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
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曾金华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我国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4年的政策取向，通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
适度加力的含义主要是保持适当财政支出强度。“这要求财政收入基本稳定，保持适当支出强度。‘适度加力’释放积极信号，有利于更好实现宏观预期效果。”何代欣说。
何代欣认为，具体来看，政府投资依然是重要抓手，同时要注重合理安排投资规模，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放大效应。均衡发展涵盖了区域间横向平衡与政府间纵向均衡。为此，财政还会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长周期减税降费后，优化调整税费政策成为新目标，提高政策精准性和针对性，是构建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行动之一。”何代欣说。
提质增效，主要是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绩效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强化政策协同等方面下功夫。
“在财政紧平衡周期下，更要注重通过推进财政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何代欣说。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就要求财政工作要总揽全局、关注大局。”何代欣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支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财政手段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产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支持提升企业竞争力。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支持扩大国内需求。“通过统一税制和优化财政支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消费稳定增长。”何代欣说。此外，进一步强化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继续用好增发国债资金，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支持增强内需主动力。
同时，继续保障和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支持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基本办学条件，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面向重大战略和重点项目，全力支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保障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等资金需求。
以人为本，全力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财政要保障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多渠道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个人创业就业。”何代欣说。同时，通过完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着力减轻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负担;继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入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支持抓好“三农”工作。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标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继续支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此外，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全力支持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在落实和完善方面，主要涉及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环保税收政策、政府绿色采购等制度机制。
“总体上看，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通过更好更优发力，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何代欣说。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
货币政策更好匹配需求
本报记者 姚 进
2024年货币政策如何发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对此，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2024年货币政策既会对实体经济保持稳固支持力度，又强调可持续的信贷平稳投放，更好匹配宏观经济发展和经营主体需求。
周茂华表示，首先，看宏观经济形势。一方面，我国经济正稳步恢复。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分别增长4.5%、6.3%和4.9%，前11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2%，就业市场保持稳定，经济保持良好恢复态势;同时，经济新动能与新模式不断涌现，民营企业发展得到大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回升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运行整体尚未达到潜在水平，有效需求不足矛盾突出，消费复苏仍滞后生产供给，物价维持低位，就业市场结构仍有改善空间，部分行业和企业仍面临一些经营困难，房地产市场表现低迷及海外需求前景不确定性上升等，国内经济恢复平衡仍需宏观政策的有力支持。
其次，看货币政策空间。近年来，我国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也是全球少有维持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经济体;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顺应我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创设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支持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稳定预期及拓展政策空间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加之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先后进入尾声，对我国政策的外部制约将有所减弱，我国货币政策空间足，政策有效性不断增强。
“展望2024年，我国经济向常态和潜在水平回归仍需货币政策的稳健支持。”周茂华说，在“灵活适度”上，一方面，2024年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依然复杂，国内消费、房地产复苏进度以及海外需求复苏、政策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我国货币政策需要根据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灵活调整工具组合，把握好政策实施的时机与力度。另一方面，过度宽松与过紧的货币环境同样不可取，货币政策需要保持总量适度，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要更加注重经济内需动能恢复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从总量上看，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在“精准有效”方面，周茂华认为，目前国内不同行业复苏不够平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与部分市场供给不足并存，民间投资增长依然低迷，微观主体活跃度仍有待提升，部分银行面临较大净息差压力，以及海外通胀前景不够明朗等，货币政策调控难度仍然不小。预计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总量与结构双重功能，充分挖掘利率市场化改革红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与重点新兴领域的支持，推动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并与财政政策形成合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加快恢复。
周茂华认为，一方面，可通过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为金融系统注入长期限、低成本、稳定的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中枢适度下移，有助于缓解部分银行净息差压力，增强金融机构宽信用能力，引导金融机构合理降低消费和投资成本。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工具的定向直达、低成本优势，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三农”等薄弱环节，以及制造业、科创企业、绿色发展、重点基建项目、“三大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支持;鼓励商业银行根据经济转型升级与产业结构变化，积极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贷款资金，合理减少被低效占用的信贷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同时，鼓励银行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充分利用存款利率市场化调节机制与深挖LPR改革红利，推动金融机构进一步让利实体经济。”周茂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智库研究室主任冯煦明：
