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权与民族复兴是同步发展的。因为民族复兴不只是国家的富强和国力的强大，还必然要求在国际上获得尊重、享受尊严，民族的核心价值能够得到有力的张扬。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就很难在文化上独树一帜，很难维护和发展国家文化主权。中国的文化主权发展集中体现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就没有中国的文化主权。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文化主权诉求，是不可能真正对世界文明产生影响的，这不仅是正在崛起的中国面临的一个紧迫命题，也是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必须承担的大国责任。
国家文化主权实际上最终落在城市上，大的中心城市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趋势下，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竞争，是通过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竞争来实现的。全球化时代，城市之间的直接对话日益频繁。而城市本身，已越来越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支撑点甚至是基本载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是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复兴强调的是核心价值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创新力。深圳作为在国家复兴战略中拥有重要地位和责任担当的中心城市，理应自觉研究和张扬国家文化主权，积极弘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彰显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认同
国家文化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一个国家文化影响力的表现。发展国家文化主权，就是拓展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一个民族如果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就得不到尊重，就没有办法影响世界，也无法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文化昌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发展。
文化主权与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本质一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更是精神支柱。弘扬国家文化主权，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把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以文化艺术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全球交流、展示，得到世界的认可，融入全球主流文化，在世界范围发挥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并持续作用，与全球经济政治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从世界历史发展看，价值观的竞争，不只是概念之争，而且是谁引领历史发展趋势、谁掌握文化前进方向的话语权、谁占领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制高点的争夺。谁有了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谁就能够创造出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从而激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和生产效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就很难在文化上独树一帜，很难维护和发展国家文化主权。一种独立的文明价值观，只有伟大的民族才可能产生和拥有，因而需要备加珍惜，需要有完备的保护体系，同时在保护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实际上，西方政治制度的创新和确立，是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以及新价值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性、个性解放……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大大点燃了被中世纪黑夜笼罩下的欧洲人的激情，西方世界的首创精神，使欧洲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的革命性改造。反观近代中国，恰恰是因为在思想上因循守旧，成了旧的思想文化的奴隶。封建主义思想的长期渗透，使许多人的头脑被好古守旧、尊重权势、畏惧权威的价值观念所禁锢，失去了怀疑精神、批判意识和精神创造力。在近代，清王朝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更缺乏支撑先进社会制度的新思想文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变化，首先就是因为思想解放所带来的体制创新。没有先进的价值观，就不可能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推动中国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心，更不可能走在世界潮流的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是这个国家的核心主张。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点，其中包含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儒家哲学以人为本，那么人以什么为本？我们认为，仁义礼智信是人之本，它阐扬的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标准，也是向世界提出的做人的标准。
儒家学说通过阐发“仁义礼智信”的主旨内涵，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彰显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包括肯定人的尊贵，突显人的价值；推崇人的主体性，强调高尚人格；倡导担当意识和人文情怀；追求社会理想境界和美好精神家园；彰显中华文化的刚健与气节。这些是中华文化中最具人文色彩的内容，是全人类永恒的宝贵精神财富。
历史上，一个民族的复兴，都是汲取历史思想精华并融合时代观念的创新过程。儒家学说不只是存在于传统之中的文化，而且也是“返本开新”的文化。在新的时代里，它的一些传承千年的思想价值和道德观念，已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相融合。在当代中国，“仁”体现的是友善、包容；“义”体现的是平等、正义；“礼”体现的是文明、和谐；“智”体现的是理性、智慧；“信”体现的是道德、诚信。这些价值观念都以时代内涵和传统形式传达给社会大众，既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植根于丰厚的文化积淀。
文化复兴中的价值重建和创新
中国文化主权发展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体现为GDP的迅猛增长，也不单纯是国家实力的显赫，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价值的建构和国际认同。
任何民族复兴都是改革创新的过程。当代中华文明的价值重建，不是古老文明的复归，不是复古，而是在东西文明交融中再造新文明、新价值。因此，必须挖掘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文化，并使两者有机结合，共同构筑国家文化主权。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抽象的普世价值，但是从不否认具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只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才能成为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旗帜，才能提高价值观的国际吸引力和感召力。如果一个国家有了某种在当时似乎具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那么对内可以激发社会活力并将其转化为创造历史的民族自豪感，对外可以成为其他民族和国家向往的对象，从而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这种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是对特定时代国民或人类共同关心问题的把握。在这里，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已经体现在核心价值观的较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核心价值观逐渐发展为大国博弈的新支点”“大国博弈由以政治制度为中心向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迁移，是世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因此，我们必须注重核心价值的建设，着力拓展核心价值观念的普遍世界历史意义，提升国家的文化竞争力或软实力。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经历了一个自我修正、自我确认，最终自我张扬的过程。自我修正是对古代传统价值的调整和革新，自我确认就是中国人对新型价值观及其独特性的普遍认同和维护，自我张扬就是中国文明价值的普遍适用性在世界上得到印证和传扬。这个过程，也与近代以来中国从积贫积弱、备受凌辱，历经独立自主、繁荣富强，到自信自强、复兴崛起的民族奋斗历程相契合。
