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以吕宗桢与吴翠远的萍水相逢为中心，刻画了遭遇封锁，被迫停下的电车中的百态，整体略显压抑的笔调勾勒出了在时代迷雾中挣扎的人性，淡淡的伤感与无奈渲染透了身不由己的麻木与寂寞，细腻的笔触刻画出微妙的心理变化。本文将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力图洞察文字背后的人性。
小说从电车司机的视角中悄无声息地开始，他眼中的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无穷无尽，这就像被甩不掉的牛皮糖黏住了眼睛，让人心里腻而烦。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是令人绝望的，“然而他不发疯”，对这种无奈到令人绝望的工作仍保持这种态度的唯一解释，就是麻木。可以说小说是在“麻木”中展开的，但人性本身永远会抗拒这种悲哀的状态，停车的摇铃声打破了这种单调的“麻木”，也“切断了时间与空间”，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切不断与扯不破的却是笼罩在每个人心头的时代巨幕。
视野转向电车之外，马路上的人飞奔着，太太们希望能够进入商店，无助地哀求，收获到的只是冷漠地紧闭着的铁门。张爱玲在这里写到：“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有老人与孩子需要帮助，时代的重压下，人性变得神经质，冷漠就像渗进岩缝中的松油，荒凉与悲哀在对视中慢慢铺开。
电车中的人知足到可怕，“虽然设备简陋一点，和多数乘客的家里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略胜一筹”，读到这里仿佛内心被狠狠地揪了一把，生生地疼。这是怎样的一种荒凉，生活的贫瘠让内心荒芜，窗外的世界竟无法给车里的人带来丝毫的触动，人类原本好奇的天性已然被“司空见惯”四个字磨平了，还是麻木，令人恐惧的麻木。“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当这样的力量作用于血肉之躯，不被压垮，哪怕苟延残喘恐怕也值得庆幸，时代的迷雾让每个挣扎在其中的人喘着粗气。
乞丐的唱腔压不住这种可怕的沉寂与静默，为生活所迫，他们悠长的强调“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仿佛这苦难也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永无尽头。感情似乎是无坚不摧的侵入者，乞丐的悲哀带动了身为同乡的电车司机，他跟上了乞丐的唱腔，虽然表面面具式的冷漠已经刻入灵魂，但我相信此时的众人心里也在轻轻唱和。
公事房的人的谈话平淡无奇，却有着深深的世故的烙印，“敷衍上头”、“不会做人”……一个社会的疲沓似乎总是从公事人员开始的；而他拿着扇子装腔作势、不懂装懂地胡乱解释医科学生的简图，更让人反胃。
中年夫妇表面体面，却生怕手中的熏鱼弄脏了西裤，失了体面事小，多花钱却事大；丈夫对医科生简图评价可谓啼笑皆非，但没人关心，也没人懂，他太太关心的只是别把裤子弄脏。生活但凡有一点点“越轨”之处，总会被现实的恶浪打回冷漠的哀伤中，无知中的情感总是那么无力，让人心酸。
吕宗桢对面的老头子虽然被寥寥几笔带过，却别有深意。他手里玩着核桃，头也像个核桃，而他的小动作却代替了思想，因为在这样的悲哀中，思想也显得太沉重，只要物质富足，哪怕没多大意思，也足够了。
医科学生保留了些许的希望，他修改的人体骨骼简图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与口中的谈资，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周围的人早已跟不上他的脚步。
寥寥几人，张爱玲已经将一个城市中人的状态完全展现了出来，哀伤、冷漠、麻木、可怜、艰难地维护着随时可以抛却的尊严、苟延残喘地喘着粗气……时代迷雾中的人在字里行间爬了出来，诉说着他们的悲苦与无奈，映射着整个时代的空虚。
人性的深刻性必然要求表现的深入性与集中度，吕宗桢与吴翠远成为了张爱玲笔下的这个焦点。