做好“立”与“破”的文章
本报记者 杜 芳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为当前形势下制定实施宏观政策明确了基本遵循。2023年，中国经济在持续承压中走出了一条回升向好的复苏曲线。新的一年，科学制定实施宏观政策，巩固经济恢复势头、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尤为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智库研究室主任冯煦明表示，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挑战增多的情况下，“稳”是基础，只有多出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才能为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营造有利条件，不断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稳”的基础上推动“进”，也要通过“进”来实现“稳”。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工信部等多部门在部署2024年工作重点时，将“科技创新”“扩大国内需求”“深化改革”等关键词列入重点任务清单，积极求“进”。冯煦明认为，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进”是方向和动力。只有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才能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在当前形势下，市场预期和信心不足的局面对经济发展造成制约，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来强化预期、提振信心，以宏观政策的“进”实现经济发展的“稳”。
冯煦明表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一方面，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低端制造品出口等传统动能规模庞大，在经济中占比较高，但近年来增速明显放缓;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锂电池等新动能快速成长，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目前总体规模仍较为有限，尚不足以弥补传统动能下滑带来的缺口。冯煦明认为，宏观政策要做好“立”与“破”的文章。现阶段既要注重培育壮大新动能，也要重视传统动能的维持，防止产业发展陷入“青黄不接”的困境。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先“立”后“破”。冯煦明认为，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消耗的同时，要考虑我国经济规模大、产业结构复杂、能源禀赋具有自身特点，在绿色低碳转型中，首先要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实现新能源的“立”，稳妥推进，逐步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
积极防范化解经济领域的相关风险也需先有所“立”。如地方债务风险的“破”就需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的“立”。冯煦明表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是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快速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仍然具有较大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为此，必须针对新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特点，加快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破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举债的生存土壤，杜绝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积累。
要实现经济持续稳步回升，需要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意愿。冯煦明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加大支出力度，弥补私人部门需求缺口，带动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走向活跃。具体而言，一是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适度扩大财政支出。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政策工具，增加科技攻关、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生育养育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提高财政政策的质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冯煦明表示，保障财政运行平稳可持续，宏观政策需进一步发力。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央地财权和事权关系分配，更好地平衡央地收支结构，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保障中长期财政运行平稳和可持续打好制度基础。
货币政策要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稳定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冯煦明表示，在数量上，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在价格上，要以自然利率为锚引导实际利率合理下行，降低实体经济增量融资成本和存量债务利息负担，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此外，要以结构性货币政策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冯煦明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转型升级，设计得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在总量政策基础上更加精准有效地发挥货币政策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转型升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结构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稳步转型升级。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淑翠：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本报记者 李彦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淑翠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意在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各领域政策协调配合，确保政策之间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张淑翠认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主要考虑到过往政策之间的平衡问题。此前，部分政策制定部门不统一，统筹谋划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政策一致性方面有所欠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如何处理速度与质量、宏观与微观、发展与安全等多维关系，同时需要应对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就业压力大等多重问题。因此，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政策来理顺关系、解决问题，非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不容忽视，需要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各类政策相互配合，形成政策合力。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将有助于提高2024年工作统筹部署的力度与强度。张淑翠表示，2024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需要做好前瞻战略部署，有效推动各个部门配合，强化对宏观大局发展态势预期的管理，更好发挥政策之间的调节作用，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为经济回升、社会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为此，张淑翠认为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处理好“立”与“破”的关系。应尊重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系统论方法，厘清问题，把握好“立”与“破”的顺序。二是政策多做加法。新形势下，要寓改革于调控之中，要明确稳的基调，也要更加积极进取。要立得更扎实，也要破得有力度。用发展来解决问题，政策多做加法，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支持政策，锚定目标精准发力，有效推动各项政策有的放矢，注重协调有力、协同共进，放大组合效应，提升政策效果。三是审慎有效评判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标准。各领域政策要纳入一致性评估，而政策要生效和提效的前提是政策之间系统谋划，既要实现新旧政策平稳接续，又要做好政策之间协调配合。要以解决主要矛盾为主线，以实现主要政策目标为核心任务，形成稳定预期，审慎出台各领域政策，全面评估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强化政策之间协同联动性，最大程度释放政策效力，把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