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官员兼职在宋代尤为突出，这既源于其政治制度之设计，又是强化专制集权之考量，也是治国理政之所需。宋代官员兼职既有制度性兼职，也有非制度性兼职;既有中央各部门的兼职，也有地方各机构的兼职;等等。利弊得失，足为龟鉴。
官员兼职历代有之，但在宋代却尤为突出，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明代陆深《玉堂漫笔》在追溯中国古代职官之制时指出：“汉制：以本官任他职者曰兼。”事实上，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出现官员兼职，《韩非子·说林篇》记“秦武王令甘茂择所欲为于仆与行事”时，孟卯就对甘茂说道：“公佩仆玺而为行事，是兼官也”。近代学者俞樾对此考证说：仆与行皆当时官名，此“兼官”意指佩仆之玺，而为行之事也。即本官兼他官，说明官员兼职由来已久。秦汉时不仅出现兼官重绂，且形成一定制度规范而影响后世。而在宋代官制术语中，常见有兼、兼官、兼权、兼判、兼知、兼摄、兼差、兼假、兼统、兼领、兼管等说法，尽管这些称谓皆能与现代意义上的“兼职”划等号，但整体上反映了宋代官员兼职较为普遍的历史事实。
对宋代职官设置，《宋史·职官志》总序有一个总体性说明：“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中书)、门下(省)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文武)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板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堂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这种官无定员人无专职，虽有正官不理本政，官职维持而职能牵制，职司分离与差遣委任的叠床架屋式的职官制度，就成为宋代官员兼职较为普遍的制度基础。
宋朝对各级官员的任命使用，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官考》总序中有一简明概括：“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宋代官员所授之“官”，也称正官或本官，或称“寄禄官”，主要是来决定官员俸禄厚薄以及决定官员公服颜色和享受赠官、叙封、恩荫、荐举等待遇的重要标准。虽然本官只是官员的资级，不再是与官名相对应的职务，但官员仍需达到一定本官阶后，才能授任与之相应的实职。即如宋人徐度《却扫编》所说：“国朝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必以谏议大夫为之。”宋承唐季之制，亦行兼官之制，凡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以及检校官兼侍中、中书令、尚书令者，皆称“使相”。使相不预政事，只是一种荣誉职位，并非真正的宰相。元丰官制后，“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为兼官”。又有检校官兼官，也称“检校官兼宪衔”。南宋岳珂《愧郯录》即记云：“兼官则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
官员所授之“职”，称“职名”，也称“贴职”，实为内外职事官所带荣誉之衔，主要作用在于标志其文学高选，为朝廷储备人才，官员可据此越级升迁转官，并领取相应的添支钱物或贴职钱米等。在宋代政治生活中，贴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系列，以其名目主要为诸殿学士、诸阁学士与三馆秘阁之职，通称“馆职”，作为职事官员的加官。即如《文献通考》所云：“宋朝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论议，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宋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直馆、直院则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宫观官也是宋代最重要的加官。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建玉清昭应宫，以宰相王旦兼玉清昭应宫使，宫观置使自此始。宫观官开始作为宰相的兼职，后来则成为一种专任官职，并据此领取一定俸禄，故又称之为祠禄官，实为无执掌的职事官。
