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朝一日，我能有幸穿越回千百年前，我定将去往那赤壁之畔，和一位飘逸洒脱的居士一起，高唱“大江东去”，感慨沧海桑田。那位居士便是苏东坡。千百年来，苏轼的诗文和际遇与一代代中华儿女产生着强烈的共鸣，人们总能从苏轼身上挖掘出无数让人景仰的美德与精神。时光流转，若让今日的我来形容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我的脑海里定只会蹦出一个响亮的名词——那便是“伟大”。
我们至今谈起“伟大”，便会不由自主地忆起两种人的身影：一种为国家乃至世界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创立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而另一种，则为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义”做出过牺牲，如高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这两种人，一种做出实质贡献，一种引领精神前行，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积极而有利的影响。可我们未免会感到有些遗憾：似乎这些伟人们的事迹总是过于崇高宏大，于是让自古而今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总觉得遥不可及。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形容一种新形式的伟大，令其更贴近生活，更有人间烟火的气息呢？
我国民间早已给出了它的答案。从上古时代的原始崇拜开始，民间就从未缺少过英雄式的人物崇拜。就像苏东坡，是苏杭人民一直敬重和爱戴的伟人。但他们所赞叹的绝不仅仅是他的政绩。后人们爱东坡，更深的缘由，是喜爱他那“人性的伟大”。
什么才是伟大的人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有孔子的仁爱之思，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和众多雅士的美好追求一起，高歌着人性最美妙的主旋律。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一个人若想拥有伟大的人性，他必定具有这样的特征：在拥有着纯净的、可爱的，而又令人景仰的人性追求的同时，他也不忘自己脚下的热土，愿意以哪怕微不足道的努力，去实实在在地为百姓谋幸福、求安康。
这种人性的伟大，是不论高低贵贱、经历如何、完美与否的。但它的意义与价值，相比起前两种“伟大”来，却是毫不逊色的。那么，我们所谓的苏轼的伟大，是否也正如他们一样，于苏轼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呢？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苏轼一生的波澜起伏。做高官，他近于宰相；贬民间，他俨然布衣。这种有如天壤之别的落差人生，安于他一人身上，却竟显得自然起来，柔和起来。这恍如一种奇妙的错觉，似乎在苏轼人生中那些如恶煞般来势汹汹的巨浪，不但没有将他吞没，反而托起了他的人性之船，并将其举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也许正是那些恶浪成就了苏轼的伟大。无论是为官还是为百姓，他始终不向那股恶浪低头。那时，王安石变法，强推新政，他未为太守，便直言敢谏，连上万言书大唱“反调”。为国家大计，别人退，他仍要以笔抒气，一怒而争；到经历乌台诗案的打压，他已遭连贬，也再无力改变庙堂之上的愚蠢，于是便暂退，俯身为黎民：修西湖、建苏堤。他慢慢地看透了那早已乌烟瘴气的官场，便也越发地厌恶起来，转而在田园乡间“自得其乐”。那时候，他是当地百姓的朋友，也是那些固执当权者的宿敌。在恶浪的接踵而至下，他的灵魂愈发的澄澈，也愈发地空灵了。他开始谈天论道，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追求那种永不消褪的安宁——在他驾一叶扁舟遨游于人生的最后时光中时，也许这一切，他已经找到。
他看似走向了归隐，却骨子里并非那位消极避世的陶渊明。他一辈子也未曾忘记过自己脚下的土地，忘记过自己深爱的人民。连他自己都曾戏说：自己这运命完全是因诗文而起。可是，他仍在写——毕竟在他巨大的影响力下，这支笔，也不能不让那些当局者提心吊胆。他知道自己作为人民之友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民生疾苦，他看到了；别人闭口不言明哲保身，他也看到了。可是，他像一个当时政局下的傻瓜，把一切他所看到的，所想到的，都酣畅淋漓地满带着愤怒地喊了出来。我想，也许那就是苏轼的真性情。他是越看透人性，就越忘不了人性。
苏轼，像一株白荷，却又不似它的孤傲疏离；像一束清菊，却又不似它与世无关的隐逸；像一朵水仙，却又有着它全无的刚劲；像一支耸竹，却又以它未有的繁密枝叶，荫庇中华大地上子子孙孙无处安放的宁静心灵。
他不愧是苏轼。他以一副再普通不过的姿态，活出一个再伟大不了的灵魂。这千百年来，后人敬东坡，爱东坡，致意这个“江海寄余生”的伟大诗人。在他之后的人们，不必为清高死磕陶潜的脚步，而可以在追寻心灵净土的旅程中，去读一读苏东坡，感悟他那光芒万丈的人性之美。
人性本该是如此：普通而崇高、圣洁而美好，在平淡无奇中熠熠而生辉。
苏轼确实做到了一位凡人的伟大。他为后世留下的人性之歌，值得千秋万载为之传唱。在这个物欲横流，各种价值观在扭曲中不安涌动的社会里，品一品这样的人性之美，能荡涤我们心灵上早已覆满的埃尘。这种美也会促使我们思考：一个人究竟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才能练就一颗伟大的心灵，过完一场伟大的人生？
我们期待着第二个苏东坡的尽快来到。到那时，我们都应当对月举酒，敬那位曾在精神上与我们“千里共婵娟”的伟大诗人……
斯人已逝，精神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