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福特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推动影响力投资的生态系统建设，支持平台机构的创立和发展，支持相关研究和试点。基金会自身践行使命相关投资，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实现基金会的使命。特转发第五届社企论坛的这篇推文以飨读者。
以下文章来源于BCorpsCN共益企业 ，作者B Corps China
BCorpsCN共益企业
信息技术
2020年10月31日，由乐平基金会作为轮值主席，承办的第五届社企论坛，顺利落下帷幕。共益企业中国团队也于10月30日下午，携手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福特基金会及多家共益企业，以“重启美好生活”为分论坛主题，以资本为切入的议题导向，与具有长远眼光、看向未来布局的资本方，共同探讨了资本为商业赋能、为兼顾社会责任的企业赋能、为构建新的商业生态赋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本次论坛通过三个层次的讨论，希望激发更多相关方的加入，共同探索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实践之路。本文也将以上、中、下篇的结构，为大家传递来自于论坛的核心内容及框架性探讨，为关注该领域话题的受众带来更多的思考，促进可持续商业生态的形成。
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
以下内容版权：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
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咨询服务副总监
林卓敏 女士
关于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APS）：
一所以行动为导向的独立的研究和咨询机构，总部位于香港，主要工作方向涉及对18个亚洲经济体的对比研究，使命订立为：提高民间社会投资的质量和数量，以便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CAPS主要进行三个类型的研究：政策、应用、客户定制。
在2019年，CAPS展开的一项对亚洲六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印尼、泰国和巴基斯坦）的社企和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对比研究 ——《营商向善》。这其中，同时也进行了一个对中国和印度的行业和市场的概述，研究的目的是想找出有哪些关键的因素能促进初创期的社企和生态系统的蓬勃发展。有研究表明，只有早期的社企有机会得到发展，才能成就一个成熟的生态体系。
社企的定义与数量值得关注
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采集：采访了140个利益相关者，也进行了对584家社企的问卷调查。调查后的初步估计是：亚洲的6个经济体的社企大概有120多万家，而在中国和印度两个最大市场，社企可能达到350多万家。中国社企领域，正在得到快速的发展：根据南都基金会和社企论坛的一个比较宽口径的统计，社企的数目大概在1684家到175万之间，这中间的差距非常大，是因为各种定义和标准不是非常一致。
这个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要实现其充分的潜力还存在不少的挑战，就影响力投资来讲，实际的交易也是相对地有限的，成功的推出的例子就更加屈指可数了。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障碍呢？有什么可行的方法可以减轻这些阻碍的因素呢？
影响力投资面临的挑战
1. 定义的差异一定程度限制了外界对其的了解
社企和影响力投资的各种定义和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什么是社会企业，什么是影响力投资，世界各界乃至于公益社会部门和商界本身的从业人员对其定义都是模糊不清的，专家学者和各级政府对此意见也不一，这就限制了外界对新兴行业的整体了解，也不利于其发展的壮大。尽管社企的概念于2006年才引入中国，但是这类社会组织的形态早已经存在。比如说中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颁布民非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之后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这其中很多的机构都符合社企的一般标准。为了理清概念，提供一系列的支持，不少的中国市区及政府，像成都、北京、深圳福田和佛山等都颁布了一系列的登记、支持等措施，想促进该行业的发展。
影响力投资领域而言，主要的理解分歧存在于对投资回报的预期，是不是一定要创造积极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力就必须牺牲对收益的预期呢？有没有和平在兼顾影响力的同时，也能够达到甚至超出平均的市场投资回报率呢？
2. 投资标的偏小偏早期
通常来说，传统的投资者对小的投资标的缺乏兴趣，CAPS的研究中发现，受访的初创和天使投资期的社企，表示他们的资金寻求大概介于25000到5万美金左右，折换成人民币的话，就相当于16万7000到33万5000人民币左右，这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投资金额。这种小的投资标的对于传统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来说，不太具有吸引力，另外不管金额再小，他们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尽职调查，而通常这个过程是比较烦琐而昂贵的。渐渐有一些投资公司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调整他们的投资策略以满足市场的资金需求。比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道资本（Dao Ventures）就报告说他们有提供比较小的天使投资金额，从3000元人民币到13万4000人民币不等。