宋代实任职事官实行差遣之制。差遣最初是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措施推行的，逐渐形成为一项职官制度。官员惟有通过差遣才得担任实际职务，差遣由此成为宋代任官命职的法定程序与制度规范。实行官、职、差遣分离之制，使机构设置、政令运行、职能调整和确定官员身份有机统一，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历史进步。但由于实行官、职、差遣的授受官制度，也导致为官者看重职位是否荣显，“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不太注重官位迁转是否快慢;最看重差遣是否位居显要，“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故当时官场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
由于实行官、职、差遣分离之制，使宋代官员兼职现象纷纭杂沓，眼花缭乱。总括宋代的官员兼职，主要是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兼职，临时性与长期性兼职，重要部门与重要岗位兼职，重大权力与重要事项兼职，遇宠官员与清要官员兼职等。兼职官员上至宰执大臣，下至军监县镇基层官员，甚至包括皇子和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如太宗即位后，即令太祖次子德昭为京兆尹、兼侍中。这样的兼职自然是虚衔，但后来规定皇太子兼任开封府(南宋为临安府)长官“府尹”或“府牧”，则为实兼，称为“判南衙”，意在借以训练其治国理政能力，积累行政管理经验，也是皇帝考察皇储品德能力的一个机会。而培养皇储的东宫官员，亦多由他官兼任。如真宗天禧二年，赵祯被立为皇太子，即委任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知开封府乐黄目兼太子左庶子，升王府谘议参军张士逊兼太子右庶子，直史馆崔遵度兼左谕德，直史馆晏殊兼太子舍人，鲁宗道兼右谕德，内副都知周怀政兼管勾左右春坊事等。
宰相虽“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但也有兼职。从宋初起，即实行三相制，凡为宰相者各兼馆、殿之职，位居第一的宰相兼昭文馆大学士，简称“昭文相”，次相兼监修国史，简称“史馆相”，第三相兼集贤殿大学士，简称“集贤相”。即如南宋王应麟《玉海》所记：“本朝因唐故事，命宰辅以兼领三馆。首相曰昭文馆大学士、次曰监修国史，又次集贤院大学士。”仁宗时期，文彦博、刘沆、富弼三人同时为相，文彦博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兼译经润文使为首相，副相刘沆任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兼监修国史，富弼任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徽宗宣和年间设讲议司，即委任蔡京兼领，随后又命户部尚书唐恪和工部尚书李梲皆兼讲议司详议官。徽宗朝尚书都省曾设讲议司、议礼局、礼制局等机构，皆由宰相或执政兼领。玉牒所，因涉及到皇室事务，高宗时也规定由宰执兼提举官。至南宋孝宗乾道二年间设国用司，即委任宰相“兼制国用使”，参加政事“同知国用事”。
在宋代，与中书门下并掌文武大政的是枢密院，自宋初设知枢密院事兼枢密副使一员、同知枢密院事兼枢密副使二员，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和同知枢密院事多交错设置。但从元丰改制后直至南宋初年，却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设枢密使。高宗绍兴七年，为加重事权，依“祖宗故事”，复置枢密使和副使，令张浚由兼知枢密院事改兼枢密使。绍兴十一年韩世忠、张俊和秦桧同时兼任枢密使，岳飞兼任枢密副使。另南宋初还设置御营司总管军政，规定御营使一员或二员，以宰相兼;副使一员，以执政官兼;参赞军事以从官兼;提举一行事务以大将兼。御营使以宰相兼领，这为宰相染指兵权提供途径，为此后宰相兼职枢密使之嚆矢。
经筵侍读官也因为直接为皇帝服务而为主要兼职，多以学士院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如景祐四年，命贾昌朝等皆兼天章阁侍讲。仁宗年少即位后，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和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神宗元丰官制改革，侍读、侍讲成为侍从以上官员的兼职。又庆历二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是以言官兼经筵;绍兴五年命宗正卿范冲和秘书少监朱震兼翰林侍讲学士，则是以“庶官兼侍讲”;自绍兴十二年任御史中丞万俟卨兼侍讲、左谏议大夫罗汝檝兼侍读后，“每除言路，必兼经筵”成为制度。又元丰八年命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吕公著兼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则为宫观官兼侍读之始。
