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轻人对日中关系的忧虑
“目前，日本最需要的是‘不树敌的外交’。在亚洲地区，中国日趋增强的实力显而易见，但日本竟然打算和中国为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前段时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也许是出于‘避免和中国发生武力冲突’的目的，可是这一举动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日中两国之间的摩擦。”
“纵观日本的外交，令人最不可思议之处莫过于日本总是希望把美国拉进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问题里。无论是面对历史问题，还是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安倍政府都不和同为当事国的中国展开正面对话，而是在问题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请求美国介入。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问题愈发复杂化。”
在中国，每年的7月是大学毕业季。但是日本的大学一般是在樱花烂漫的4月举行入学典礼，所以，对于日本的大学生来说，7月是上半学年的期末考试季。
每周周六，我都会去被誉为“东京六大学府”之一的明治大学教授“东亚关系论”课程。班上一共有45名学生——24名日本学生，21名留学生。在这些留学生中，有9人来自中国。在今年上半学年的期末考试中，我出了这样一道问题——请就如何改善中日关系问题，阐述一下你的个人想法。在答卷上，我看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文章开篇部分的第一段文字是一位日本学生的答案，第二段文字是一位中国留学生的答案（为了让中国的留学生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述观点，我允许他们用中文作答）。
在占班级总人数半数以上的24名日本学生中，有人回答说：“日本应该完全无视傲慢的中国，同时加强和东盟各国的联系。”但是，具有这种“反中”思想的日本学生仅有两人，其他绝大多数的日本学生都表达了对“日中关系逐步恶化”的忧虑，并且在答卷上写下了很多改善这种现状的“个人建议”。
通过这次考试和阅卷，我再次认识到了一点：如今的日本年轻人，正在为日中关系恶化的现状，发自内心地苦恼不已。
除了答卷上的答案，在和他们的交谈过程中，我同样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苦恼。比如，在今年上半学年的最后一次课上，我对“安倍政府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一事进行了讲解。之后，班上的日本学生非常严肃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包括：“我们日本年轻人真的会参加战争吗？”这个问题说明，当发现原来只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过的“战争”已然“近在咫尺”时，这些孩子们打心眼里慌了。而那个在韩国、朝鲜、中国台湾地区一直存在的“义务兵役制”有可能降临日本，这无疑让班上的男学生们心情更沉重了。
日本面临的“双重冲击”
其实，对于日本的将来深感不安的并不只有这些学生。上周，我和一位安倍政府的高官在位于首相官邸后面的“赤坂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共进晚餐。
虽然挂在店内长凳上的风铃的声音清澈悦耳，被誉为“7月东京之风物诗”的盐烤香鱼美味至极，但他丝毫不为这些美好的事物所动，一直表情凝重地唠叨着日本正面临的双重冲击：“近几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已经达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一种冲击。自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急速下滑，这是日本正面临的第二重冲击。”
首先，说说“第一重冲击”。众所周知，我们所在的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由“宗主国”中国和“朝贡国”（即中国周边的小国）所组成。因此，在古代的日本人看来，中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文明大国”。
但是，自19世纪中期开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胎换骨成了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中国却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沦为了“沉睡的巨龙”。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对于日本人“对中认识”的改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此，日本人不再将中国视为“值得尊敬的文明大国”。另一方面，自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的精英们纷纷留学日本，就连后来的“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寻求革命援助。由于这种“中日逆转”一直延续了100多年的时间，所以“日本＞中国”甚至“日本就是亚洲的代表”之类的“认识”深深地扎根在了日本人的脑海里。
然而，经过了21世纪前十年的发展，中国的GDP于2010年成功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自2013年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政治方面，中国成为了“亚洲的代表”。在军费方面，中国的军费投入数是日本的约2.5倍，同时中国还拥有核武器、航空母舰以及核潜水艇。简而言之，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中国都已经全面超过了日本。中日两国“再逆转”！
对于这种“难以置信”的现实，不少日本人直到现在都无法从心理和生理上完全接受。从生物学角度分析，当一个人被置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他需要经过“惊愕期→厌恶期→学习期→适应期”这四个阶段才能最终适应新的环境。也就是说，日本人的“对中认识”已经经过了惊愕期，目前正处于厌恶期。