经过中国文明价值的自我修正、自我确认、自我张扬，有三种文化类型发挥着重大影响和作用，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这三种文化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在这三种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处于主导地位，其他两种文化也在社会上产生着重要影响。这三种文化相互交融发展，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创了中华文化时代发展的新格局，标志着中西古今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有效融合与繁荣发展。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炼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辟了一条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新道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中华民族经过100多年的奋斗、思考、挫折和胜利得出的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兴国之魂。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意义，就是确定和找到一条在精神层面使民族精神发扬光大的道路和目标。它分成国家民族、社会以及个人三个层次，历次的革命运动、改革建设、艰辛探索都没有离开其中的意义，无论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还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围绕着这些核心价值去追寻、去展开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而且反映出中华文化的综合创新和海纳百川，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长久适应性和强大生命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道路和核心价值的构建逐步深化，推动了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使国家文化主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不断拓展和提升，也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媒体关于“中国速度”“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崛起”的评论越来越多。不管评论者动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多元文化的流动交融中，人类未来新文明才有可能诞生。这种新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和超越，是东西方文明融会中的创新和再造。这种新文明应是以人为本的、人道的，在重建人类和谐心灵的基础上，培育和塑造和谐的人性、人格、人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新文明又应是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建构人与自然互动共生的关系,使人
“自然之主”变为“自然之友”；这种新文明还应是平等、开放、包容、创新的，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看，未来世界将是多样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广泛交流、学习创新、求同存异应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明智选择。
正如许多学者预言的那样，人类新文明的探索与中华文明的兴起应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在当代，中华文明的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模式。这种文明模式立足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和中华民族特色，放眼当今世界的文明发展，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以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为主体的特色板块，突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传承和发展了古老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传统，展现了在中华文明与人类其他优秀文明交汇的历史进程中海纳百川的磅礴大气，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全球文化话语权的掌控及影响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文化产品的大量输出代表的是文化大国，而真正要成为文化强国，就是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并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要掌握话语权。
国家文化主权的维护和发展，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支撑、以价值创新为动力、以文化话语权为主要标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自我封闭、自说自话的文化传承、文化生产已不复存在，不同文化之间全方位交流、碰撞和融合是发展大势。在这种交流、碰撞和融合中，代表国家文化主权的文化话语权至关重要，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保证国家和民族主体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舍此不能发扬光大国家和民族核心价值，不能保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保障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神圣。
文化话语权表征的是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拓展。在国际关系中，规则和标准的制定通常会不自觉地按照话语权的大小行事。事实上，在追求开放国际市场的同时，某些西方国家致力于西方政治和文化价值的推广，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文化支配权，把经济全球化变成一场文化扩张运动，就是通过不断扩大文化话语权，推广其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通过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来建立起文化支配权，通过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推动来提升其价值影响力。
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日益发展，国家民族核心价值的渗透是以文化产品、信息传播等方式来进行的，比如电影、广播电视节目、流行音乐、新闻出版物，游戏软件、互联网内容等文化产品贸易。
根据莱斯特·布朗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状况报告，全球一体化正在造成一个20∶80的人类社会，世界上1/5的最富裕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这些最富裕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不断扩充自己的话语权，最大程度实现本国、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他们国家核心价值、文化艺术准则、生活方式的渗透是以文化产品、信息传播等方式来进行。
