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完善结构性减税”；2011年底大批减税方案密集出台。1998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以扩大政府开支为主；2008年第二次积极财政政策，“较大幅度提高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3年来投资与减负并重；2012年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内容。
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分配结构，促进平衡增长。调结构是因为存在结构失衡，需求结构在危机前过多依赖外需，现在主要依赖投资需求；产业结构过多依赖大规模、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分配结构则把太多的收益流向资本和权力拥有者，而不是普通劳动者，从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偏低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还有恶化的趋势。这就出现了“国强而民不富”，百姓没有随着经济的进步而分享应有的发展成果。只有“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最重要。只有收入分配向普通居民倾斜，消费需求扩大，大规模的消费升级才有希望。2009年以来，结构性减税每年减轻企业、个人税费负担约5000亿元；2011年，中国相继出台了一揽子减税政策，仅个人所得税调整已使居民受惠600多亿元。2012年有更多的减税措施，直接或间接增加居民收入，对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减轻企业纳税负担，促进经济自主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可能不比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小；现在的经济形势类似于2008年，不确定性增加。国际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交织在一起，对我国的冲击是巨大的。与此同时，2008年以来4万亿投资给我国经济生活，尤其是对金融部门带来的潜在风险逐步显现。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2008年危机突然降临，中央当机立断，出重拳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滑坡，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的情况复杂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准确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克鲁格曼教授2011年12月18日在《纽约时报》“中国会夭折吗”一文中说，中国“近期的增长严重依赖超高房地产价格带动的建设繁荣，已经显示出所有泡沫的经典迹象”，“现在泡沫正在破灭——有理由真正担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10多年前我们亚洲的富裕邻居都发生了金融危机，日本几乎从来没有恢复过来；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各大经济体已经被危机洗劫了一遍，人们开始想“谁是下一个”？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况且我们确实也累积了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现在推行较大规模的结构性减税，是明智的决策。2012年“五税”改革依次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减少重复纳税，减轻服务业税负；房产税改革试点；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改革资源税；研究环境保护税。减税趋势已经形成，一定要让绝大部分企业依法纳税后有利可图。
结构性减税可以促进进出口平衡，保证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从2012年1月1日实施的减税，除了对国内企业、个人的减税之外，还对我国进出口关税税目税率进行部分调整，对包括成品油、婴儿食品、护肤品在内的730多种商品实施较低的暂定税率，平均税率为4.4%；对进口我国产业升级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实行低税率。我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人民币被严重高估，对出口予以补贴，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可以用高估的人民币购买进口品。即使改革开放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奖出限进”，形成了一个怪现象：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国”转了一圈回来，还比在国内便宜，不少国人出国大包小包往回带“洋货”。如果通过正当渠道购买进口品，则会由于进口关税付高价。这有损于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各种商品的需求。政府主动降低进口关税，体现了中央“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的顶层设计理念，有利于普通居民购买进口品，促进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减少我国过大外汇储备带来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