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维与文化方式，也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然导致以下结果：国家发展方向的确认、社会进步的目标锁定产生革命性意义；文化的影响力和作用大大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规划更加科学有效。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是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核心目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重要补充；中国梦是崇高目标。在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在于：执政者应当是文化的行家里手；以文化思维思考、观察、解决问题应当成为各个层次执政者一种潜在的意识；要统筹兼顾，善于“弹钢琴”；善于运用传统文化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以文化思维与方式评判国家治理的绩效标准为：人民群众精神素质明显提升、精神面貌明显改善；社会和谐程度的明显显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全民族精诚团结、国家认同感的明显增强，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笔者以为，文化思维与文化方式，也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学者康子兴认为：“经济不是纯粹的物的关系，也无法简单地通过一个抽象而冷漠的市场模型来加以理解。‘经济’是人的行为，与人的情感、思想和偏好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总是嵌入在政治、社会、伦理和文化的环境里，不能孤立地运行，也不能孤立地加以解释清楚。对经济史的分析自然需要有文化史的视角。……在历史的舞台上，国家的治乱兴衰总是有其内在的理性和必然的法则：国家力量与经济、工业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的粗野、庸俗战胜了英国的文雅和精致，得经济者方可得天下。任何经济体系均有特定的价值观念、文化精神与其相应。在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国家活力不仅需要市场的激烈，也需要文化上的反思。”①很明显，在当前讨论中国社会的“文化思维”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关于文化思维与方式的内涵和概念界定，学术界众说纷纭。根据初步检索，绝大部分关于文化思维与方式的文献重点关注的是语言学、中西文化交流、翻译学以及哲学等方面的文化思维问题。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冯国瑞认为：中国文化思维中的特点是四性，即“哲理性、整体性、主体性、生成论”②，这显然还是从比较纯粹的哲学角度讨论中国文化思维的特点问题。然而，本文拟讨论的是针对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而言，提出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中，应当高度重视发挥文化的作用和功能，以文化思维的方式方法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目标追求和价值追求。
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然导致国家发展方向的确认、社会进步的目标锁定产生革命性意义。从概念的属性上分析，文化处于上层建筑中的价值观层面，其具有抽象性、战略性、思维性、伦理性等特征，以中国话语的表达方式表达是“道”而不是“术”。因为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主动邀请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然导致执政者在国家发展方向的确认、社会进步的目标锁定方面进行一次新的革命。这些方向性、目标性的规定，必然需要告别“术”的追求，锁定为“道”的追求；必然需要从单纯物质层面的追求向相对精神层面、更高精神层面的追求发展；或者说需要实现“术”与“道”的兼顾协调；或者需要实现物质层面追求与精神层面追求的和谐共生、和平共处。通过这种革命性的调整，执政者对中国的国家发展方向与社会进步的目标必然就是目光如炬、志存高远；必然就是大气磅礴、穿古越今；必然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其“操盘手”必然是一代具有雄才大略、胸怀历史抱负的杰出政治团体和历史巨人。
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然导致文化的影响力大大彰显、文化的作用大大体现。“软实力”（SoftPower）一词是当今时代炙手可热的话语，始作俑者为美国人约瑟夫·奈。尽管“软实力”的说法早已经风靡全球，但是必须承认“软实力”从思维方式的视阈审视，它还是一种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方式与方法，最本质的就是文化的思维或者文化的方法。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以文化人”的思想。战国末年的《易·贲卦·象传》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西汉时期，著名学者刘向在《说苑·指武》中，首次将“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谓之“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说。晋朝束皙在《文选·补之诗》中，已将文与武、内与外区分开来相对而论，“文化内辑，武功外悠”。③这些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早已经深深地浸润在中国文化之中，并化为中华民族的气质与秉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④毫无疑问，随着文化思维与方式的介入，文化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影响力、辐射力必将大大提升，文化治理国家与治理社会的作用必将异常突出，在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必将长期与“化”携手相伴下去。
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然导致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规划更加科学，更加有效。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必须讲究科学有效。讲科学性，无外乎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逻辑性，即是问题与问题、命题与命题、事物与事物、现象与现象、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辩证关系和辩证思维来透视、揭示和把握彼此之间的本质关系。二是历史性，即是对事物、问题、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进程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去辨析彼此之间的本质属性，进而掌握这些属性、准确运用这些属性。以中国梦为例，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多年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考究，从丧权辱国到“保国保种”，再到“振兴中华”，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之奋斗不息，因此，实现中国梦本身就具有历史必然性。然而众所周知，必然性虽然早已经为全民族所确认并已经获得了历史定论，但是现实可能性的获取还是最近几十年才取得的，来之不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60多年建设、发展，特别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空前成功，成就斐然、举世公认，因而“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①，这一现状本身就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可能性。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的结合，就是科学性。因为如此，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必然离不开文化思维。具体来讲，就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目标、规划离不开文化的理念、文化的因素、文化的手段、文化的方式、文化的途径，当然还离不开用文化武装了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②面对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并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其具体的路径谋划、路径选择、路径实施、绩效评价等等就自然走上了台面。
所谓文化思维，就是通过文化的方式、以文化的手段、以文化的标准来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因为如此，必须紧紧围绕“文化”二字做文章。