自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日本内阁府每年秋季都会展开“你对中国有好感吗？”的民意调查。在1980年的调查中，78.6%的被调查者回答“对中国有好感”。不过，在去年秋季的调查中，做出肯定回答的被调查者比例仅为18.1%，而做出否定回答的被调查者比例高达80.7%。一位内阁府官员对我透露：“去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创历史新低。估计在今年秋天的调查中，回答‘对中国有好感’的被调查者比例将会跌到10%左右。”
其实，以上的这些数字如实地反映了现在的日本人很难接受突如其来的“中国＞日本”这一现实的现状。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将这种“健全的发展”持续下去，那么日本人也不得不进入生物学中的“适应过程”的第三阶段，即“学习期”。
在“中国冲击”之外，日本还在经受着“第二重冲击”。那就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急速下滑”。
就个人而言，我根本不相信如今的美国会有重振昔日雄风的可能。自1776年独立后，美国就开始了对美洲大陆的开拓。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门罗宣言》，反对美洲干涉美洲以外的事务。所以，截至19世纪末，美国基本称得上是一个“内向型国家”。然而在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后签订的《巴黎条约》将菲律宾划为殖民地。同年，美国又将夏威夷强行收入囊中。进入20世纪后，美国直接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间接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牢牢掌控着主导权）。20世纪中后期，美国策划了将苏联和其他国家一分为二的“冷战”。20世纪末，因为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并从此扮演起了“世界警察”的角色。
不过，自奥巴马上任后，尤其是自2013年奥巴马成功连任后，美国的“内向型志向”愈发明显。目前，恐怕奥巴马总统最关心的国际问题既不是“朝核问题”，也不是“中日关系恶化”问题，而是大量外国人经墨西哥偷偷入境的“非法移民”问题。换句话说，奥巴马总统最关心的是一个“国内性的国际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多方努力，希望在今年11月利用参加于北京召开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机会，促成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中日首脑会晤。
其实，安倍曾经有过类似的“成功经历”。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代（2001-2006年），中日关系因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而出现恶化，这就是“中日政冷经热时代”。2006年9月，安倍在接任首相一职后的第12天就“闪电”出访北京，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确定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所以，现如今的安倍正期待着“旧梦重现”。
遗憾的是，“旧梦重温”只会在恋爱歌词中频繁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旧梦”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现。只要安倍执意坚持“既不考虑任何前提条件，又要和习近平主席见面”的话，那么在11月举行中日首脑会晤一事的可能性就会非常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当代世界外交中，大多数的首脑会晤并不是两国首脑就某事展开磋商的“谈判会”，而是对会晤召开前两国外交当局就已经达成共识的事项表示认同的“协议签署仪式”。
如何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近段时间，我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很多位日本国内的中国问题专家。首先，日本前驻华大使、原伊藤忠商事社长丹羽宇一郎给出了如下的回答。
“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近邻关系’无法搬家，所以两国必须和平友好的相处下去。这句话是习近平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之前每次和我见面时，都会对我说的话。现在，我想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首相安倍。日中两国之间的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甚至超过了夫妻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原日本经济产业省东北亚科科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津上俊哉回答说：“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基于‘俄国将会攻打过来’的猜想而积极扩充军备。现在的安倍政府同样基于‘中国将会攻打过来’的猜想而扩充军备。现在的政府应该以史为鉴，严防类似的从误解带来的悲剧再次上演。”
另外，还有一个日本人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日本应该更加努力地和中国展开真诚的对话。日本外务省在其官网主页上写道：‘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同时也是进驻日本企业数最多的国家。’所以，日本不应该和如此重要的国家‘失和’下去。为了改善日中关系，我建议日本政府全面解除对来日中国人的签证限制。这样就会吸引大量的中国人来到日本，日中两国之间的交流将会随之获得飞跃性的发展。只要民间交流得以发展，两国之间的误解一定会消失殆尽。”
究竟是谁说出了以上这番话呢？他，就是我正在教的一位年仅19岁的学生。由此可见，在我的班上，日本学生和中国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
看来，日本政府应该从这些学生身上学习点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