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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问题还得经济解决

  有调查显示,中国购房者的年龄结构正显示出低龄化的趋向,购房者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与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这一平均年龄明显要低得多。年轻的“房奴”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一种稳扎稳打、精打细算的务实主义精神很可能在漫长的还贷岁月中最终战胜浪漫主义的冒险精神而成为“房奴”青年的处世之道。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这都隐含着一种危机。房奴令人瞠目的年轻化正在成为一场噩梦,终有一天,为这个噩梦推波助澜的炮制者将自食其果。

  今天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奴年轻化趋势,已经成为大众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各种统计数据在网络上流行。诸如中国2007年平均购房者年龄是34岁,到2010年下降至27岁,同一时间段英国首次购房者平均年龄由33岁上升至37岁。又如日本1983与2008年间,30至40岁年龄层持有住宅率从53.3%降至39%,30岁之下则从17.9降至7.5。这些数据似乎显得乐观,仿佛一夜暴富的中国正在复制当年遍地黄金的美国梦,我们的富裕程度已经将老牌发达国家抛在身后。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这回事情。普通工薪阶层倾毕生积蓄,也难以企望北上广一套100平方米的新建住宅。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实施了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房奴令人瞠目的年轻化成为可能和现实。但是它正在成为一场噩梦。终有一天,为这个噩梦推波助澜的炮制者将自食其果。

  27岁作为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特别是在可与莫斯科和孟买这类畸形高房价城市进行横向比较的当代中国一线城市。这个年龄段是本科毕业5年,硕士毕业两年,博士还未及毕业,他们哪来的能力首付,哪来的胆气贷款呢?但是一切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现实。也许凡是现实的就必有其合理性。我曾经告诉我的孩子,他的父母怎样白手起家,从腾空的研究生宿舍成为新家庭的第一个住房开始,买煤饼,生炉子,用碳烤火,像所有的青年教师一样,在简单的生活中享受家庭的快乐。没想到孩子回答说,你们那是旧社会。他说得理直气壮。的确,时代改变了。在时代改变的同时,游戏规则也改变了。

  今天房奴一代的噩梦后果还没有爆发出来,是因为房价还在上涨。它一方面造就了炒房阶层这样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使认真工作、辛勤劳动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它像麻醉剂一样,使倾双方父母财力,奋不顾身扑入其中的年轻一代,眼前有一线虚幻的光明诱饵,一时可以麻木日常生活的凄风苦雨。27岁正是80后的黄金时代,他们沉溺网络,沉溺游戏,但是他们有是非感和正义感,不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追逐权势;不再愿意像他们父辈那样,在蝇营狗苟、勾心斗角中度过一生。但是现在,对于一线城市的新来者,房子成了他们的噩梦。我问过一位青年教师对于房子有何感受(她是80后的博士,且有联合培养的国外学历,如今在三线城市的一所高校任教。)。她说,当然有啊,我们买房是因为怕以后房价越来越高,为了事业我们想留大城市,但是为了当得起房奴,我们只能去小城市。没有家庭支援的年轻人,真的很难。

  以8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正在改写我们的城市性格。比如,新一代的上海人不复在盲目的自负中被国人视为异类,在盲目的精明中时时失策败北。他们正直坦诚,脚踏实地,进退从容,不大会去追逐镜花水月、一夜爆富的白日梦。但是当代中国房奴的低龄化正在摧毁一代青年的理想和志向。被扭曲的价值观念不以主导文化的意志为轻易转移,正在无情地蔓延滋长。看来,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命题谈何容易,文化的问题最终要在经济层面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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