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目标的关键。综观全世界，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当代国际间竞争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的竞争，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产品的影响力，一个不能输出思想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在国际竞争中必然最终将被抛弃。就局部的发展来看，最终评价发展成功的标准，绝不仅仅是经济标准，必定是包括文化繁荣发展与社会明显进步在内。这当中肯定包含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经济成果只是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决定性部分。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真正承担起与自身地位相当的国际责任，仅仅只有经济成就而没有对国际间文化的影响力、价值观的引领力，是绝对不可以真正履行自身的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③显然，在当代中国，没有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重要、更直接的意识形态了，其作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当之无愧的。必须承认，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外，还没有哪一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价值目标可以更好地来凝聚、指导全体中国人民的思想、行动和力量了。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④“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⑤“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⑥在实践中，一方面不能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对立起来，不能相互否定、相互排斥；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中国特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的“三个自信”等等，均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在当前时代的体现。因此，文化思维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鼎力支持。
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文化思维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在固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这个角度上讲，马克思主义也是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产物。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舶来品，也是外来文化。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只要有利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有利于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就应当大胆吸收、大胆使用、大胆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①总而言之，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需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中国梦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崇高目标。无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仁人志士的历史使命。薪火相传，代代相济，历史的接力棒交接到了当前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手中。中国梦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责任的真切体现。虽然文化思维与方式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方法，但是方法必须要服从目的、目标。实现中国梦，就是通过文化思维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崇高目标。在当代中国，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中心工作，这就是大局，必须讲这个政治，必须服从这个大局，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来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总而言之，以文化思维与方式谋划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并确认这些目标，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逻辑。
（二）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文化的社会实践过程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②。诚然，在运用文化思维的同时，并不排斥政治思维、法治思维、经济思维、社会思维等等方式方法和手段，但是，文化性的思维应当更加突出一些。
执政者或者“操盘手”应当是文化的行家里手，具有一流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最好的典范。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仅是一部人类学方面的杰出著作，还是一部文化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当然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扛鼎之作。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精深而独到的研究，他的诗词书法名满天下，一篇《为人民服务》和一篇《纪念白求恩》，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伦理价值观的基础性著作，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深深地昭示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守望。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他的《之江新语》一书，引经据典、谈古论今、纵横千里，寓意深长。革命导师、杰出领袖的示范作用，值得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思考和认真仿效。
以文化思维思考问题、以文化方式观察问题、以文化方法解决问题应当成为各个层次执政者一种潜在的意识、习惯性的行动。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个是政治建设突出的时期，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其后果已经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了历史结论。二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历时30多年了，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三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五大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并举的时期。总结历史经验，在当前时期要实现“五位一体”的良性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既定目标，没有文化思维不行。各个层次的执政者还应该以文化思维发现并思考问题、以文化方式观察问题、以文化方法解决问题，并将其化为一种潜在的意识、习惯性的行动，否则很难完成既定任务，很难实现既定目标。
在文化思维与方式的影响下，执政者要真正搞好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就还要善于统筹兼顾，善于“弹钢琴”。诚然，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发展，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一起抓已经是当前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但是这五个方面要真正做到和谐互动、良性发展，需要具备善于统筹兼顾、善于“弹钢琴”的技巧。在实践中应当是五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弥补，形成事实上的一部气势恢宏的大合唱，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而不是各自为阵、只顾自我，只讲个性，不求配合。正如毛泽东曾经论述的，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①。一句话，要善于统筹兼顾、善于协调配合。