3. 退出方式相对单一
因为亚洲的社企仍处于初始的新兴发展阶段，对于私人投资公司来讲，缺乏对传统投资那样的一个清晰的退出路径，即使在发展相对成熟的印度市场来说也是如此。通常来讲投资公司青睐的退出方式是向其他财务或战略投资者转让股权或者IPO，但是在社企行业能够达到IPO规模的这种企业并不常见。
上述的这些挑战对于影响力投资来说，是一方面；然而，另外一方面，对于社企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因为私人投资公司青睐大的投资标的和具有清晰的退出路径的公司，这就意味着初创的需要小额资金规模的社企就往往难以融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缺少资金注入的社企也往往比较难发展壮大。尽管前面所说的各种挑战的确存在，我们也发现在中国有一些特定的行业相关的社企吸引到了比较多的资本关注。比如食品，在线教育，环境保护和能源板块等。绿色星期一（Green Monday）和蓝洁士等就是这些行业的几个例子。
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大家更多的有益的讨论和实践。
1:
影响力投资者可以采取更广泛的投资组合，确定一个总的投资目标，这样就可以兼顾社会环境和财务回报的不同取向，在不同的角度，从左侧最注重社会回报到最右侧对注重财务回报当中选取不同的符合你们要求的社企，这样就可以投资于更多的不同类型、阶段和行业的社企，也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
2:
考虑划拨一小部分资金作为催化的资本，以承担早期的风险。有机会通过提供催化资本的话，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这样就可以分担总体的投资风险。
3:
影响力投资者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可以与所投资的社企一起来制定影响力投资的评估标准。
4:
分享自己的经验很重要。我们听到很多的投资公司是非常有意愿想进入这个领域的，可是他们缺乏经验，也不知道怎么样开始，所以即使是不一定成功的案例，即使是自己公司一些参与的经验，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同行对这个行业的关注和了解。
5:
对社企的访谈当中，不断地听到他们说除了资金的注入，他们觉得最具有价值的是投资者给他们提供的密切的指导，因为通常投资公司有丰富的商业和财务知识，这些都是社企特别是初创的社企所渴求和缺乏的。
影响力投资的一语双关
充满挑战，亦充满信心
尽管前文的陈述中，有着很多的挑战，但中国目前发展社企和影响力投资的土壤的现状是让人有信心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这个领域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传统的价值是追求和尊重天地人和的，不谋而合和与世界现在新兴的公司经营和投资的理念是相契合的。也就是说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达到与环境和社会的和谐。
影响力投资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它是具备蓝海的市场特征，它的行业竞争相对于传统的投资市场来说是没有那么激烈的，所以我们总体认为这个领域是存在大有作为的空间的。
以下内容版权：福特基金会 撰稿人：谷青
国际头部基金会如何解决
商业和社会价值带来的“矛盾”
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
高倩倩 女士
关于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基金会，在全球一共有11个办事处，在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包括中国代表处在内。福特基金会的使命是减少不平等（一个比较宏观的使命），同时要推动知识、财富和社会资源有公正的共享（福特基金会的全球使命之一）。
作为福特基金会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福特基金会中国代表处的战略有这三个主要部分：
促进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和援助带来公正和可持续的影响；
推动平等的、合理性的方法来应对中美关系的问题；
推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健康的发展。
以上是福特基金会在中国三大资助方向。
影响力投资是实现可持续金融和推动中国公益慈善健康发展的有效方式，所以它也是福特基金会整个资助战略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除了我们的资助工作外，需要强调一下的是，福特基金会本身就是一个金融机构，一个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这可能跟中国的基金会有所不同。
福特基金会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
福特基金会所有的资源都来自基金会的本金（不募捐，也不接受任何捐赠）以及福特基金会投资本金所获得的收益。
美国的基金会有多种类型，我们属于“有本金基金会（endowed foundation）”这一类。另外，根据美国的法律，福特基金会是免税的。我们投资的收益都可以回到本金中来，用以做资助项目。这个是我们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与此同时，这一优势更带来了责任。按照美国法律规定，福特基金会每年需要至少花掉本金的5%用于公益项目上；可以多于5%，但是不可以低于5%。一方面对于福特基金会来说有免税的优势；另一方面更有对社会的责任。本金的另外95%就继续投资到市场中去。
2016年，福特基金会的会长吕德伦先生认识到基金会的资助工作和投资工作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使命是减少全球的不平等，但是95%的本金是投资到金融市场上的。资本的特点是逐利，投资的关注点在于财务回报的最大化，对减少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毫不在意，甚至可能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而我们又恰恰用本金及其投资回报的5%在力争减少不平等，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
