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国学丛书》于1月15日在大石桥胡同53号首次举行媒体见面会，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小甫、著名学者陈占国、艺术史论家刘传铭等作为嘉宾出席。艺术史论家刘传铭在接受中国网记者的专访时烟不离手，几缕烟雾缭绕中，更让这位儒雅的学者身上增添了几分禅意。他谈起新常态下的文化形式，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四点，也不忘强调这是他“个人”最希望看到的新常态。采访期间，刘传铭对《论语》中的名言信手拈来，不断强调希望媒体能多多传播并且弘扬传统文化，他也更希望中国能有安安静的时代环境，让史学研究者们能有心境做学问。
新常态下的文化形式
新常态下的文化应该有四个特征：第一，是不断学习，孔子讲学而时习之；第二，要有自我批评精神；第三，要有足够的信心；第四，真理不排斥真理，美好不排斥美好。这是最健康的新常态，也是个人最希望看到的新常态。
我们满怀热情地拥抱新生活，但是我们也无比怀念那些不能丢掉的老传统。目前的情况下，做人的基本态度，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还是应该有理想追求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人，作为中国读书人应该体现家国情怀。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健康的人，应该有大义担当，不能只是考虑自己个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两方面的追求是不一一样的。这个问题往往会被切割，君子也要吃饭，不是说一天到晚只谈“义”不谈“利”。后面孔子还有补充呢，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不是方法，而是道德。所以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要中道而行，要解决“度”的问题。现在往往提到传统文化，就变成热潮，这不是一个应有的状态，也不是传统文化的形式。
现在社会风气变成这样，我们党也在反思、不断修正。严格来说，政治上有些地方是塌方式腐败，治理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猛药也许可以治标，但是不能治本。务必要标本兼治，可能文化就起到了治本的作用。行业有行规，每个人有自律，如果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不说大道理，就是干什么像什么。
中国文化研究缺什么
中国的文化史、思想传播史、或者国学研究史非常缺少一个安安静静的时代环境。新时期，我们看到了希望，大家尽量地排除政治偏见、干扰，也排除一些流行的时代思潮。这个时候，首先要安安静静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做解读，这是当务之急的事。不希望传统文化传播变成运动，不希望变成简单的潮流式的东西。这不仅是毁了我们自己，也毁了传统文化。
现在互联网的“快”，也还是从“器”的角度。工欲善其技，必先利其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是一个传播工具，但并不是思想本身。它传播的是信息和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什么东西，“道”在哪里。用如此优秀的“器”、百变的穿透力、即时传达的优势，我们围绕着中国智慧本身，可以一以贯之。
就像我们那个时代见过的铜钱，也叫钱串子。一根绳子把钱串起来，但首先要有钱，要有宝贝，这个才叫一以贯之。所以我们每一次叙述、每一次围绕传统文化谈论的文章，就像一颗颗珍珠，这些背后应该有作为互联网也好、新媒体旧媒体也好体现的媒体人的良知和效率。
基层官员最该读《论语》
“郡县治，则天下安。”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200名参加中央党校研修班的县委书记座谈，告诫他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
如果谈到县委书记，那就太重要了。县委书记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是介乎低层政权和高层政权中间最重要的环节，他们既可以到北京来倾听最高领导人习主席的话，也可以在地方亲力亲为参与具体工作，所以对他们的要求要高。
第一个要求就是，德不配位的一定要拉下来。如果一个人道德很差，又做了很高的官，这就是德不配位的。不仅仅是贪官污吏这些犯罪之人了，一定是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就要有相应的社会修养和人品学问。第二个要求是，贪腐分子已经属于犯罪范畴了，没有道德底线要严惩。第三，对现在的干部来说，目前谈反贪腐，我们只谈了一种倾向，就是在这样一个强力反腐的情况下，我们会造成误解——贪官等于坏官，清官等于好官。清官固然自己廉洁不贪，但如果不作为，某种方面上对社会、国家的危害同样不会小于贪官。贪官因为犯法犯罪，该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但是这个人做的事，因人废事——从认识论上全部被否定是不应该的，又会造成思想混乱。这个问题在今后的党的思想战线建设上，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任务。
《论语》是中国人的第一本必读书，建议县委书记们都读一读。如果他是个聪明人，读不读对他的收益、个人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都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