对比美国等西方文化产业强国，我国在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产品的输出方面，依然存在巨大差距。据统计，2011年我国图书出口3276.61万美元，进口11666.91万美元；期刊出口573.44万美元，进口13906.17万美元；报纸出口55.46万美元，进口2800.18万美元；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口1502.43万美元，出口14134.78万美元。仅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文化产品进出口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中国的文化输出能力仍然亟须加强。
文化话语权作为国家文化主权的一个基本内容，包括自身文化建设是否跻身全球主流文化空间，是否能平等参与国际交流并参与国际规则的建立，是否有强大的文化产业作为基础支撑。这些要素集中体现于一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地位。
为什么一座城市要肩负国家文化主权的职责？这是因为，全球化时代，城市之间的直接对话越来越频繁。当今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战略意图、民族文化的载体，已不再是以国家为主要单位，而是通过中心城市或超级城市来实现的。
中心城市的作为决定国家的文化主张和文化力量。美国著名城市建筑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综观国际上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竞争，往往以中心城市的文化软实力竞争为基本单元。那些世界性的超级大城市群，代表了国家意志的表达，代表了国家软实力的竞争。
美国的纽约音乐节，每年吸引几百万的各国音乐爱好者参加，从街舞到传统的意大利歌剧，从爵士乐到摇滚乐，各种音乐流派和各种表演艺术形式汇聚于此，将公园、广场、街头、人行道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舞台，使听一场音乐会成为去纽约旅游的重要内容，构成了纽约“世界文化俱乐部”的重要特质。透过这一点，折射出来自于自由、平等和机会所代表的“美国梦”对于世界移民的吸引，体现出美国文化大熔炉的精神气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由平等、创新包容、标新立异、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国家精神。
英国的伦敦设计节，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大事件之一，展示伦敦作为世界设计之都的实力和魅力，为全球设计业提供交流平台，使伦敦成为最有创意的城市之一，其创意产业产值已超过金融业而成为第一产业，2012伦敦奥运会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展示了英国创意产业的强大实力。创意不仅带来财富和就业机会，还有效提升了英国的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形象。英国1997年最早提出“创意产业”概念，提出打造全球创意产业中心，创意产业已成为其经济引擎、就业人口最多产业；世界文化的广集博引，激活了沉寂多时的英国，使昔日的世界中心再度显现出无限活力，令人流连忘返，赢得了“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声誉。
法国的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被誉为“世界艺博会先驱”，是世界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之一，展示了世界当代艺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成为世界现当代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一张“晴雨表”。巴黎时装周，更是有着超过100年的历史，打造了巴黎“世界时装之都”，通过吸纳全世界的时装精英，为全世界营造一个时尚梦，同时将设计师们推上全世界的视野。戛纳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39年，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最顶尖的国际电影节，使这座小镇因国际电影节而闻名世界，成为欧洲有名的旅游胜地和国际名流社交集会场所。这三项大型活动，深深地体现了法兰西民族崇尚时尚、艺术、自由、梦想的国民精神和性格，使其艺术、设计等凭借“法国制造”的商业硕果而闻名海外。
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最大规模、最享盛誉的图书展览，其宗旨是允许世界上任何出版公司展出任何图书，每年会有100多个国家、7000多家出版商和书商、30多万个新品种参加，达成的版权交易占世界全年版权交易总量的75%以上，被誉为“世界出版人的奥运会”，成为“世界文化风向标”。该展使德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图书贸易中心之一，体现了德国人热爱阅读、勤于思考、热衷讨论，善于享受精神生活的乐趣，“用图书丰富国家的智慧”。
贝聿铭曾说过：“人类只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唯有城市将永久存在。”中心城市的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文化最集中、最有竞争力、最有活力的载体，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对话全球主流文化、加强文化话语权方面发挥着领航性、标杆性作用，越来越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支撑点甚至是基本载体。
在国际交流中展示城市鲜明特色
中心城市弘扬国家文化主权，要以国际一流城市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并在交流中形成文化话语权，展示城市文化的鲜明特色。
近年来，深圳先后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设计之都”“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等称号，原创大型合唱交响乐《人文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成功演出，被国际知识界评为“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
娃在为深圳颁发“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证书时曾说：“深圳是全球唯一获得这个荣誉的城市，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全民阅读的重视和热爱。”这些荣誉表面看是深圳获得的，但放在国际上，实则代表了中国人民热爱读书、崇尚求知、坚守优秀价值的形象。国际上的赞叹和肯定，不仅仅是对深圳这座城市，而是深圳所代表的中国。当然，同时也张扬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创造活力和创意能力。
为什么是深圳？
这是因为，深圳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作为在国家战略中拥有重要地位和责任担当的中心城市，在其推动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确立将城市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远大的抱负，因而具备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深圳十几年前提出“文化立市”战略的时候，并没有只是局限于深圳自身的文化到底能发展成怎样的规模或特色，而是着眼于深圳在中华文化复兴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因此，弘扬国家文化主权，对于深圳这样一个年轻的、充满创新精神、具有远大抱负，并且承担着国家改革开放历史使命的城市，更具有使命意义和担当精神。近年来，深圳靠着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创造了文化发展的奇迹，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城市文化样本，在世界普遍性文化意义上提供崭新的文化经验。这不仅是深圳的使命和光荣，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需要，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责任所在。
首先，“文化是流动的”奠定了深圳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石。作为只有30多年历史的年轻移民城市，深圳坚持把“文化流动论”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不断吸纳、汇聚、融合来自五湖四海的灿烂文化，依靠文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文化创新实践，在增强文化话语权上作了积极的探索。“文化是流动的”理论决定了文化只有在创新、交流中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流动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这决定了城市文化战略的方向和选择。
