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存在的差别，谓之“三大差别”。“三大差别”曾经是我们的惯用术语，时常被我们挂在嘴边。
从新中国建立不久，一直到毛主席逝世。毛主席总是在不断地号召我们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并一直将其列入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之中。憧憬着消灭“三大差别”后的幸福，我们总是热血沸腾，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一幅美丽图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工厂林立，农庄遍布，机械化种田种地，农村与城市一样，人们在愉快地劳动和生活，到处欢歌笑语……为了这个梦想，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奋斗在努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梦想，有的变成了现实，有的还在“差别”着，甚或有所扩大。同时，我们发现，“三大差别”在历史的演变中，与我们原来想象的也不太一样，甚或衍生了许多新的“差别”花样。这让我们生出了重新探讨“三大差别”的欲望，感觉到那个久违了的话题，原来仍然如此鲜活。
表面上看，“三大差别”指的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物”的差别，而实质上则是“人”的差别，是工人与农民、市民与村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指属于不同行业、隶属不同地方、从事不同劳动的人创造、得到和享受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一样。
先来说说“工农差别”。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里，我们对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概念要求不是十分严格，其外延是很宽泛的。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三产业都算作“工业”，相应地，吃“农村粮”从事第一产业的就是农民，吃“国家粮”从事二、三产业的都被叫做“工人”，甚至单纯吃“商品粮”的普通市民也被看成“工人”。这种划分虽然不十分科学，但直到40年前，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划分，也习惯了“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别。可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原来意义上的“工人”和“农民”变得模糊了起来，工农差别的表现形式也变得多样了起来，有的甚至让人感到十分尴尬——尽管现在大家都被称为“居民”。
从安徽农村到北京打工的李先生，已经在北京混了二三十年，而且还“混”得很不错。在偌大的京城有了车子有了房子有了妻子，事业也是越做越好，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可有一个“坎”李先生一直迈不过去，心里一直隐隐作痛。北京等城市与其他许多城市不同，买了房子并不允许你把户口迁进去。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你虽然在北京有工作有房产有家庭，但你就是成不了“北京工人”，只能是“安徽农民”，属“外来人口”，有段时间还要办“暂住证”，而且是“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自己的家里。全国像李先生这样的工不工农不农的人肯定不在少数，而且遭遇的“差别”也不仅仅在于“暂住”还是“常住”这一项。设想一下，如果李先生不是进京打工的“农民工”，而是体制内的干部职工因“工作需要”被“调”进北京的，这些“差别”就不存在了，依李先生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那就不是“看上去很美”了，而是怎么看怎么美了。
好几年前，不是有一个行业里有一个抄电表的工人，一天抄四次表就可以拿到10万元年薪（如今可能早已翻倍）吗？他凭什么有这么高的薪酬呢？就凭他是个“正式职工”。假如抄表的是个“临时工”或者“农民工”，他就是一天抄20次表，恐怕也拿不到这个“正式职工”五分之一的报酬。
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但这是“差别”，客观存在而又让人无可奈何的“差别”。
再来讲讲“城乡差别”。
“工人”拿着稳定的工资，捧着“铁饭碗”，后来虽然一直喊着砸掉“铁饭碗”，但最终只是把这个“铁饭碗”砸得变了点形，“碗”里盛着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等“幸福”其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在不断地增多，即使退休了下岗了失业了“困难”了，国家还是周到细致地管着，一直管到生命终结为止。“农民”就不同了，捧的是“泥饭碗”，一不小心掉地下就砸碎了，要是遇上天灾人祸，那就有点作难了；逢年过节，同属“工人”范畴的各级官员下乡去访贫问苦，送上点代表“温暖”和“爱心”的钱和物，这些农民就被感动得一边说谢谢一边掉眼泪。
