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2019年全年认定（视同）工伤113.3万人……超过一半受工伤职工因此导致丧失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这是来自《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一组数据，在这组数据背后，又有多少艰难的故事不为人知。
2020年的疫情，令各行各业的蓝领工人失去很多就业机会，而因工致残的蓝领更是“雪上加霜”，他们注定要经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付出更多的努力。
本期简报推出深圳砥砺左撇子工伤工友系列故事，讲述他们受伤后的种种痛楚与无奈，以及他们非同寻常的坚韧与努力。虽然，每个人面对生活的挑战，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可以通过团结互助，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故事三 ：
五金老手小志：工伤后又被迫失业
小志(化名)是四川广安人，今年三十七岁。16岁他就出来闯荡，一去二十年，其中十几年都在五金这一行。2019年，因机器失灵，他两个手指受了伤。冬去春来，有跟老板谈崩的伤心回忆，也有跟新认识的工友吹牛互助的开心时刻。后来恰逢疫情，这几个月见了不少人情冷暖。如今熬了过来，重新找到了工作，却依旧有不小的压力。
因工受伤却被老板劝退
受伤前，小志已经在那个五金厂干了一年多了。去年年末，有一天他检查机器的时候，机器刚好发生故障，切断了他的右手小拇指和无名指。
刚开始老板没说什么，正常送他去医院治疗，厂方按流程给他认定了八级工伤。去年11月出了院，他就直接去上班了，想着上班做点事方便手指康复，厂方顺便带他去社保局结案领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他本以为事情已然过去，过年前的一个多月也都风平浪静。但就在过年之后，老板找上了门来，跟他核查工伤的问题。
当时小志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没领到，这两项只有离职的时候才能赔付，但出于疫情期间不好找工作的考虑，他打算先在厂里干下去，暂时不要这两份赔偿。听了这些之后，老板却主动讲自己为全厂买了雇主责任险，打算去报掉这个保险，给他赔偿金。
小志不放心，向老板要来了保险单号。通过电话咨询，他发现这个保险也是要离职了才能赔付。原则上，这笔钱要在两年之内赔付，但是如果员工还在厂里工作，可以后期再让保险公司延长这个赔付的期限。他反复跟老板解释这一点，但老板并不买账，铁了心想让他走人。3月份的某天中午，老板突然叫他过去办雇主责任险的手续，相当于主动叫他辞职。按老板的说法，“这是为了他好，把这份钱报回来赔给他”，小志自然不接受，哪想到老板招数层出不穷。
3月25号，全厂开始续约劳动合同，唯独他没领到合同。他去办公室问，办事员编了个“还没搞好”的理由把他哄了过去。第二天，全厂的人都签完了，他还是没拿到合同，办事员则是同一说法。直到3月31号，他主动联系老板询问不给签合同的原因，老板就又搬出了“离职才能赔偿”的说法，让他离职，也就这样，在疫情失业潮的当口，小志失去了工作。
按实际工资赔付为何这么难？
失业后，一头雾水的小志想着至少跟老板把赔偿金拿到，但和很多工友的遭遇相同，他的老板也想要按照深圳最低工资2200元而不是实际工资来赔付。小志听了恼火得很，却一时理不清争取权益的思路，这时他想起了公益机构的朋友。
养伤期间，他在医院里面呆的时间长了，也和病友熟了。大家也会聊到一些工伤权益的事情，比如一般工会每周都来医院探访并给工伤工人一笔慰问金。当时有个工友在工伤交流群，里面很多都是受过工伤的工友，是过来人，懂得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他想着也可以学习一下，不至于被老板忽悠，就加了进来。在机构人员的例行探访中，他认识了工作人员，学到了很多。在自己受伤之前，因为做的久了，在工伤方面多多少少有些模糊的了解，但在和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有经验的工伤工友交流的过程中，他终于能理解那些白纸黑字上的条文，用小志的话说，他算是有了底气，能够理直气壮的去申请劳动仲裁。
5月23号，通过调解，双方最后达成了共识，按实际工资赔付，不过老板要求分期付款，期限到明年的五月份。如今小志也就只能盼着老板不要出尔反尔，哪个月赌博或者厂子出事了，就不给他转钱了。
这个行业工伤是“家常便饭”
“像我们这种五金行业，工伤虽然说并非家常便饭，但也算相当熟悉，早就见麻木了。”小志谈起过往受过伤的工友，多少有些无可奈何。这么些年，他自己亲眼见过的工伤怎么说也有几十个，去年就至少有三个人受伤。
