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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70年:回顾与思考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新中国外交栉风沐雨,波澜壮阔。关于新中国70年外交的时间分期,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1]。有学者认为,从1949到1989年,中国外交在尾数为9的年份总是发生重大、方向性的变化,因此可以基本构成中国外交的分水岭[2]。同样,1999年和2009年,也看作是对中国外交构成巨大挑战的年份。为方便起见,本文以10年为界,分7个阶段梳理新中国外交70年来的重大理念与实践变迁。这7个阶段分别为:“一边倒”(1949—1958年)、“反帝必反修”(1959—1968年)、“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1969—1978年)、“独立自主和平外交”(1979—1988年)、“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1989—1998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1999—2008年)、“积极进取 互联互通”(2009—2019年)。

  第一个十年(1949—1958年):“一边倒”

  1949年春夏,毛泽东先后提出新中国外交要实施“另起炉灶”[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4]以及“一边倒”的三大外交决策。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也提到,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义务”和“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加强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团结。然而,从斯大林逝世开始,所谓“牢不可破的、永恒的”中苏友谊出现了明显裂痕。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谴责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随之受西方煽动支持的波兰和匈牙利国内政治动乱开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公开宣称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为支持中东国家反美斗争的炮轰金门军事行动,都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愈发加深了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倾向的怀疑,为中苏彻底分裂和“一边倒”战略的终结埋下了伏笔。随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日益突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志愿军赴朝参战,迫使美军撤退到北纬38度线以南。1953年7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从1954年到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完成了几项重大军事行动,使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破产,同时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在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苏两国联合外交行动暂时维持了地区和平。通过在朝鲜、台湾海峡、印度支那三条战线上的军事和外交较量,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十年的国家安全环境得到了基本保障。

  新中国外交的另一条重要战线,是同邻国以及亚非拉其他国家开展友好往来,以便稳定周边,打破西方外交封锁,扩大反帝统一战线。客观上,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决定了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对苏关系出现嫌隙之后,加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援助,显得尤为迫切。1953年12月底,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本着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精神,积极倡导处理一切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重大外交成功。

  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可简单地概括为“一边倒”,即与苏联结成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道开展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斗争,这也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学习苏联。“一边倒”战略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第一个十年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东方压倒西风”的论断,即世界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影响着当时中国外交的整体走向。

  第二个十年(1959—1968年):“反帝必反修”

  1959年是中国外交战略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苏中分歧。在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指责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逐步升级,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曾被称赞为“坚如磐石”、“亲如兄弟”的中苏同盟最终走向了破裂。苏联随后中止对华援助合同,撤走在华全部专家,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也成为1960—1962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961年开始,中苏在古巴导弹危机、苏美缓和等诸多国际战略问题上产生分歧。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即“九评”),全面抨击了苏共的内外政策。1965年3月,中国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认为世界形势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存在着发生世界战争和爆发世界革命的两种可能。毛泽东几次集中谈到关于“中间地带”的问题,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5]。为了在美苏两大阵营的挤压下打破孤立,扩大外交空间,中国领导人多次出访亚非国家,阐述中国外交政策,增进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和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亚非十四个国家的访问。与此同时,中国也同缅甸等邻国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加强了睦邻友好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还同日本及西欧的一些国家建立了商务关系。1964年中法建交,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另外,中国对世界革命做出的最大贡献和牺牲,莫过于60年代的反美援越斗争。尽管当时仍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给予越南巨大的援助。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造成了巨大冲击。“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领导部门和驻外机构造成了严重损害。1967年1月,“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夺权”。外交部门已无法正常工作,国家外交大权旁落,外交活动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1967年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在这一段时间里, 中国与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 甚至同一些国家断交。从1968年起,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状态。经过两年左右的努力,外交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有所纠正,中国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陆续得到修复和发展。然而,中苏关系仍在恶化中,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可简单地概括为“反帝必反修”,即“两个拳头打人”,指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仍坚持建立反美国际统一战线。文革推动了中国外交的急速“左”转,使中国外交环境变得更加恶化。这一时期,中国与美苏对立,极大地孤立于外部世界,但仍努力在“中间地带”寻找战略空间。

  第三个十年(1969—1978年):“一条线、一大片”

