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是我国最新颁布的民法典，规定了我国民事活动的范围和法律依据。民法总则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对民事活动中的行为作出了规定的同时还对其中的一些规定进行了革新，其中就有法人制度，法人是每个公司的必备机制，民法总则对法人制的革新是什么?
改革开放后不久制定的《民法通则》，已无法适应当前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需求，这是《民法总则》编纂时的共识。《民法总则》的法人制度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民法通则》和相关法律，做了诸多契合现实需求的新规定。
1、法人成立原则上采取准则主义
依《民法总则》第58条，法人设立以准则主义为原则，即自然人设立的组织体只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都可取得相应的法人资格，登记机关不能拒绝登记。该条规定，“设立法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有关机关批准的，依照其规定。”即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能设置法人成立的许可前置要件。
法人制度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巨大，也涉及交易安全和第三人保护等细节问题，所以各国和地区基本都采法人类型法定主义。但法人的类型纷繁芜杂，包罗万象，可以采取不同的分类标准。《民法通则》按照国务院“编制管理”核定的机构分类标准，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又包括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等，体现的是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思维，导致法人类型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难以容纳基金会、宗教活动场所等法人，已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这是立法时的共识。法人分类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决定了自然人可以设立的法人种类。如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的分类，在法律未具体规定某种法人时，成员和资产结合在一起的法人，都可登记为社团法人;为实现特定目的的财产，都可登记为财团法人。二是它决定了法律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法人，规定其不同的组织特征和治理结构。
《民法总则》将所有以营利为目的成立的法人规定为营利法人，其特征是以取得和分配法人的利润为目的。它对现行法中所有的营利法人作了统一规定，包括公司类营利法人和非公司类营利法人。中国的《公司法》相对完善，但其他种类的营利法人(如未进行公司制改造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则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民法总则》对各种营利法人的重要问题作了一般性规定，有益裁判标准的统一，更为非公司类营利法人的特别立法提供了空间。
值得重点提及的是它对非营利法人的规定。非营利法人设立的目的有两种：一是为了公共利益，一是公共利益以外的其他非营利目的，即互益法人，即为法人成员的共同利益成立的法人，如行业协会商会、校友会等。非营利法人并非不能从事营利活动，但受两个刚性约束：一是不能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的利润;二是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终止时，不得向前述人员分配剩余财产。剩余财产应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用于公益目的;无法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处理的，由主管机关主持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法人，并向社会公告。但非以公益目的设立的非营利法人，则可以向前述人员分配剩余财产。
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即“民办非企业”)等。《民法总则》还专门将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规定为捐助法人(即财团法人)，并首次明确了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可以取得捐助法人资格。
4、新设部分特别法人的规定
《民法总则》将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规定为特别法人。这是中国法第一次赋予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法人资格，也第一次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为回应中国绝大多数农村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实，它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5、完善了法人制度的若干规则
《民法总则》用了55个条文(超过法条总数的1/4)调整法人，与《民法通则》相比，其规则更为细致，内容更为丰满。如它规定了法人登记的对抗效力：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对法人解散的一般性事由做了规定，并规定了法人解散时的清算义务人和清算责任，为各类法人的清算提供了一般规则。
明确了两种法人：盈利法人和非盈利法人的区别和特征。在民法总则中，新增了关于法人制度的一些规定、提出了特别法人的概念，具体的内容读者可以参考上文，新规定体现了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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