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国学越来越“热”。高校中专门从事国学研究的机构相继成立，电视上涌现了一批讲解传统文化的国学明星，市场上国学经典著作十分畅销，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民间社团也纷纷成立。前不久，京城多家儒学社团、书院在北京孔庙联合举行了祭孔仪式。
我们该如何看待“国学热”？“国学热”的背后反映了人们怎样的精神追求？今天到底该如何传承国学？本报约请了几位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国学热”体现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需要
主持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国学热”，比如：穿汉服、行跪拜礼，让孩子背《三字经》、《千字文》，还有各式各样的“国学班”、“祭孔大典”等等。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
彭林：近百年来，“全盘西化”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与传统做彻底的决裂”曾经是许多人的真诚愿望。然而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居然出现了回归传统的趋势，不少民众喜欢汉服、希望孩子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各地每年热心举办祭孔、祭炎帝活动，这说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是斩不断的，它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郭齐勇：我以为，国民对国学有一种需要。由于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而国民有一种了解我们文化传统的需求。这正是这些现象的真实背景，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们可以积极引导，使老百姓更加理性。
任何民族、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文化或宗教传统都有了解的义务，反过来我们可以说，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或宗教传统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础。
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中国的知识人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祖先的文明全部作为负面的糟粕，批判的对象，认为传统文化都是现代化的障碍，所以，体制内的教育不仅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少，而且还灌输了很多片面的看法，使之成为几代人的“共识”。这使我们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现在出现“国学热”，正是一种矫正。
陈明：国学已经热了很久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近代以来强加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些罪名，像“阻碍经济”、“不利民主”、“扼杀人性”等不实之词已经多少被推翻证伪。其次是人们需要寻找新的价值资源。最后是社会规模和能量扩大，需要恢复和建立属于自己的观念系统。主持人说的这几点是这个大潮中的一些表象，它们后面深层的东西才是重要的，才是理解评价这些表象的参照和依据。
张德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举措多为民间自发的行为，没有官方背景。这就说明，“国学热”或者传统文化复兴是整个民族最现实的需要。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纪宝成认为，国学“虚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学教育的严肃性。对此您怎么看？
彭林：我完全赞成纪宝成先生的看法，时下的国学热确实是虚热，让人感觉气场很乱。
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与民族复兴的关系如何？国学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共识。经过近百年的讨伐与扫荡，国学领域相当萧条，大学教授中读过《四书》者少之又少，但如今高谈阔论的“国学大师”却是满天飞。
时下，各省各市各校多有“国学大讲堂”，但多为政府的形象工程，坐而论道，不解决实际问题。有几所高校成立了国学院，但课程几乎都是文史哲的简单拼凑，学生毕业后各拿各的学位。
国学是经史子集之学，其中经学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载体，是国学的核心，目前各大学的国学院都没有经学专业，甚至连经学课程都没有，遑论其他？时下很多大学办“大款班”，毋庸讳言，实际上有不少是“敛财班”，是在开“学店”。
“国学班”收费昂贵，从某种程度而言，正在成为一个暴利行业，其课程设置很随意，不仅不成系统，没有章法，甚至投学员之所好，开设《周易》与房地产、股票之类的课程，无聊之极。
国学的尊严受到调侃，这是我们非常不愿看到的局面。
郭齐勇：所谓“虚热”、“假热”，是我最想讲的。我们体制内的教育中，有关国学的基本知识与核心价值的内容实在太少，大家不甚了了，甚至大的媒体、大的导演、主持人，在普通的称谓与谦辞使用上，都闹了不少笑话。
而现在社会上一旦有了对国学的需求，就会出现沙泥俱下的状况。尤其是在商品生产的时代，很多想赚钱的人盯上了这种需求，办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班，而一些媒体、影视剧等，只盯着收视率，对历史文化实际上是歪讲、邪演、庸俗化，故看起来很“热”，实际上恰好相反，效果是负面的。
国学教育是神圣的，虽然可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但是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传统。抗战胜利后，为了消除日据时代皇民教育的影响，台湾地区在体制内的教育中，加强国语、国学教育，让所有的中学生都完整地学习了《四书》（课程与教材的名称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一直延续至今。这对文化认同与青少年的德性养育很重要，甚至使陈水扁政府的“去中国化”不能实现，而且台湾的旅游者在全世界被誉为最有教养的一群华人。