  6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兵,中苏边界冲突愈演愈烈。1968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强烈谴责苏联这一“社会帝国主义”行径。1969年3月,中苏先后在黑龙江边境地区的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方针,全国很快进入“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曾发自内心地说:“我们现在孤立了, 没有人理我们了。”[6]毛泽东还提出:“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 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 不两面作战”。[7]因此,毛泽东一面号召“准备打仗”,一面着手调整国际战略, 中国领导人不断向国内和国际传递对外战略调整的信号。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会见了美国记者、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召开会议,讨论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问题,准备确立新的对美政策。70年代初,美国陷入侵越战争泥潭多年,又遇石油危机,再加上国内“水门事件”,可谓内外交困。苏联却乘机迅速增强军事实力,向全球扩张。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向中国表示了和解的意愿。这一时机被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也正想利用美苏矛盾,减轻两面受敌的压力。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了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访问期间,中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战略方针,即“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8],这些国家联合起来,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同时,中国在70年代初也支持美国同越南谈判,以结束越南战争,并向越美两个方面做了工作。1975年越南获得统一后,开始向印度支那扩张,中国决定减少对越援助,苏越联盟更加巩固,这样一来,中美在东南亚抵制苏联扩张的共同利益增加了。

  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转变后,中国外交形势大为改观。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作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至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同美国以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对中国外交突破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拓展具有特殊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同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包括与苏联结盟的东欧国家,外交关系开始恢复和改善。

  在这一历史阶段,从官方声明来看,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70年代中期以后,大力宣传的则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9]。关于“三个世界划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延伸,也是对60年代“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的核心精神是按照阶级划分的思维方式“分清敌我友”: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属于第三世界”[10]。

  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可简单地概括为“一条线、一大片”,按照这一战略思路构筑反对苏联霸权扩张的统一战线。[11]“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成为中国头号敌人,与此同时中国改善了同美国以及西方阵营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且根据“三个世界”理论拓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新中国外交的第三个十年,是出现重大转折的十年,也是取得巨大突破的十年。这十年的对外关系大拓展,为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初步且有力的政治、外交和对外经贸关系基础。

  第四个十年(1979—1988年):“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次会议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制定了战略方针,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要求,特别是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其目的在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做出新的科学论断,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实行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外交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尽管美国仍然在同苏联的竞争中处于守势,中美仍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苏攻美守”向“美攻苏守”的转变,中国领导人重新思考了包括对美、对苏政策在内的外交战略。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领导人很少再公开提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开始调整抗苏“一条线”的国际战略,同美国拉开了外交上的距离,这也意味着对苏政策的调整。“邓小平访美后,中央明显感到,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能在一种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13]80年代初开始的对苏政策调整,减轻了来自北方的战略压力,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条件。1988年末,苏联方面逐步公开宣布消除三大障碍,中苏边界谈判取得进展。

  由于党的中心任务转到了经济建设,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在邓小平谈话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延伸,首次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并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外交战略的调整,带来了日益良好的外交局面。中苏关系缓和之后,中美、中苏关系分别好于美苏关系,中国处在“战略大三角”的顶角位置,有了更加充分的外交回旋余地。这一时期,中国也同印度恢复了边界谈判和高级互访,积极参与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同东盟扩大了安全与经济合作。1983年,中国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经济合作四原则,推动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务实合作。随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扩大外贸、吸引外资的工作取得了大踏步的进展,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更为活跃,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的工作开始启动。1982年,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为推进香港回归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可简单地概括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开始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全面改善了对外关系,包括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阶段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交政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识增强了,“和平与发展”被视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并且将“发展”视为与“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打开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五个十年(1989—1998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从1989年的苏联东欧剧变,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出现了巨大变化。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以美国胜利、苏联解体而宣告结束,这令世界各国首脑和战略家始料未及。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4],如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确定中国的对外战略,对于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关系重大。

  1990年,邓小平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5]。对于国际格局与中国所处地位的这种分析,说明中国还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尽管美国在“六四风波”后中止了同中国的高层交往,但在海湾战争和其他一些地区和全球事务上,仍需中国的谅解与合作,不能忽视中国的战略重要性。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也不断伸出外交触角,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的对华关系。在这种背景下, 邓小平对中国外交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当年主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钱其琛用这样一段话,完整地概括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16]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外交首先需要打破西方的制裁。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带头羊”,又被冷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企图利用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人权问题等,施压中国做出政治让步。因此,对美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外交中的“重中之重”。中国对美方针充分体现了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1993年11月,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一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为契机,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会晤,成为1989年2月布什访华后的第一次中美首脑会晤,对于中国外交而言是巨大的成功。美国国会的反华图谋也遭到挫败。1994年5月,克林顿宣布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