其次，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和弘扬国家文化主权建构了城市文化发展的根本支柱。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就是使每位市民都能够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和保护文化产权的权利。与此同时，张扬国家文化主权，就是在吸纳世界优秀文明的基础上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地位，不断拓展国家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唱响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这促使深圳在城市文化发展和推进深圳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有更大作为。
可以说，“文化是流动的”和公民文化权利、国家文化主权，正是构成当今一切文化现象、文化活动、文化演变的基点与根源，也是多年来深圳文化能够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并主动作为担当起张扬国家文化主权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第一，打造世界文化品牌，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跻身全球主流文化空间。
赢得国际权威机构的城市文化奖项和荣誉，是一座城市扩大国家文化主权的重要途径。2013年深圳获得“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深圳十几年来坚持不懈推动全民阅读的肯定，也是对深圳作为“设计之都”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所做贡献的褒奖。
多年来，深圳把国际通行的“读书”活动做到近乎极致，成为推广全民阅读的世界城市典范，并以连续14年举办“深圳读书月”这一高贵的坚持，激发和促进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培育和涵养市民的求真、求善的人文内涵。深圳的这些经验和做法，用世界城市的通用语言，推广了中华文化中重读书、重薪火传承的文化价值传统，赢得了全球许多城市的尊重和借鉴。
同时，通过推动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把握世界文化脉动，弘扬中华文化价值。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众多国际组织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是开展不同文明间对话、不同文化交流的有效平台，是彰显一个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地，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2013年9月，深圳历时7年原创的大型合唱交响乐《人文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成功上演，开创性地探索开展文化外交，争取了文化话语权，张扬了国家文化主权。
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核心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可与尊重，《人文颂》承载着这样的期望。在《人文颂》之前，极少有中国文艺作品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平台上展示、演出。《人文颂》以自身深厚的文化内涵，以被邀的姿态，充分自信地登上世界文化交流的最高平台，为中华文化走出去闯出一条新路，探索出一条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通道。《人文颂》张扬了国家文化主权，构建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机制，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创新之举。
同年3月，深圳还会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召开了“全球图书业大会”，主导起草并通过了全球图书业发展的《深圳宣言》，标志着中国城市首次主导建立国际图书文化业规则。这次盛会，引起了业界的积极关注和广泛赞誉，深圳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城市对推动图书、阅读行业发展的执著追求的城市精神和形象。
此外，注重争取各专业奖项，在国际舞台上唱响深圳、中国的声音。比如，深圳出版印刷企业荣获印刷业“奥斯卡”奖——美国印制大奖占全国总获奖量的92％，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占全国总获奖量的40％。再如，为鼓励全球优秀年轻设计师脱颖而出，深圳会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举办“深圳创意设计新锐奖”，并永久落户深圳。
第二，构建国家级、国际化的文博会展示交易平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深圳“文博会”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战略举措，其诞生和发展，彰显了深圳乃至中国的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随着文博会走过10年，对这一点也看得愈加清晰。
一方面，对内而言，带动全国以及深圳的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拉动城市经济增长，提升文化软实力。
另一方面，对外来看，文博会承载着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意义。这种走出去显示的是一国文化的真正实力，通过文化产品的出口，在文化产品上附着的文化内容的输出，最终的关键和核心则是促进中华文化价值和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弘扬。十届文博会的历程，就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
从十届深圳文博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走出去，经过了从器物文化到内容文化、价值文化的清晰历程。第一阶段，是文化器物走出去，体现为一般性文化产品的加工和贸易出口。据统计，10年来，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年均增长16.2%，文化服务进出口年均增长24.7%。增长率不低，但对外文化贸易在国家整个对外贸易的比重仍然偏低，核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仍然较突出。第二阶段，是文化内容走出去，打造原创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内容，进入到“文化创造”的阶段。2005年至2006年前后，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鼓励措施，文化产品出口进入新阶段。这也是文博会平台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发力的开始。2006年，文博会正式获准成为UFI（国际展览联盟）认证展会，文博会作为国际性文化产业展会的地位进一步被确定。借助文博会平台，富含中华文化内容的文化产品出口逐步增多，国际影响不断增强。第三个阶段，是文化核心观念走出去阶段，推广核心价值观念、彰显和弘扬中华文化价值，也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高中华文化价值的国际话语权。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通过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推广，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用文化主权、文化产品拓展国家利益，文博会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强大的文化产业是国家、民族乃至城市文化话语权的基础保障。没有强大的文化产业，文化话语权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仅不能保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不能保证国家文化主权的张扬，不能保障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神圣。
近年来，深圳大力实施“文化立市”战略，着力建设文化强市，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发展体系，文化产业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和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深圳的设计业也走向国际舞台，与国际接轨的力度不断深入，呈现出向高端化、品牌化和国际化迈进的态势。在有国际设计界三大奥斯卡奖项之称的红点、IF、G—MARK大奖上，来自深圳的作品频频展现出设计实力，得到国际设计界认可、重视和尊重。
如今，深圳建设了文博会、深圳文交所、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等四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发展平台，成为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口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