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王世贞的书，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中王世贞的著作就有10多部，深感《四库总目》所言“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并非虚言。后来“禁毁”、“存目”、“未修”等大型四库系列丛书出了，便以为王世贞著作搜集殆尽了。待编纂《王世贞书目类纂》，方知“四库丛书”所收不过冰山一角，方知中国古代文献是一知之尚少的无穷宝藏。待接手“《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重大项目一年后，更发现一个接一个的黑洞、问题，进一步感受到祖宗留下的家业太大了，炎黄子孙肩上的担子何其之重，也感受到古籍整理面临再现与再生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我想就此谈两点粗浅想法。
原点、异点、元素
古籍整理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回到原点问题。最害怕的是做夹生饭，即用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人生意识，读古书、诠释古人，造成四不像。在孟子时代，“读其书、诵其诗”就可以知其人，就可以与古人交朋友，而在今天，并不一定。我们的生活方式、知识结构、观念意识更多是工业文明、西方文明的东西，与古人古书已有“天生隔膜”，难以回到古人的原生状态，更不要说与古人对话、谈心、交朋友了。当然，不是说不行，而是需要时间。我们这个时代是货币化生存时代，讲速度、讲数量、讲指标，不允许你花时间在资料里浸泡，所以回到原点就很难。古籍整理回到原点的内容很多，譬如书能否收集全，版本能否搞清楚，真伪能否分辨，句读有无破句，画专名线人名、地名、物名、星名、佛名、仙名是否搞错，等等。仅举一版本例子，单一部《弇州山人四部稿》，以前人们只知有万历四年的180卷本和万历五年的174卷本。我们用了一年时间发现了最早的无序本、附刻《附遗家兄元美书》本、音韵批注本、190卷《弇州集》本、6卷清抄本等新版本；而仅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变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我们已发现23种王世贞著作的新版本，然而尚有许多未知的“新大陆”，离回到版本原点还很远。又譬如辨伪。王世贞著作的伪书甚多，我们虽然已澄清了数十种，然要将文人和书商搞乱的东西剔除干净，谈何容易！那么，如何努力靠近原点呢？我们采用了搞大型“王世贞数据库”的方法，将王世贞善本、异版书、补编书、选编书、存疑书一同放入数据库内，尽力还原王世贞著作的全貌。
所谓异点是指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绝活，都有他人所不可替代性，应给他们定位。譬如李贽与王世贞是同时代的人，一个以弄清生死大学问为命，要做思想领袖；一个以诗文为命，要做太史公、文坛领袖，各有其亮点。有人说王世贞比不上李贽，那是就思想影响而言。若论文学，李贽那近乎歪诗却入不了王世贞眼。异点是中国文化丰富性的表现，而过去我们只讲形而上，只讲共性，只讲儒释道，只讲经典，而遮蔽了数以万计的文人的异彩纷呈的丰富性。文献的整理就是要复现文人的异性和丰富性。怎么复现呢？就是在整理《全集》基础上做体现其异点的选集。王世贞的诗有好几千首，鱼目混珠。然确有珠，如拟古乐府写爱情的小诗，可与唐绝句媲美，选集就可以凸显其异彩灵光。
正因每部文集都有异点、亮点，所以古籍整理者，在再现原生态基础上，也需将其亮点拎出来，并看到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功能元素——中华文化元素。譬如李贽将佛教视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故而在佛性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发展为一种包含一定程度自由平等意识的人生哲学。将“好货”、“好色”视为人的天性引入人性论，从而在哲学层面与西方人本主义更为接近。说明中国文化也可以孳生出以需求为本的人性观和自由平等意识。而王世贞更看重人情，不仅诗要写“性灵”真情，而且后半生病魔缠身，戒酒戒肉戒女人，就是不能戒文笔债、人情债。而以家族血缘为本的人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在《全集》整理同时，召开王世贞国际学术研讨会，共同发掘其文献中的真元素，这也是古籍整理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三者中，原点、异点是“再现”，元素发掘是“再生”。
古籍整理存在点、线、面三类，就其关系而言，左东岭先生在“长三角古文献整理暨《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会”上讲得很好。他说“点的文献整理突破，往往可以带动线和面的增加”。好就好在他说得合乎实际。往往是你在搞个人文集或家族文集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连串东西都需要搞，而且愈搞愈多，大有不能穷尽之慨。于是便由点到线再到面，引起连环反应。这是古籍整理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就以《王世贞全集》整理为例，《全集》要按时间先后编排，你就要搞《王世贞著述编年》。搞了编年，就理出了王世贞生平的更详细资料，遂有《王世贞年谱长编》。因涉足王世贞交游的复杂殿堂，遂有《交游考》。于是又发现了王世贞与“后七子”、“广五子”、“续五子”、“后五子”之间的关系，与嘉靖至万历朝首辅间的关系……于是生出一连串题目。由点及面，由小及大，觉得有做不完的事，不仅自己做不完，两三代都做不完。这种课题拓展性连环式的自然生发，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已刨出了一亩三分地，有了较好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层层拓展、叠加，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我想，国家社科规划办也可能会更多支持这类拓展性、连环式课题的申报。
除了这一条外，我提出长三角古文献整理的总体思路的另一重要理由，就是文化的地域性以及地域的古今延续性。中国文化原本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色彩，这是毋庸赘言的，所以既讲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又讲地域性才合乎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当今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有其历史文化的沉淀并体现其独特性，长三角经济发展区（城市群）尤其如此。明清时期长三角就是进士状元的聚集地，新文化生长地，经济最发达的富饶地区。今天的长三角现象是明清以来长三角文化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研究长三角经济文化现象，就要从明清以来的文献整理开始，寻找其发展的基础、必然性，提炼出长三角文化的核心内涵，促进长三角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从而带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文化强国的历史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从事文史研究者应当义不容辞地成为历史使命的担当者。应当开启长三角古文献整理的系统工程，有计划、有步骤地发掘整理长三角的历史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元素的整合和地域文化个性的提炼。这是文化强国强省强市的第一工程。要完成这一重大工程，没有高校的力量不行，单靠高校的力量也不行。最好的方法应是地方政府与高校联手，加强区域文化的研究与建设，率先在全国打造新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强国发展模式。以上所言由点到面是“再现”，而寻找地域文化核心内涵和当今现象生成之历史必然性，则属于“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