  在中美关系缓解的同时,中国也很快打破了暂时的外交孤立。1989年底,日本率先恢复对华政府援助,日本明仁天皇1992年10月访华;从1990年底起,中国同西欧国家逐步恢复高层互访;中国同新加坡、沙特阿拉伯、韩国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建交,同印尼于1990年复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之后,中国与越南和老挝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不仅如此,中国对苏联(俄罗斯)和东欧、中亚的政局也表示关注,坚持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为基础,同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中国稳妥地应对了苏联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在苏联解体后立即同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

  树欲静而风不止,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从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为警告“台独”势力及其背后的美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几次包括导弹试射在内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而美国于1996年3月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以东海域游弋。这次围绕台海问题的中美较量,增加了双方之间的战略疑虑,也使美国对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和意志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从1996年下半年起,中美关系逐渐恢复正常,高层接触增加。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宣布要“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回访。除此之外,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8年,中国与欧盟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并与日本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讨论边境地区的信任与合作问题,建立了上海五国合作机制[17];1996年5月,江泽民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津巴布韦非洲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了巩固和发展同非洲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国家关系的五点建议和意见;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顺利回归中国;1997—1998年,沉着应对东亚金融危机,坚持对外开放,经济持续发展。

  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以及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重申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18],强调“对外工作总的战略部署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和平环境”。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也都强调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努力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趋利避害,增强风险意识,加强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防范西方政治思想渗透,确保经济、信息安全和政治稳定。

  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可简单地概括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既强调反对霸权主义,顶住国际压力,又强调在国际事务中“不扛旗、不当头”。尽管在这一时期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对中国内外政策造成了巨大冲击,但中国对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没有发生改变,坚持中国是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极。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努力在动荡的国内外局势下稳住阵脚,坚持改革开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

  第六个十年(1999—2009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1999年是中国外交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外交事件主要都涉及中美关系。年初,发生了美国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的事件,中美关系开始恶化。美国还针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向中国提出了许多有关贸易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的指责。5月8日清晨,北约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从当时的媒体与舆论来看,“炸馆”事件对中国政界与思想界的冲击,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最为强烈的一次。中美两国能否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思想是否应当继续坚持、中国外交方针是否应当进行重大调整(包括与俄罗斯结盟)、中国是否还要加入世贸组织、乃至于对执行了20年的改革开放总方针是否需要重新思考,一时间内均遭到质疑。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中国政府的回答是必须坚持既定的内外政策,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努力稳定与改善中美关系,继续同美国“入世”谈判,中美贸易快速增长的势头没有受阻,说明了国家经济利益与政治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2001年乔治·W. 布什入主白宫后,发生了美国军用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同中国歼击机相撞的事件,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危机。中国外交决策层在处理这场危机时又一次评估了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和中美关系的长远走向,结论是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应当坚持既定对美方针,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调整了全球安全战略,先是发动阿富汗战争,后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将“伊斯兰激进势力”视为主要安全威胁,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淖。与此同时,美欧、美俄矛盾加深,全世界反美情绪高涨,美国“软实力”下降。虽然中美矛盾依然未解,但一段时间内美国不会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这成为中国应当抓住的战略机遇。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六大继续坚持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结论,宣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与以往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声明相比,十六大报告更多地突出了“促进共同发展”。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以“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来展开对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论述,提出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9]。

  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疑虑也在上升,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不同论调。中国政府感到需要掌握对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应对国际舆论作出有效反应。2003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理念。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不久,“和平发展”的提法代替了“和平崛起”。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酝酿,200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这十年中,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大国关系稳定。2001年“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没有出现过重大危机。美国领导人从布什到奥巴马不断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2009年奥巴马执政之后,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层次更高、议题更为广泛深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更为紧密。中国同欧盟关系不断加强,实现了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全面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三级跳”。中俄两国共同抵御西方政治压力,在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成为成熟、稳定、健康的国家关系,两国政治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20]。

  这十年里,中国同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缔结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合组织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作为首个非东盟国家,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成果显著;同印度、印尼等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哈萨克斯坦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成立“中阿(拉伯)合作论坛”;加强了同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的协调与合作;同拉美、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互利合作不断深化;“金砖四国”等合作机制日益充实;2006年,中国成功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主办规模最大、领导人出席最多的国际会议。