角落里的吕宗桢有着一肚子的不如意，这种不如意是岁月积沉在他心底的。像他这样的人，作为这个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可谓数不胜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些小钱，对日复一日的生活，特别是婚姻感到厌倦，渴望刺激与改变却又恐惧世俗的眼光，这样的矛盾体正是整个时代纠结的缩影。吕宗桢的出场便是在对太太的抱怨中，这些无厘头的不满其实是对整个生活状态的忍耐，只不过，他没有勇气反抗！连饿了也需要“决定”，这是怎样的软弱与空虚，拿出包子，吕宗桢竟然有耐心去认报纸印在包子上的铅字，这种玩笑性质的事在“吃”面前显得更为可笑，因为“吃”已经成了这个时代中最大的诉求，无聊与空虚充实着这个“老实”人，他带动着所有人阅读着毫无意义的文字，打发时光也不愿思考片刻，“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也许痛苦的本身便是对自己毫无价值的一生的反省，只不过这样太累太痛，不如远远地逃开。
吴翠远也同样带着不如意，众人眼里的“好女儿”、“好学生”却被这些社会价值紧紧地套牢。她很平凡，尽管衣着得体，有着“模棱两可的美丽”，但依旧“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翠远一直是默默的那个人，始终带着莫名的自卑，两头受气，读了很多书却被认为不如找个有钱的丈夫来的实在，与吕宗桢相比，她才是那个真正与这个迷雾般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或许她的反抗也只能是在批改带有些许血性的作业时的一时感慨，她能碰触到的真实几乎不存在，才会对每一份看似平常的真实那般地关照，无论怎样，她都有着与整个社会撕不破的隔膜，“翠远不快乐”。
董培芝的出现让这两个永远不会产生交集的人短暂地联系在了一起，透过董培芝我们可以洞悉吕宗桢的心理，他恨董培芝看上了他的大女儿，打心眼里看不起他这位清寒而心怀大志的表侄，宁愿背上调戏妇女的恶名也不愿和表侄产生任何瓜葛，这种极端的反感来源于诸多的不如意，甚至包括对太太的不满。
吕宗桢坐到了吴翠远边上，他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样，“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很明显，她只是他用来逃避董培芝的手段，整个人被伪装地没有一丁点特点。而吴翠远本身开始也并不为吕宗桢所动，一点笑意也没有，刻意维护着那份不知从何而来的矜持。这是虚伪与虚伪的交锋，和周围别的事物一样，没有一丁点的真实，这样的开端，或许本身就是一个玩笑。
吕宗桢并没有停下来，他开始搭话，不得不说他很有一套，带着恳切的语调慢慢攻破了吴翠远的心理防线，但她仍要坚守那份矜持与正经，虽然开口，不过表面敷衍，但她并不知道吕宗桢从一开始也不过是敷衍，先前说了什么他也早就忘了。董培芝离开了，吕宗桢也恢复了正经，原本交集到了这里也就该结束，但真正的转折正是从这里开始。
董培芝膝上摊着的练习簿吸引了吕宗桢的注意力，接下来的细节很能反映两个人的微妙心理变化，吕宗桢误以为她仍是一名学生，但吴翠远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回应，虽然仍保持着距离，但明显已经开始慢慢接受身边这个“冒昧”的男子。从学历聊到工作，两个人的距离一步步拉近，当聊到生活的时候，吕宗桢面对这个萍水相逢的人，毫无顾忌地释放自己的压力，一吐生活的不快，接下来的吴翠远做了一个聪明女人最擅长的事——倾听，带着激烈内心变化的倾听。
吕宗桢很快将生活的不如意归咎于他的婚姻，责怪他的太太不同情他、学历低、脾气差，至于当时娶她的原因，他也毫不忌讳地解释为年轻时的她很漂亮。一个懦弱的男性的灵魂到了这里暴露无遗，在我看来，全书最具戏剧性的情节就发生在这里：面对吕宗桢的抱怨，吴翠远竟然没有一点的不悦，而是表示了理解和同情。其实吴翠远内心明镜般的透彻：“她知道他们夫妇不和，决不能单怪他太太，他自己也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他需要一个原谅他，包涵他的女人。”所以甚至可以认为，这里的吴翠远是在迎合这个萍水相逢的男人，至于她为什么选择这样，可能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吕宗桢的抱怨触动了她自己的内心伤痛，即女子教育的问题。