说到受伤的原因，他有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下雨天走山路一样，跟人讲，要小心哦，不要滑倒，还是很容易滑倒的嘛。”受伤这件事，虽然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工人不小心，但是实际上更严重的问题是目前很多厂里的安全系统比较糟糕，本身就容易出事故，要求人很小心留意不受伤是很难的。五金行业的小厂多，规范性更是不如大厂。
小志也提到，相比十几年前，这几年深圳安全生产方面算是提升了一些，工人们多少都有了些安全意识，五金这种高危行业的老板也多数开始给员工配齐工伤保险和社保来减少麻烦。但是老板是不是就一定多花了钱呢？未必。
针对这个问题，小志算了几笔账。在实际操作中，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就要同时购买其他三险一金，唯独漏掉了养老保险，所以老板不给五金厂的员工买养老保险也是常见的事。除此之外，按道理讲，养伤期间员工应该拿受伤前的正常工资，但是不少老板只给最低工资，甚至还有的不给，又少支出了很多。
小志的老板原先就想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给他付半个月的工资，但是小志没被忽悠，争回了正常工资，老板却又要扣掉他的全勤奖，小志又去劳动局争取到了调解从而拿到了奖金。相比之下，有些没有经验的工友就只能忍气吞声。小志曾经看到过几位受伤的工友纱布都还没取下来就回到了厂里工作，缘由不难理解，是生活所迫，也是老板所迫。
一笔笔帐算下来，小志语调也升高了一些，生气而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能留了这些漏洞给老板钻，不强制老板买齐五险一金。今年疫情，有些小厂也放了长假，大厂还会给点补贴，小厂给工人的只是一句通知。打工的朋友一般心肠都不坏，老板没生意做，真的有难处，他们也能体谅，所以说打工者不难摆平。
“劳动者的权益好像很难维护到，老板的权益好像很容易就维护到了。我们也不是要搞什么事情，就是受了伤要赔付这种简简单单的合法的要求就是很难实现，寒了我们受伤工人的心。平时老板有事，我们可以体恤，现在我们受了伤，却是这种待遇，只能说是真心换不了人心。”
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失业受伤又碰上疫情，小志感叹如今就业压力属实不小，条条去路盘算过来，各有各的难处。当下这个形势，不受伤都很难找工作，更别提找和以前工资待遇差不多的。如今受了工伤，再去其他厂，他有些担心会不会被人介意。而且如今进厂，工资也是相当有限。说到这点，小志忍不住有些愤懑。那些电子厂，说是按劳动法办事，但老板们都很精明，东搞西搞钻空子，一个月下来工资也就是四千多，要是再买社保、吃饭、付房租水电，这钱也就没了。
很多厂说“包住”，但实际上他们说的包住只是提供了房子在那边住而已，水电费还是要自己掏，“包吃”就只能说是厂里有个食堂，自己掏钱吃饭，以前有不少厂要求员工必须在饭堂吃，不吃就不给生活费。如今什么都涨价，就是工人工资不涨，这么折腾下来，进厂未必是好选择。
出院之后，他也曾经去左撇子早餐店和陈师傅学习如何做早餐。尽管他很佩服陈师傅，也和工友们玩的很开心，但是对于真正开始做早餐这一行，他比较慎重。虽然现在受疫情影响，店租便宜，看起来做早餐有优势，但是生意却也不多，等到经济好转了，物价和房租也要涨回去了。打工者一般没什么本钱，不容易扛下去。
这么兜兜转转下来，他最终选择去一家加盟便利店上夜班，老板上白班，他上夜班，从晚上十点上到第二天早上的九点，平均每天十一个小时左右，一个月也难休息一天。刚开始的时候黑白颠倒，他多少有些受不了。上班时间也紧张，没什么自己支配的时间。不过他觉得这个比打零工还是相对轻松些。如今也只能先按兵不动，耐心观察一下这一行如何做，有没有可能回老家自己做，再做未来的打算，也尽可能的参加砥砺左撇子的再就业讲座以及线下的活动。
“如今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小志说。
故事四：
贺大姐：做自己的事不受气、还自由
今年47岁的贺大姐是湖南人，她打工多年，性格开朗，因机器失灵右手受伤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从工伤的阴影中走出来。后来尝试做豆浆生意，又找回了对生活的信心。
我受伤了却不敢回家
1993年贺大姐来到东莞，在寮步一个啤酒饮料厂做事。那个时候，她每天晚上下班就看看录像吃点夜宵。看录像2元，一个炒粉2元。有老乡卖水果和开理发店，有时间就去店里玩或者帮忙，很自由，工资不知不觉就这样玩没了，最后连回去过年的路费都没有。“但觉得最开心的就是那一年了。”回忆当初，贺大姐脸上露出了笑容。
2006年5月，贺大姐在大岭山进了一个加工烤炉的五金厂，老板是台湾人，整个工厂有四五百人。她负责开冲床，做了10个月就受伤了。