陈明：从国学院的角度讲，不少高校一窝蜂地“大干快上”成立国学院，而他们并不知在这个名头下该干些什么、能干些什么，只会花钱做表面文章，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虚热，需要降温。
就国学班而言，我曾说过，北大、武大、中大这样的公立重点院校，应该把人力物力集中在对国学精神的阐扬上、对国学人才的培养上，而不是将国学用来办班赚钱。这是对文化使命的遗忘、对纳税人期待的背离。
至于消解国学严肃性和庄重性的，我认为应该是某些人利用传统文化符号坑蒙拐骗的行为吧。还有一些对传统理解肤浅、情感有余理智不足的行为也多少会影响国学的形象。随着时间的展开，传统的回归应该会慢慢变得健康起来的吧。
张德付：民国后，国学教育仅在高等教育（或专科教育）中不绝于耳，即使如此，高等教育中的国学研究也只是象牙塔里的智力游戏而已，于自身生命、百姓日用毫无关系。
国学传承出现了一条巨大的代际断裂。这也致使虽然今天民间对国学需求日益增强，而象牙塔里的学问面对这些需求竟手足无措，提不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来。
民间人士与这样的学者接触久了，自觉得其学问不足为训，无奈之下只有暗自摸索。我接触过一些从事儿童经典教育的朋友，他们对学院派颇不以为然。
学院派对民间的这些探索，宜抱一种宽容的心态，而不是高坐在象牙塔里予以傲慢地指点批评；更应该走出象牙塔，接地气，感受一下民间的真正需求，反思一下学院派自身的学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相比之下，学院派更需要一种对国学传承的虔敬感、使命感。只有学院派与民间国学推动者合力，国学传承才会有另一番景象。
主持人：国学教育是否应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例如，让孩子们从小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等，这对于国学的传承是否有利？
彭林：中国自古就是重视教育的国度，《礼记》说：“建国君民，教育为先。”古人对童蒙教育尤其重视，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教材，最著名的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这些教本的知识点非常丰富，而且有条理，成体系，读起来押韵合辙，朗朗上口，易于记诵，代表了很高的智慧。一代又一代的儿童从中掌握了的应知应会的知识，受益终身。
我有一些朋友，撰写《新三字经》、《新千字文》，试图用以替代它们，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事实证明，我们至今不能超越它们。我对“三百千”的作者怀有深深的敬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齐勇：对儿童、少年的教育，蒙学教育是很好的传统。从三岁到十三岁，是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在家长与老师的引导下，背诵一点《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家训》，背点唐诗宋词、《四书》、《老子》等没有什么坏处。
蒙学主要讲的是行为规范，讲品行，也讲爱心--爱父母兄弟，爱邻人、陌生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孩子们长大了，会慢慢地反刍，慢慢地理解。最近几年，我与同事、学生编了几套“正启蒙”、“国学读本”等，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是针对幼儿、小学生与中学生的，有选择性，启发并帮助孩子们提高分析能力。
孩子们从小在心、性、情、才上接受国学的熏陶，一辈子受用无穷。亲子一块儿学习互动，效果更好，对养成健康的心理、人格，对家庭社区和谐十分有益。
陈明：《三字经》《千字文》都是非常好的蒙学教材。它不仅是一种知识，更具有文化价值，就是原来说的所谓世界观，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也可以帮助人们养成一种社会人格融入这个世界。
虽然时代变化，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吸纳整合，但作为一个基础，它是很难被替代的。
袁伟时先生很反对背这些东西。理由还是五四时期那一套，认为国学和科学民主对立。这实际是错误的。
西方人从小读《圣经》，但并不妨碍他们接受科学民主。至于背诵有无必要、不懂或似懂非懂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意义、没有可行性，这都是十分简单的幼教问题。
张德付：当然有利。但只是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远远不够，更需要孩子们从小背诵经典，背诵四书五经。
在国学的传承中，形式也有一定意义
主持人：今天我们对于国学应该继承些什么？形式上的东西（例如，穿汉服、行跪拜礼、祭孔等等）是否重要？
彭林：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观。不同的文化，归根到底都是在回答“人应该如何活着”、“人生价值何在”的问题。中国文化最没有宗教气，自古以道德立国，相信天地之间有正气、有公理，人有良知，要求人们修身近德，成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因此，中国人特别强调人格养成，这在国学经典里表述得最为透彻，它对于今天的社会显得尤其珍贵。这是学习国学最应该继承的精神财富。
文化除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有物质层面的东西，例如，服饰样式、居住形态、饮食方式、节日庆典、交往礼节等，这些文化表征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标志，不可或缺，非常重要，所以同样需要继承。
郭齐勇：形式也很重要。虽然我们主要继承的是文化精神与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但礼仪也很重要。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敬畏之心、恻隐之心、感恩之心，而这是在冠婚丧祭的礼仪中慢慢养成的。历史上，司马光、朱熹的家礼对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现行的冠婚丧祭之礼很乱，应该更多一些民族文化的内涵，应制定新的健康的家礼。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诞辰日应是我们的教师节。几十年来，我不断呼吁以孔诞为教师节。我们是文化民族，孔子是至圣先师，祭孔有深意焉。孔子思想对欧洲文化启蒙、对世界人权宣言与伦理宣言都有积极影响。多年来，我都在孔诞日带着学生在孔子像前行礼（今年行的是释菜礼）并背诵《论语》若干章，还带学生到曲阜孔庙去祭祀孔子。