接下来的情节依然是戏剧性的，两人同时探出头去张望，脸庞异常接近，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击碎了所有的虚伪，整个交集在这里出现了那么一点点的真实，张爱玲在这里的描写可谓“神来之笔”：“宗桢和翠远突然觉得他们俩还是第一次见面。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之前的虚伪做作在这一瞬间都仿佛不存在了，两个人身上被社会贴上的标签都被撕了下来，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她也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女子，“他们恋爱了”。
恋爱中的人总是毫无保留，他们好像都找到了那个知心的人。终于，吕宗桢提到了婚姻，他依然很直白，说明自己并不会离婚，只是希望娶妾，时代套在他身上的其实一刻也未忘记。吴翠远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但她着实觉得眼前的男人是可爱的，他激发了她内心一直不敢表露出来的反抗欲望，“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这和吕宗桢对他太太的态度如出一辙，但她自己也并不知道的是，她其实也与吕宗桢一样，永远逃不出时代的套子。
陷入爱情当中的女人总会选择不顾一切地体谅对方，翠远也一样。她哭了，“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脸上。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吕宗桢要了她的电话号码，她依然希望保留一个女性在爱情中的尊严，她只会倾听，不会选择用言语去打动爱人，也并不愿意让他把电话记在纸上，因为“她的电话号码，他理该记得。记不得，他是不爱她，他们也就用不着往下谈了。”而这些，在我看来，吕宗桢是不可能体察到的。
通行的铃声让这二人之间原本凝固的时空重新开始了流动，吕宗桢离开了，这对于翠远来说，等于这个人死了，因为如果从此再无联系，便和未曾见过一样。他坐回了原来的位置，态度很明白：“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众生百态的声音与画面很快填充了两人间的距离，时代的洪流淹没了恍如迷梦一般的经历，只剩下刚刚的交谈，还回荡在耳畔。
吕宗桢回到家，回到了那个刚才在他口中一无是处的地方，他依然尽着他的本分，他也只能这样，最后的纠结后，他屈从了，就像那乌壳虫那样，没有打给电车上萍水相逢的她。
毫不留情地说，《封锁》中体现的人性是自私与虚伪的，但这些让人痛心的“利己主义”与“逢场作戏”是在时代迷雾的压抑中游荡的。吕宗桢是这样，抱怨了已经得到的一切，倾吐了自己的不快，实际上却越不愿意舍弃分毫；吴翠远也并不高尚，她只是压抑，而这份压抑借助吕宗桢的嘴被表达了出来。众生可以为了面子胡说八道，也可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吕宗桢不过是在合适场合出现的一个抱怨者，吴翠远也不过是一个被压抑很久的共鸣者，两人的相遇只是一个并不好笑的玩笑，一个梦一般的回忆。
并不能说整个过程一丁点的真实也不存在，我愿意相信在吕宗桢和吴翠远完全退下伪装，释放自己的不快时，那一瞬是真实的，至少他们在那一瞬变得单纯，与时代错位的单纯。不能说仅凭这次相遇，双方就深深相爱，其实两人都是带着赌气的心理为寻找到了同病相怜的共鸣者而欣喜、安慰，只是这份欣喜与安慰是不是爱情，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时代的迷雾封锁了诸多的可能，也封锁了人性的深处的渴望，人在这种力量面前显得无助又无奈，但终归希望还是存在，只要环境改变，那份人性中本初的、最宝贵的情感还是会毫无顾忌地迸发，这恰恰是全文最令人感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