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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曾国藩全集承受很大压力

  钟叔河回忆《曾国藩全集》出版往事:付印的头一本《家书》出版后,《湖南日报》发了一篇大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还有人向省委告状。我对社里同志们说,沉住气。

  钟叔河

  一九七九年我到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到岳麓书社当了四年总编辑,所做的事值得回忆一下的,其中之一便是力争将新编《曾国藩全集》列入国家出版规划,并组织实施。

  新编《曾国藩全集》如何被列入规划

  新中国成立前,我看过曾国藩的家书,也看过他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曾国藩能够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因为他属于过去了的时代。但他是旧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个人能力是出色的,在决策方面、组织协调方面,以及学术文化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人才。他做实际工作时间不长,却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研究人才学,他是一个标本。另外,他在培养教育人、发现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文笔也好,可读。

  曾国藩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还是一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深入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的编辑整理工作。中国的旧体制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么赶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的总代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把曾国藩的书列为禁书,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就是要批判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而且,越是研究曾国藩,就越是可以发觉,连曾国藩这样有作为、有能力的人物,都无法挽救旧体制的崩溃,那只能说,这个旧体制的确到了不能不崩溃的时候,这能够更深刻地说明旧中国必须改变。

  一九八三年,李一氓因为《走向世界丛书》的缘故,让我去北京开会(国家古籍出版规划会议)。在京西宾馆的会上,我做了发言。《走向世界丛书》这时无须讲了,我就讲曾国藩全集必须要新编出版。国家规划原来只允许影印刻本《曾文正公全集》,我说那不行,原来删掉和漏掉了大量的书信和批牍,还有不少其他集外文,都必须收集编印,将曾国藩的所有资料编成一部“大全集”。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旧的刻本和新发现的材料同时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影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规划。

  出版《曾国藩全集》承受了怎样的压力

  一九八四年,我被动员到岳麓书社当了总编辑。此时,书社已经将《曾国藩全集》列入了选题,我决定由邓云生(即唐浩明)来当责任编辑。邓学过工程,我觉得这正好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学工的人经过科学技术训练,工作方法比较周密。我对他说,你搞《曾国藩全集》正好,学过工科是你的优势,何况你后来还是文科研究生呢。

  为了出《曾国藩全集》,书社和我承受了很大压力。唐浩明后来因为写小说《曾国藩》出名了,但当时还没有出名。我却已经搞了《走向世界丛书》,在全国有了一点影响。书社的总编辑又是我,所以这个压力主要由我来承受。

  《曾国藩全集》付印的头一本《家书》出版后,《湖南日报》发了一篇大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还有人向省委告状。我对社里同志们说,沉住气,我们不必和个人去争论,这种争论一开展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只要快出书,出好书,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

  为什么说中国有力量追求进步

  很快,报纸发表了评论,把湖南新编《曾国藩全集》比成“爆炸了一颗文化上的原子弹”,都说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省里面的人和负责审读的人就不多说多管了。

  有人后来说:“策划新编曾国藩的书没什么值得提的,《曾文正公全集》光绪年间就刻印了,民国时期到处印,列入规划算什么呀!”现在来看,印曾国藩的书当然不算什么,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讨论出版规划的会,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去呀!我也并不认为提议、策划出一部书有什么“值得提的”。做这件事情,开始是出于我的本心,后来是我当总编辑的责任;选派适当的人当责编,也是我分内应该做的。如果这部书还有缺点,作为总编辑,首先也是我的责任。

  我从来不认为别人发表文章批评反对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还有人不赞成出曾国藩的书,也没有关系。提倡自由,不能只意味着我要自由,别人也要自由,也有他说话的自由。我认为,评价曾国藩是一回事,提供完整的资料又是一回事。我一般不去读评论曾国藩的文章,更不去参加争论,那样反而会妨碍书的编辑出版。我总是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只说,要肯定他,要批评他,都得看他的书;不看他的书,讲的很多话就没有常识。这样立论最站得住脚。

  我认为,在出版方面,如果觉得这个人“倾向好”,他的东西就发表,就尽量多出他的书;那个人的“倾向不好”,就不准出他的书,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出,这本身便是一种反文化的态度。

  一种文化,绝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又不机械搬运、盲目崇洋,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标志。但中国有力量追求进步,现在认知世界的科技手段日新,世界都在一张网上。中国将从这个变化中受益,在文明进步上更加快速地发展。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个人承担点风险,付出点代价,我以为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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