我建议各地应逐步恢复书院与文庙。民国以前，各地书院与文庙林立，在社会上起着良好的作用。现在佛寺、道观的复兴很好，但相形之下，在文化生态上，书院与文庙太过凋零。
陈明：国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西方学术而言的传统之学，例如考据、辞章、义理之学，它主要是一个作为知识类型描述的名词。
一是指相对国家民族具有特殊意义的某一文化话语系统而言的儒家思想，例如四库全书的经部，它不仅是一个描述也是一个评价。像邓实把国学看做国魂之所系就是这种情况。亨廷顿把中国叫做儒教国家则说明邓实那种观点有一定历史根据。
两种国学理解显然都是成立的，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先天的契合性。从我个人来讲，更关心后者。但与多数有同样关注的人不同，我主张对这样的国学做一个体用的区分，认为要即用见体与时俱进。
这倒不是说形式上的东西不重要，而是说应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圣人制礼作乐的用心体会其精神，重新设计符合现实、满足需要的新形式。汉服、祭孔等等，就需要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思考。当然，结论见仁见智，是没法强求也不应强求的。
张德付：关于这一点，我最反感一种提法：“国学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之类。
实际上，我们永远达不到全知全能，以至于能够正确切当地评判积累了数千年乃至以万年计的人类文化：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面对历代圣贤相承不息的文化，我们应该抱有一种谦敬的精神，虚心地聆听、学习。
余英时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儒学到了现代成了一个“游魂”，就是说它失去了可寄寓的体魄。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招魂起魄”，只有如此，这“魂”（文化精神）才能安立得住、贞定得住。
主持人：应该怎样做才能保持传统文化绵延不绝？
彭林：弘扬优秀的国学文化，把五千年中华文明民族的血脉延续下去，是关乎前途与民族命运的大事。近年，政府反复强调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令人不解的是，国学教育就是进入不了学校的体制教育，而只能在“体外循环”。
许多了解国学教育意义的中小学校长、教师，只能利用课外或者周末的时间教授国学，非常有限。民间的许多热心人士，自己出资办书院，招收儿童学国学，但常常被地方教育部门视为非法，而屡受困扰。
在如今的体制下，几乎不可能培养出杰出的国学人才。中学课本中，充斥大量低水平的课文，近年甚至还有人建议将手机短信收入课本，而对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则千方百计地挑刺，阻挠其进入教材。
我曾经看过港台、新加坡的语文教材，古文所占的分量远较我们为大，质量也优于我们。因此，我们的中小学教材必须改革，无论如何，总不应该逊于他们吧？
据我的观察，大学文科研究生中，没读过《四书》的不在少数，而是绝大多数。而《四书》是国学中最基本的典籍。长此以往，恐怕我们学生的语文水平，连东亚的许多国家都不如，更遑论国学人才。
10多年前，多位顶级学者曾联名上书，提出培养国学优秀人才要从娃娃抓起的建议，希望建立一所从小学开始的国学专门院校，可谓深谋远虑。但是，时至今日，这一建议如泥牛入海，再无音信。我们希望尽快付诸实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国学种子，使国学传承得到体制上的保证。
郭齐勇：应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国民基础教育中加大国学、传统文化的分量。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只能是失败的。国学教育是生命教育、性情教育，是根本和全面的。
另外，国学要进家庭、社区、学校、企业、机关，这当然是自觉的而不是强制的。国学、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珍宝还未被我们认识，我们应以健康的心态、以同情理解的方式学一点经典，慢慢培养兴趣，慢慢理解我们的传统，并创造性地加以转化，使我们的现代化得到健康的发展。
陈明：我相信传统文化自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只要意识形态不去打压它，它自然会发展出自己的现实形态，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内在需要。
每一个政府都承担着传承自己传统的责任。在公立的教育系统里适当设置一些国学教育内容是有必要的。台湾的国文教育、通识教育里儒家思想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孔子是鲁国人，但他的思想是普世的，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得到普遍的推崇。现在的教育太过知识化，缺乏灵性，不利于人性的发展。注重人格养成的国学显然是一大资源。
张德付：教育方面，我想可以采取双轨制：即一方面，政府允许国学教育进入基础教育。现在多少已经作了些努力，但还不够。另一方面，在现行教育体制外，构建国学教育的独立系统。政府允许并扶植民间私塾、学堂的发展，支持民间创立传承国学的书院、大学等专科或高等教育机构。
现在我们有佛学院、道学院、神学院，独没有儒学院。这不利于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因此，我觉得孔子学院首先应该在我们本国设立，而不是在海外。我希望将来在高校之外会有儒学院或者孔子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
主持人：王剑
特约嘉宾：
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陈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原道》主编）
张德付（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