所以，许多农民即使砸锅卖铁都想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变成“工人”，再引申下去，就是许多“乡下人”总想着怎样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变成“城里人”。不能直接“蝶变”的，就来个“曲线救国”，一些俊男靓女，即便屈尊做个瞎子聋子瘸子的“半边户”，也感到“高人一等”。因为做一个“城里人”和做一个“乡下人”、做一个“市民”和做一个“村民”，所享受的国民待遇是很不一样的。这不仅体现在劳动收益、发展机会的多少上，还体现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科技、商贸、金融、保险等等众多优质公共资源的优先占有和消费上。
而城乡间这一切差别，曾有人把“罪过”都归结到那个要命的户籍制度上。于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户籍制度逐渐松动了，“城里人”不几年就翻番了，2019年已达到了8亿多，占到了总人口的六成强。按原来的想法，城市化程度提高了这么多，城乡差别应该也会随之缩小，可回头一看，城乡差别非但没有因此而缩小，反而还在一年年地扩大。国家统计局的权威公报显示，在城市化人口逐年大幅增加的这么多年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仍然快于农民，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多项支农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仅让工业产品特别是涉农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步上涨抵消了不少，而且让“市民”收入的增幅再次在“村民”面前显示出了“优越感”，城乡收入差距都在3∶1以上。
看来单纯地把城乡差别扩大的板子打在户籍制度的屁股上，还不太准确和公平。城乡差别继续扩大的原因肯定还有很多，其中最大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加快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加快掠夺乡村优质基础资源的过程：有文化有出息的乡村青年上了大学后留在了城市，富起来的村民“移民”到了城市，到城里打工的农民主要创业在城市消费在城市，其中许多“乡下人”后来都变成了“城里人”。人员的这种流动和流向，其优势差不多是“一边倒”地向着城市，你还指望谁去缩小城乡差别呢？城乡差别也就一直这样存在着、扩大着。
最后来看看“脑体差别”。
与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单向性地存在和扩大有所不同，我国脑体之间的差别好像有些反反复复、曲曲折折。自古以来，国人最懂得透的道理之一，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认为读书人也就是脑力劳动者应该做官的多发财的多，而卖力气活的人也就是体力劳动者应该做平头百姓的多贫穷的多。
事实上，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段，也是这种状况。但国人最看不懂的现象之一也恰恰出在这里，不知从何时起，竟然弄出个“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传说来，“脑体倒挂”了，而且还非常符合现实。
传说来自于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工资不高，难以养家，于是便在校园里摆了个摊，卖起了茶叶蛋，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一算账，卖茶叶蛋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工资。后来人们为了说明问题，把这个教授的身份分开成了两个人：“造原子弹的”和“卖茶叶蛋的”，用以指代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这个传说出来后，影响很大很深远，40多年的改革发展，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了飞跃上升，从整体上看，“造原子弹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卖茶叶蛋的”。不过，这中间还有点小插曲，当初那些“卖茶叶蛋的”发家致富成了“老板”后，即便今天也算得上是“造原子弹的”了，可他们还不时用“茶叶蛋理论”来看待“造原子弹的”。职场上，不少大学生已经只有普通民工的薪资要求了，可有的“老板”还想“压价”，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依然还是“茶叶蛋经济”，可他们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还是“茶叶蛋经济”，自己的企业为什么还是“茶叶蛋企业”。与之相反，有些“造原子弹的”又把自己“造原子弹”的本领和价值看得过高，对“卖茶叶蛋的”作用和价值几乎视而不见。有家公司，几个高管的年薪就是2亿多元。这也太离谱了，这仿佛真的是“原子弹”和“茶叶蛋”的性价比了。差别大到如此程度，这不把“卖茶叶蛋的”气死也会气得吐血，元气肯定要受大伤。但愿脑体差别的这种极端的小插曲，还是少点为好。
林林总总，总总林林，尽管今天的社会有了这个指数那个指数来评价和测算经济社会的这个差别那个差别，但如果我们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三大差别”理论去关照，所有的差别依然无法抹去，依然那样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