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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好学的循吏

  传统文化中对老师尊敬的内容有很多。《礼记·学记》中说:“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老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携带者、经典的温习者,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古代循吏之所以能够干出一番成功的事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尊师好学,能够从老师处学习各类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

  尊师可以提升自己、开拓眼界,帮助自己事业更上一层楼。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是一个劳苦积学的人,在家中创设家塾。5岁的曾国藩就在父亲的家塾中读书受教。但父亲知识有限,于是他决定外出求学、拜访名师。曾国藩来到衡阳涟滨书院,拜访了当时饱学之士刘元堂。在学习中,曾国藩认识到自身有许多缺点,并立志要改正。他在老师点拨下,取号涤生,“涤者,取其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在刘元堂亲自指导下,曾国藩在一年后赴长沙考试中顺利考中了秀才。

  考中秀才后,曾国藩选择了去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学习。曾国藩在此求学期间,深刻践行南宋大儒朱熹为该书院制定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精研文章之学,在书院举行的测试中,考出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得到了书院山长欧阳坦斋的关注,并亲自辅导他,让他的学问更进一步。在岳麓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他考取了举人,四年后考中进士。

  考取功名后的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期间,十分注重与高水平的人切磋甚至以之为师。曾国藩与书法名家何绍基接触后,发现自己在书法方面有所欠缺,开始着力用功于此,渐有所长。理学名家吴竹如的座右铭是“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与吴竹如接触后,曾国藩在修身治国方面更有深刻体会。

  在曾国藩交往的师友中,唐鉴和倭仁两人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最大。唐鉴是1809年进士,为晚清著名理学家,对程朱理学颇有研究。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1841年,曾国藩在道光召见唐鉴的乾清门见到了唐鉴,对唐鉴的学问非常敬赏,主动提出拜访唐鉴的要求,而且是以施弟子礼去拜访。曾国藩拜访唐鉴,受到唐鉴的悉心点拨。唐鉴告诫曾国藩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为了进一步强调理学的重要性,唐鉴对曾国藩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谈到读书门径的时候,唐鉴说:“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听完唐鉴一番话,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他还写信给乡友,表达喜悦之情:“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鉴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钻研学问,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义理之学大有长进。

  唐鉴的学生倭仁在1829年考中进士,成为曾国藩的良师益友。倭仁根据自己多年写日课的经验,希望曾国藩也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当即照做:“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倭仁对曾国藩写的日课不太满意,进而提出严厉的批评:“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悚然汗下”,以为“药石之言”。

  曾国藩从这些师友身上汲取养分,提升自己,在文史书法考据方面皆有进益。黎庶昌评价曾国藩:“始公(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崇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表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重于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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