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本书以此作为线索，将马克思经典文本、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统一起来，构建了一个阐释中国道路的理论体系。作者以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技术经济体系的概念，突破了市场化改革论、比较优势论、地方政府竞争论等流行阐释，在生产和需要之矛盾动态演化中理解中国经济，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够塑造“中国奇迹”的关键原因。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作为工业革命诞生地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二战后美国掌握世界霸权，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77%，美国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封锁并发动中美贸易战，试图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概括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当今国内政治经济学理论界使命所在。谢富胜教授所著《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正有这样一种理论指向，用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初读后，书中蕴含的三重逻辑值得分享。从历史逻辑来讲，本书认为，正确认识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是开展国内经济建设和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运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创造性地解决了判断落后国家社会性质的问题，基本矛盾是以不同发展阶段上主要矛盾的动态演变为形式，用基本矛盾判断社会形态的性质，用主要矛盾判断社会发展阶段，这构成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本书基于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学说，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个人全面发展三种形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处于物的依赖为基础的阶段，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具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枢纽。基于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本书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内经济建设和对外经济关系演变划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从无到有”的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论，对应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二是，“从有到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应和平与发展思想和世界多极化趋势;三是，“从优到精”的高质量发展论，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从理论逻辑来讲，本书引入了技术经济体系概念，尝试构建经济体制改革和技术经济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是生产方式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特定的社会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现象上的经济范畴共同构成了技术经济体系，技术经济体系划分成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经济范畴三个层次;要解决特定技术经济体系内部生产方式和社会需要的矛盾需要发挥人的能动性，行动集团会运用和调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来变革经济体制，从而推动新旧技术经济体系的更替。
本书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转型增长划分成四个阶段：一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应于“数量型温饱消费+缺乏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于“质量型温饱消费+伴有技术进步的粗放式生产”;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于“大规模标准化消费+大规模生产”;四是，新常态和调整，生产方式的调整落后于社会需求的变化，第三个技术经济体系消耗殆尽，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新技术经济体系形成来恢复经济增长动力。
从实践逻辑来讲，本书对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政策性注解”，为了解决产能相对过剩、供给不适应需求、高技术与资源能源“卡脖子”问题，给出了四个政策建议：
一是，借助乡村振兴战略扩大内需，疏解产能过剩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乡村生产生活的空间场所界定成“乡村建成环境”，乡村建成环境的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这将会吸纳大量投资和就业，诸如农村地下管网建设工程就是一个切实可行选择。
二是，构建国内生产网络，针对标准化和个性化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企业要变革生产方式，实现上中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可以依托城市群、经济带等城市空间组织，利用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例如，将核心企业布局在城市群的中心来形成创新中心或核心增长极，将协作企业迁移至中小城市并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事模块化生产，推动国内生产网络形成。
三是，突破关键部件创新，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挥国家和企业的协同分工作用，关键部件规定了其他零部件的设计标准和接入方式，掌握关键部件设计规则的企业就会掌握主动权，我们要建立关键部件开发平台，大力发展关键部件创新，努力从生产模块化组件的跟随者涅槃为关键部件的引领者，助推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四是，开拓高水平国际大循环，结合高水平引进来和高质量走出去，前者要求利用国际资源、技术、商品“引外补内”，后者要求发挥资金、技术、大规模市场的相对优势“以内促外”。
上述，仅是我初读之后的认知，无法代替读者自身研判。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