贺大姐说：“那是2007年3月12日晚上8点多，机器没有防护也没有红外线，在压模具的时候机器失灵了，把我的右手压断了。马上被送到医院，因手伤势严重，做了三次手术才治疗好。每一次手术都是在痛苦中度过。原本我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可那个时候真想死了算了，活着没意思。我住院80多天，每天心情都不好。住院期间有人护理，老公每天下班也都在医院陪伴我，不离不弃。出院后每天都是用毛巾盖着手，才敢出门，生怕别人看到自己的伤手。”
后来贺大姐遇到了砥砺左撇子工伤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开始经常参加一些砥砺举办的帮扶活动，他们希望贺大姐的心情能慢慢好起来。
“我右手受伤，手掌压掉了一半，评到五级。手现在还是很痛，特别是碰到冰和冷的东西，拿刀切青菜还可以，但切肉不够力。老公的奶奶很疼爱我，早知道我断了手，但在她2008年去世前我才回去看她老人家。因为我一直不敢回家，不敢面对家人和亲戚，过年过节都是老公一人回去。感觉自己少了东西，不敢去面对，也怕乡邻的闲言碎语！” 自己受伤的经历总是让贺大姐心有余悸。
开了多少次庭，我已记不清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人家看你让他看去，这是劳动伤害，不是偷不是抢，不丢人。要丢人也是老板没做好安全生产，他感到丢人才对，手受伤已经发生了，回避不是办法。”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工伤工友经常给贺大姐做心理疏导，直到贺大姐慢慢不用毛巾盖着伤手，敢于面对大家。
为了维权，贺大姐不记得自己打了多少次官司，开了多少次庭，反正每年都要打，打了好几年才结束。
2007年8月贺大姐回去上班，公司给她调岗去做保安。工资开始没降，但总是被厂方为难，让她做些完成不了的或其他保安不想做的事。比如在大门口做门卫，来客登记，可贺大姐右手受伤，登记时速度慢，被顾客投诉，又被换到其他岗位。后来因为打官司，厂方就更为难她。还在休养期间，就安排她去喂狗、早上做早操跑步、上车间。上夜班，夜里冷，贺大姐的手冻得又红又肿又痛。甚至有人请假需要人就让她顶，不分班次。受伤前贺大姐不算加班每月工资1200元，做保安后只按底薪770元算，还没有加班费。
更过分的是，贺大姐与保安同岗，但不同酬，不安排周末加班。保安有奖金、年终奖、加班费，一个月2000多工资，但她只能领个底薪。
很明显，厂方就是想逼她离开，最后贺大姐实在受不了辞工出厂。贺大姐离职后，一个工伤六级的女孩接了岗。她连保安服与工服都没有，不安排加班，也不通知参加厂里的活动，很明显是逼她走人。所幸，贺大姐辞职后，可能因为打官司多了，厂方怕了，很顺利的给了她补偿和工资。后面受伤的工友都按贺大姐打官司争取到的标准赔偿。有的工友说：“贺大姐不错，我们的待遇高了，她的功劳不少”。
豆浆摊上，找回自信
“我很早就在想做豆浆生意。参加了左撇子培训后的第二个月就开始卖豆浆。工伤赔偿的钱投资豆浆，具体投资多少，我没数，没理财概念。心里的事太多，记忆力很差，要我做帐还不如要我命。”贺大姐爽朗的笑了，看来卖豆浆是她所爱。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贺大姐在家把豆子和水都做好，在老公的帮助下用三轮车把豆子、水、豆浆机等设备运到摊位开始现磨现卖。从5点多卖到7:40收工，这也是大家上下班时间，人流比较多。平时每日销量在60～70杯，周末只有40多杯，在现在物价高涨的情况下这个量只能保本，没什么利润。“我的生意在所有加盟店中不算好的，但做这豆浆生意我感觉很高兴。”贺大姐很知足。
最让贺大姐欣慰的是，早上人多，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好多顾客就自己动手装豆浆、盖杯子盖，然后把钱放到桌上边喝边走了。
“当顾客拿着一百元的、五十元的来付钱，我没时间找或没零钱找时，就让他们改天给。过后其实我一般都不记得是谁了，但第二天顾客来买豆浆时会告诉我一声，然后把昨天的今天的一起付了。有时找顾客钱，不小心会多找但好几次都是顾客笑着把钱还我，说我多找了。”贺大姐说，“有一个顾客天天来喝，有次卖完了只剩下半杯，我说不好意思只剩半杯了，不收你的钱了，顾客说那不行，然后把钱放下就走了。虽然也遇到过两个顾客喝了几杯未给钱之后还一直不来买，但我所面对的顾客大都很好，很懂得彼此尊重。”
开工不到一个月，开心的故事却好多好多，现在虽然销量还不够好，但贺大姐很有信心。她说：“我感觉做点小生意挺好，钱来的快，天天都有，有钱花。总之做自己的事不受气，自由，不被人骂。”
素材提供：砥砺左撇子工伤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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