  这一时期,中国多边外交更加活跃。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等国际多边舞台上,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举行的两轮20国峰会上,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在反恐、公共卫生、能源、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上,在苏丹、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都在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以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为契机,大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增进了国外公众对中国的了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可简单地概括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等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内政外交需要更好地协调。只有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使国际社会理解并接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只有在建设国内和谐社会方面取得更多成就,才能使国际社会了解“共建和谐世界”的内涵。

  第七个十年(2009—2019年):“积极进取 互联互通”

  近十年来的中国外交,以201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作为分界点,可以分为承前启后的两个阶段,中国外交理念与政策在前后两个阶段既有很强的政策延续性,又带有极强的创新性。

  2009年至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发酵,相关国家在体制机制、政策理念、发展方式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缺陷逐步暴露。地区动荡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对区域和国际形势的冲击不容忽视。这几年,外交工作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主线,以多边峰会外交为平台,巩固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两次出席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等,温家宝参加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等多边活动,均取得众多积极成果。

  2010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年份。中国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保持快速增长,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上升至第三位,国际体系中的权重和影响进一步提升,对外战略资源和手段更加丰富,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12年,中国在钓鱼岛、黄岩岛问题上主动维护了合法权益,表明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决心。

  201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中国外交在保持大政方针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勇于担当,充分展示出主动性、进取型和创造性,进一步开创了新的局面。中国外交提出一系列新理念,例如:构建“中国梦”、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这些倡议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和区域合作方向,有利于共同发展。至今,“一带一路”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倡议转化为行动,通过持续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取得了超出预期的丰硕成果。2017年5月和2019年4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深化战略对接,凝聚广泛共识,推动项目落地,取得巨大成功。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1]。中国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需要因命运相连而产生相互认同和情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加大力度参与国际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2017年10月18—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外交放在了重要位置,全面回顾了过去5年中国外交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定了当下中国所处的全新历史方位,同时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实施路径。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一届领导集体刚刚上任时,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加州进行了工作会晤,双方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上基本达成共识。然而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却大肆推行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一味强调“美国优先”和所谓的“公平贸易”,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多边协议。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遭遇“特朗普逆风”,随后又向中国挑起贸易摩擦。截至2019年7月底,中美已进行了12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汇率和执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回顾这十年,中美关系保持了基本稳定,但仍有下滑迹象。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着力提升中俄关系,双方领导人保持着良好密切的互动,两国在各个层次举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双方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除此之外,中欧、中日等大国关系都取得了良好进展。

  近十年来,中国多边外交和主场外交空前活跃,2015年习近平访问联合国总部,密集出席多个峰会,将多边外交发展引向了高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在叙利亚、朝核、伊核等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场外交空前活跃,相继举办了亚信会议、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世界互联网大会、G20领导人峰会等一系列高规格国际会议,大大增强了中国议程设置和理念的国际供给能力。2017年,中国主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三大主场外交活动,中国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可简单地概括为:“积极进取 互联互通”。十年来,中国高度重视外交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新方案,为外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指导。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倡议变为行动,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者;积极斡旋国际冲突和地区热点,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同时,中国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保持定力、坚守底线、敢于亮剑,有力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

  结语

  2019年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40周年。纵观70年中国外交,可以看到区分明显的两大阶段和两个主题。前三十年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后四十年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前三十年“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并不意味着中国希望打仗,或者中国外交一直主张激进革命。实际上,新中国迫切需要和平环境以发展经济,只是对于这个阶段的新中国来说,战争的阴云一直萦绕在上空。后四十年中国外交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不是对前三十年外交思想的否定,而是根据新时期国内中心任务而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

  关于所处“时代”、国际格局、国际形势、战争可能性的总体判断,一直被视为是确定党的中心任务的前提。展望未来,“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一定会持续,只是内容和视角或有微调。就“和平”而言,过去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能否和平共处。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的今天,中国对和平问题的关注点更多集中于局部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与中国海外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就“发展”而言,过去中国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摆脱贫困落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今后更多强调的是转变增长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衡发展。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未来的方向。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外交,虽有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主题分野明显,但始终都在为国内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主权统一这几大目标服务。随着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国外交越来越多地需要处理同各国社会、媒体、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国对海外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及获取方式,势必增加国际社会的关注。在世界与中国的变与不变中,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变量,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历史性变化的新阶段。

  2018年6月22—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目前,中国外交处于重要里程碑时期,在诸多复杂新问题面前,如何统一思想、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强战略政策规划,如何完善危机预防管理、加强国内各个决策部门之间、中央同地方之间的政策协调,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外交面临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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