战性更高，对于专业要求和社会资源链接能力的要求也更高。虽然现在政府包括市场上的一些商业教育机构都在儿童教育方面做了很多的投入，但是这些困境儿童家庭因为制度上的缺陷和经济上的缺陷，没有资质和支付能力去获得这样的服务。这就急需像协作者这样的专业机构进行回应。
第四，儿童阶段关系到一个人的未来，进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未来。美国High/Scope教育研究基金会组织曾开展过关于幼儿教育长期效果研究项目“佩里计划”，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将佩里计划学前教育的开支(包括教职员工资、管理费、房费、孩子的供给)作为投入，把因学前教育而减少特殊教育、拘留审讯费用及以后持续的福利救济费等项支出作为效益，计算结果，每个孩子每学年学前教育投入为4818美元，效益为29000美元，即在学前教育上每投入1美元，其效益为6美元。因此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困境儿童的救助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回归到人的角度，我认为每个成年人都有关怀困境儿童的责任和使命。只要还有一个儿童的生活是不幸福的、发展是受限的，我们成年人就应该做出行动。
困境儿童的困境和他们的需要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人是社会的人，儿童是社会的儿童，我们都生活在系统和结构之中。就拿助学计划来说，看似是家庭无力支付民办学校学费这样简单的事情，但背后是家庭和孩子权能的缺失。而权能缺失的背后是缺乏社会联结，在家庭系统、邻里系统和社区系统中，无法通过联结去获得正式和非正式的资源。这就要求我们除了做好儿童服务外，还要积极的促进这些家庭的社会联结。
因此协作者从2003年秋天开始对第一个贫困农民工的子女开展助学救助以来，我们已经发展出了针对困境儿童需求的系列服务。比如教育救助，亲职教育，一对一成长陪伴服务，同伴支持小组工作，协作者童缘服务、困境儿童自助图书馆等社区教育服务，以及促进儿童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服务，比如社区调研、邻里探访、参观和职业体验等。
在社区自助图书馆中进行活动的孩子
就这样，协作者摸索出了“四位一体”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即以儿童为中心，改善其家庭教育环境，组建多元化陪伴天使志愿者队伍，定期开展陪伴服务；整合协作者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经验，将赋权增能和人与环境等核心理论与手法融入社区儿童服务，提升困境儿童社会认知能力及自我服务和服务他人的能力，建构由主流人群与困境儿童共同参与的互助交流平台，建设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网络。从而为困境儿童营造安全无虞、生活无忧、充满关爱、健康发展的成长环境。从“预防-救助-治疗-发展”四个维度，针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需求开展综合性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去实现对困境儿童需求的系统性回应。
通过“四位一体模式”，协作者帮助以儿童为中心，提升困境家庭链接资源的能力，扩大他们的社会资本，实现更好的社会联结和社会团结。使困境家庭能够扩大他们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从根本上促进他们应对困境、走出困境的能力。因此，协作者做的实际上是一种增强权能的服务，而不是单纯的助学服务。
增强权能理论也提醒我们，面对服务对象应该从个人层面、人际层面和环境层面三个层面介入，应用于困境儿童社会服务中，即从微观层面关注儿童个人的需要，从中观层面关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儿童与同伴的关系，从宏观层面关注文化和政策层面的改变。
因此面对困境儿童，我们既需要关注他们在教育、医疗和生计上的个人需要，也要通过人际关系扩张他们的知识体系和社会资本，并推动他们参与社会倡导与整体社会互动。把现实性的需求和战略性的需求有机的整合在一起。
微观层面的直接救助，大多数社会组织已经很熟悉了，比如发放一些物资、助学金、学习用品等等。但如何做好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服务，对于很多社会组织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在这两个层面，协作者发挥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比如我们鼓励儿童去参与社区调研活动，儿童既通过问题设计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又与社区发生了互动；又比如在困境儿童自助图书馆中，我们不仅给困境儿童提供图书阅读，还让困境儿童担任小馆长，在社会工作者的支持下为社区邻里服务，开展促进儿童社区融入的集体行动。
“新生计划”与背后的挑战
在社会组织进行困境儿童服务时，由于资源有限，需要快速从人群中识别出困境儿童，因此就需要做精准的评估。对于救助对象的遴选，国内外的福利机构（不论是社会化的福利机构还是政府层面的福利机构）都会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机制，比如入户登记调查，看看对方是否符合标准。但在这个过程中，会给服务对象带来一种非常严重的耻辱感，对于儿童来说也是如此。
面对这种情况，协作者把评估看作是和儿童一起去重新认识他过往生活的过程。把访谈作为一个叙事治疗的过程，让困境家庭感受到过去他们是怎么面对挑战的，让孩子看到在应对创伤时，自己和家庭表现出来的一种韧性，还有由此生发的抗逆力。
这样一来，调查的目的不仅仅是评估，而变成了和孩子、和家庭一起重新学习认识自我的过程，变成了重新建构信心的过程。
走访中的协作者社会工作者
上述过程中获得的评估信息，也会帮助我们为困境家庭制定个性化的服务，包括当下的服务和长远的服务。在这次疫情发生后，我们有了很多反思，我们发现看似简单的贫困问题，背后其实都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困境家庭一起，通过系统性的介入，用五到十年的时间与困境作斗争。因此我们对很多困境儿童都会有持续的追踪，制定长远的服务计划。
所以协作者下一步正在计划开展“新生计划”，对每个困境儿童和家庭进行长达5到10年的服务，直到这个家庭的命运可以真正得到改变。当然开展这一计划面对着很多挑战。
首先是高成本的挑战。社会组织在做定制化、追踪化的精准服务时，投入的人力成本和专业成本是非常之高的。但就如托尔斯泰所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生命、每个家庭的困境都有独特性，除了普惠型的服务之外，个性化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
从市场逻辑而言，所谓私人订制的服务往往也是昂贵的。很多时候基金会和政府难以支持和购买这些项目，背后的成本问题需要协作者去克服。同时协作者在本次抗疫救援中发现，当年我们在SARS时期救助的困境家庭，经过我们持续十多年的陪伴，很多家庭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也实现了很好的就业。这些孩子因为从小习得了助人自助的理念，也积极的投入了对社会的奉献当中。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的价值和财富是巨大的。
还有专业性的挑战。对困境儿童进行“四位一体”的服务，需要社会工作者熟练掌握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和技巧，同时还有很强的资源链接和整合能力。尤其任何困境背后都是多元的结构性需求，这就需要组建跨学科团队，除了社会工作者之外，还有心理辅导、学业辅导、生计辅导和法律支援方面的专业工作者。组建和管理跨专业的团队，对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精力投入要求非常之高。
针对这些挑战，在抗疫救援行动过程中，协作者即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困境救助信息化管理平台。把每一个孩子的信息和多元化的服务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加以整合识别，把过往信息进行动态化管理。我们也会在实践中及时总结有效的经验和工具，与大家分享。
自7月-11月，五地协作者陆续启动秋季流动书桌助学计划以来，已经确定第一批资助32名困境儿童，累计发放47300元。截至2019年，协作者共资助453名困境流动儿童顺利上学，并为34247名困境儿童及其父母提供了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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