善于并娴熟地运用传统文化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也是文化实践的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进步同生同步，共同繁荣。在传统文化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儒家文化在当前时代的作用发挥。众所周知，儒家文化中包含有许多社会伦理的内容，在处理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方面有其特殊作用，比如“仁爱、诚信、礼智、忠勇、秩序”等等，还是具有一定时代价值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②二是通过汉字文化符号的解读来宣扬中国文化。比如汉字中大凡包含有吉祥、美好、幸福等等意义的东西，都有“羊”部首（例：恙、盖、、群、美）；凡是需要表达对先辈、先贤、先哲怀念、敬重或者祈福、祝福等等情绪感受时，汉字均有“示”部首（例：祖、福、祥、祝、祈、祷）。这些信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作用是正面的，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作用是特殊和无法替代的，应当引起重视。三是要倡导一部分人在社会生活中尽可能地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境界，鼓励他们不仅仅追求物质利益，还要追求精神归宿、追求事业成就、追求社会肯定、追求历史评价。让他们成为社会和时代精神的引领者、风尚的影响者、前进的带领者，成为时代的“精神贵族”。同时，倡导尽可能地放大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作用，真正将每一个人的地位从个人引向整个社会，真正体现人的社会属性第一、自然属性第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③由此，文化思维与方式必然应当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绩效的评判。随着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调整，从文化出发、通过文化介入过程、再以文化的角度乃至标准来验收和评价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绩效，本身也是水到渠成之举。
人民群众精神素质明显提升、精神面貌明显改善。判断文化思维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绩效，首要的就是应当观察人民群众的精神素质是否明显提升、精神面貌是否明显改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理想的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这里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个人的精神状态，“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就是群体的精神状态。应当承认，通过文化思维介入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本身就是一种将来时态，本身就是一种发展预期，本身就具有方向感、导向性。树立这样的方向感，对执政党和每一个执政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经济指标作为唯一的一种工作考核指标的思维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自然应当调整。邓小平当年曾经提出过执政党的工作应当以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为标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情绪、心理反映的问题。着眼人民群众精神素质明显提升、精神面貌明显改善，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执政党上下一致的共识。
社会和谐程度的明显显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依法治国的“五大原则”之一。显然，这也是执政党一贯秉持的重要原则。在实践活动中，应当严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社会层面和公民个人层面的约定来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社会发展的约定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①，社会发展根本目的是追求社会的和谐公平。其实，社会和谐公平的本质是有序。真正的自由不等于失序，真正的平等不等于绝对平均，真正的公正绝不是个人判断，真正的法治就是有依有据有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公民个人层面的约定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②，实际上这是每个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操守。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当是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忠诚于自己的职业，忠诚于自己的岗位，于人于己于社会应当是诚信为本，于人于己于社会自当是友善为先。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和谐本质上就是一种状态，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和谐的最高境界才是幸福。惟有这样，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主人翁意识才会明显增强。因此，通过文化思维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最终展现的必定是社会和谐程度的明显提升。
国家整体层面的全民族精诚团结、国家认同感的明显增强，为人类和平、进步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这个层面的绩效评价，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同心同德、精诚团结。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耀千秋、彪炳史册的时期，无不是民族团结、和谐共处、同心同德的时期；中华民族晦涩灰暗、风雨如磐的时期，无不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时期。历史反复证明，中华民族高度一致的团结，其结果必然是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四分五裂，其后果必定是全民族的灾难和倒退。不仅如此，文化思维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终评价，还需要考究国家认同感的整体提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在文化差异、风俗习惯、语言区别、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为世界所认同与赞赏。这其中，国家的认同感是关键。随着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目标的逐步实现，全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应当大大提升。还应当看到，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对人类和世界必然且应当作出更大的贡献，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党才无愧于领导这个伟大国家的伟大的执政党、无愧于伟大的人民。1956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经告诫和提醒中国人民：“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③中华民族不仅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还要成为人类世界历史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著名学者胡鞍钢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1840—1949）、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有‘中国性’或‘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史选择所决定的。”④学者杨雪冬指出：“地方政府虽然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出色地扮演了推手和演员的角色，但这不是其角色的全部，更不是其应该承担的角色。关怀居民的内心感受，建设和维护他们的精神家园，才是地方政府职责的根本。”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社会公民都必须强化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其实，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本质上就是文化的思维、文化的方式。因此，文化思维和方式正式地介入，或者正式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既是一种历史进步，更是一种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