基金会的使命是减少不平等，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资源不是用于实现这个目标。吕德伦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用95%的本金来帮助基金会实现其使命？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正因为如此，福特基金会在2017年开始了使命相关投资。从本金中拿出10亿美元，在未来十年用于做使命相关投资。使命相关投资的特点是，一方面，它一定会有财务回报，但是它同时也必须有社会收益，那该如何去做呢？这个双重目标的投资听着非常漂亮，但是做起来非常难。我们有四个不同的策略，在这里暂且分享其中两个。
第一个，可负担的平价住房。这个投资策略主要适用于美国。在美国买不起房子的人特别多，如果你没有房子，你的生活就会不稳定；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家离你工作的地点很远，孩子们上的学校也不怎么好；住房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因此，买不起房就导致了一个比较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此外，可负担的平价住房也属于地产投资项目，可以带来不错的投资收益，虽然可能它的投资收益在所有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中并不是最高的，但是投资收益却非常稳定。
因此，我们的使命相关投资就用于了可负担的平价住房项目。一方面，它可以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相对稳定的投资收益。福特基金会本金投资回报率的目标大概是10-12%，在可负担的住房投资中，我们得到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7-8%。可以看出，可负担的住房领域的投资回报不高，但是它却是可持续的。（因为这个收益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必须花掉的5%）。所以，可负担的住房是我们比较大的使命相关投资的方向。
第二个，基金经理人的多元化。这个也是跟行业相关的，因为福特基金会不是直接投资到市场去的，而是大部分投资到私募股权基金里面，因此，基金的管理人非常关键。如果基金经理不了解社会收益，或者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帮我们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那么，首先我们要培养一些有双重底线回报意识的基金经理；其次，我们要寻求与一些女性基金经理合作，因为她们可能更了解女性获得投资的困难及需求。基金会认为，多元化的基金经理更有可能帮助更多人获得被投资的机会。
三年的工作成果
截至2019年6月，54个可负担的住房项目，为社会提供了25000套平价住房。
如果从中国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个数量可能是比较少的，但是在美国它是占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的，因此这个项目的总体评价还是比较成功的。
从多元化角度来看，在房地产行业，传统市场投资人所投的项目仅有1.8%是由女性所有，而福特基金会使命相关投资所投项目40%为女性所有。在私募股权基金中，在传统市场投资人所投项目中仅有5.2%为女性所有，而福特基金会使命相关投资所投项目40%为女性所有，超出行业平均值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有助于实现使命相关投资的目标。
密切相关的影响力投资行业发展？
通过项目资助推动影响力投资行业发展。
从影响力投资的发展初期，福特基金会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影响力投资生态系统的发展。在美国和全球，福特基金会资助了一些平台性的机构和网络，例如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IIN），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Global Steering Group on Impact Investing, GSG）,以及美国的影响力投资网络等。我们认为这些平台性机构对整个的生态系统发展非常有利，所以我们通过提供资助的方式来推动行业发展。
我们知道，影响力投资的发展在中国面临一定的挑战（包括研究不足），基于这样的共识，福特基金会资助了很多影响力投资领域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APS）相关研究的支持。感谢他们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帮助我们更加明晰行业发展的挑战是什么，瓶颈在哪里。福特基金会再根据研究结论去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与中国伙伴一起，通过在中国的项目资助，去推动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发展。
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厘清，刚才林卓敏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要通过研究、研讨帮助这个行业充分理解影响力投资是什么、如何做。与我们在国际层面的推动工作一样，我们还是希望找到中国平台性的机构，帮助他们发展。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基金会，可以找到一些桥梁和机会，帮助在中国国内做影响力投资的人与他们在国际上的同道们建立交流与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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