因合并事权而兼职更为普遍。如太宗时以判流内铨兼知考课院，仁宗时令判太常寺兼领太常礼院事，判礼部事兼领贡院，司农丞兼领提举常平仓等。南宋初年为减少冗员，并省尚书省各部及户司郎官，规定礼部兼管子司主客，祠部兼领膳部;兵部兼领子司职方，驾部兼领库部;刑部子司比部兼领司门;工部郎官兼领虞部，屯田郎官兼领水部等。南宋孝宗时革新官制，再以集中事权为要，诏吏部所属司勋与司封合并，以司封郎兼领司勋职事;礼部、祠部总以一员兼领，兵部所属驾部、兵部郎官由一员兼领，刑部都官兼比部、司门省为一员，工部、屯田由一员兼领，光禄寺并归太常寺兼领等。
出于省员而不废事、强化掌控地方事权的目的，地方各级官职亦多兼职。从宋初起，河南和应天府、大名府是宋朝陪都，所任知府必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和延安府、庆、渭、熙、秦州的知府或知州，则兼经略安抚司使、马步军都总管。定州、真州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的知州和知府则兼安抚司使、马步军都总管。泸、潭、广、桂、雄州知州则兼安抚司使、兵马铃辖。颖昌府和青、郓、许、邓州诸知府和知州则兼安抚司使、兵马巡检。一般知州也必兼本州提举或主管学事、提举数州兵甲巡检公事。州通判一般兼任管内劝农使。而军、监判官可兼任通判。州内则有幕职、曹官互兼，县内则有令、丞、簿、尉互兼。也有知县兼领兵马者，南宋时州学教授则多兼本州书院山长。至镇之监官，不仅管勾镇事或主管烟火公事，还兼管酒税，或兼监闸、兼巡检等。
州府之上的监司事务，更多兼职。如自宋初起，委任某路转运使或行在转运使、勾当某地诸州水陆转运使事时，官高者则兼提点三司某数路诸州转运使事或提点转运使事，甚至委派宰辅兼任转运使。掌管一路兵民事务的安抚司，一般也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各路提刑使例兼管河渠公事。南宋初还令提刑司兼领经制钱的拘催和管理事务，兼管巡检盗贼公事。又令诸路提举常平司职事由茶盐司兼领，无茶盐司路分则令提刑司兼领。
以官员个人兼职而论，南宋宰相乔行简登绍熙四年进士第，历官知通州，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官。出为淮西转运判官，知嘉兴府，改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移浙西提点刑狱兼知镇江府。迁起居郎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迁宗正少卿、秘书监，权工部侍郎，升兼侍读，兼国子祭酒、吏部侍郎，权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擢拜端明殿学士、同签枢密院事，进签枢密院事。拜右、左丞相，平章军国政事，兼职几乎伴随其宦途始终。
兼职无疑有利于提高行政办事效率，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官员理政处事的积极性。如宋代重视政令编敕，编敕工作例由宰执大臣兼领，但编敕官员“多是兼领于职事未能专一”，难以保持编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直至哲宗绍圣年间规定“重修敕令所除官长可以兼领外，只于删定官内量添员数，令专一看详中外利害文字”，才改变编修官单一兼任的局面，提高了编敕效率。兼职也能有利于发挥事权相对集中和减少互相牵制的管理机能，充分发挥中央行政体制的运作效能。苏洵就指出：“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唯恐不及。”兼职之制在事权分散与皇权集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调剂作用。古代先贤就不乏对官员兼职的议论。如 《慎子·威德篇》即讲道：“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则事省，事省则易胜;士不兼官则职寡，职寡则易守。”《韩非子·饬令篇》亦主张“胜其官，轻其任”，明确反对人臣兼官。出于防微杜渐、强干弱枝的政治用意，宋朝统治者虽然也对官员兼职从不同方面作出某些限制，如规定宰相属官不得同时兼任台谏官等，但兼职仍容易形成个人专断。兼职有时也让官员本职与兼职难以两头兼顾，容易顾此失彼，更给那些尸位素餐者提供借口。熙宁年间知制诰孙洙即言：“典诰之臣皆有兼官，殚费文辞，虑妨其他职事。”
哲宗时左司谏王甫说：“政事之原，莫大于官制。”宋代官员的兼官兼职，可谓前胜汉唐，后逾明清。一部宋朝兴亡史，展现了宋朝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制度设计、决策实施以及作用效果的成败得失，烂羊续貂，足为后世之殷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