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桐城诗派，代表人物有姚范（开山鼻祖）、姚鼐、方东树 姚范，字南青，乾隆壬戌进士，官编修，有《援鹑堂笔记》五十 卷，学者称姜坞先生。桐城诗派的形成，他有无可辩驳的发始之功。 首先，桐城诗派的巨子姚鼐是他的侄儿，鼐“以从子受业焉；姚氏之 学所由起也。”（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姚鼐除“亲受文法 于学博（刘大櫆）外”，论学论诗皆“少传业伯父姜坞编修”（见马 其昶《桐城耆旧传》），叔侄二人在学术上形成了极其默契的传承关系。其次，桐城诗派的诸多“家法”都是由他发端的。

“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

”这是程秉钊在《国朝名人集题词》中的论诗之语。敢于同执清代文坛牛耳的桐城文派

比量重轻，可见桐城诗派影响的广大与夫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不容漠视。

那么什么是桐城诗派呢？在讨论这个基本的问题时，学者们大多从史

的角度，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条列桐城历史上的著名诗人：从

明代的方法、齐之鸾到晚清的二姚，“弥天独护桐城派，名世今当五

百秋。”（钱仲联先生诗）但这只是在做桐城诗史，而未中桐城诗派

的肯綮。桐城诗史与桐城诗派是两个既不能完全相互重叠，又存在着

多重交叉关系的文学史概念。简捷地说，桐城诗派并不涵盖全部桐城

诗史，而只是桐城诗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里，诗学见解和诗学创作风格近似的诗人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而

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的核心人物来自于桐城，故派以地名；而追

随者则逸出桐城以外，故它不完全等同于严格地以地域划分为界限的

桐城诗史。因此，研究桐城诗派，从空间上来说，应立足桐城，放眼

全国；从时间上来说，则要截断众流，将其发轫期界定在清代的雍正

乾隆年间，而无庸远溯到明代。

如批评明七子，

不以钱谦益一味丑诋为然，而是平正通达，不作矫情之论。《援鹑堂

笔记》卷四十评李空同《游百门学大谢》云：“如赵同鲁评沈启南仿

倪元镇画，下笔又重了”。钱钟书先生许为“古来评七子拟古，无如

此之心平语妙者。”（见《谈艺录》）卷四十四又谓：“读何、李诸

公学古诗，转读十九首，其妙愈出。正如字书只见石刻，后观真迹”。

钱钟书先生亦认为：“是于七子，未尝尽夺而不与，……惜抱渊源家

学，可以征信。”（见《谈艺录》）桐城诗派于宋人特重黄山谷，以

之作为优入唐人圣域的梯航。此在姜坞亦初露端倪

《援鹑堂笔记》

卷四十称山谷“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

筌，自得意表”。盖备极倾倒。又，“魏泰《隐居诗话》极诋山谷。

泰本不耻士类，而糊心眯目，敢于狂吠如此。近世冯班之徒，所见与

泰不远，而学者奉其盲论，过矣。”俨然乎山谷护法。以古文之法为

诗，本是桐城诗派的当行本色。此中之覆，姜坞亦有以发之：“字句

章法，文之浅者，然神气体势，皆因之而见”。“文法要莽苍硬札高

古”。评韩愈《纪梦诗》曰：“以崚嶒健倔之笔，叙状情事，亦诗家

所未有。”（均转引自《昭昧詹言》）故桐城诗派中人对姚范极度为

尊崇，方东树至谓：“姜坞所论，极超诣深微，可谓得三昧真筌，直

与古作者通魂授意。”（见《昭昧詹言》）论定姚范为桐城诗派的不

祧之祖，应是实至名归，毫无间言的。

姚鼐

字姬传，乾隆二十八年进士，著作繁富，学者称惜抱先生。惜抱是桐城诗派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四个方面的努力，空前廓大了桐城诗派的堂庑。其一，惜抱承姜坞绪论，进一步完善了诗派理论。

桐城诗派的微言大义

“鼐独抉其微

而发其蕴”，见于《惜抱轩诗文集》、《惜抱轩尺牍》、《今体诗抄》

者，比比皆是。其二，惜抱独具只眼，为诗派确立了一整套的诗学方

法论。如宗旨：“存古人之正轨，以正雅祛邪”（见《今体诗抄序目》），

庶不入诗文魔道。取径：确定范本，以为汲古之助。古体诗，“吾向

教后学学诗，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诗抄》。”（见《尺牍与管异之》）；

近体诗，“但就愚《今体诗抄》，更追求古人佳处。时以已作与相比

较，自日见增长。”（见《尺牍与伯昂从侄孙》）。守法：“近人每

云作诗不可摹拟，此似高而实欺人之言也！学诗文不摹拟，从何得入！

须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熔铸古人，

自成一体。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譬如学字而不

临帖，可乎！”（见《尺牍与纾侄》）存异：“大抵其才驰骤而炫耀

者宜七言，深婉而澹远者宜五言，虽不可尽以此论拘，而大概似之矣！”

（见《尺牍与陈硕士》）求变：“近人不知诗有正体，但读后人集，

体格卑卑，务求新而入纤俗，斯固可憎厌！而守正不知变者，则亦不

免于隘也！”（见《尽牍与石甫侄孙》）斯直可为惜抱崇奉之“有所

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下一注脚！其三，惜抱不独“诗学”精湛，

且“诗功”甚深。生平所作有《惜抱轩诗集》十卷传世。程秉钊赞惜

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见《国朝名人集题词》自注）诚

钱钟书评价

如钱钟书先生所云：“盖学识高深，只可明义，才情照耀，庶能开宗，

坐言而不堪起行者，其绪论亦每失坠而无人掇拾耳。”（见《谈艺录》）

惜抱庶几“坐言”又堪“起行者”，二妙骈臻，宜其开一代风气。其

四，惜抱年逾不惑，即解组传道授业，历主钟山、梅花、紫阳、敬敷

书院达数十年之久。承学者见贤思齐，向风成会。见于刘声木《桐城

文学渊源考》著录姚门及门、再传及私淑弟子何只数百。以此惜抱诗

学未得及身而绝，而是化身千百，成为桐城诗派的广大教化主。

方东树，方是姚门四大弟子之一，

“性高介，恒闭门撰述，不随人俯仰。好尽言：论道术、文艺，必抉

其所以然”。（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在诗学上“好尽言”的例

子是精心结撰了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昭昧詹言》。目的是昭示后学，

于古人诗文“求通其辞求通其意之确有依据也。”（见《詹言》跋一）

桐城诗法

因此书具体而微：方仲棐“尤注意于方仪卫《昭昧詹言》，

尝戏曰：”桐城诗法文法，在此一书中矣‘“。（见吴孟复《马茂元

传略》）此书书首有许多泛论诗文的话，内容很精详，大旨是和姜坞、

惜抱论诗宗旨相发明而更见系统。它又是一部诗学鉴赏名著，在体式

上，是就王渔洋的《古诗选》和姚惜抱的《今体诗抄》所选的诗，驾

轻就熟地运用桐城古文家所专擅的评点之学，首首加以批注，诗律文

心，抉发无遗。如黄山谷《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

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

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方云：”起四句且

叙且写，一往浩然；五六句对意流行，收尤豪放。此所谓寓单行之气

于排偶之中者。“启发神思，授人以范，由此可以体会文章之法。有

人以为：”似此和盘托出，用意为体太陋“。方东树不以为然：”释

氏有教乘两门。教者，讲经家也。教固不如乘超诣，然大乘之人，未

有不通教者。……然使语言文字之未知，作者年历行谊之未详，而谩

谓‘吾能得其用意之精微，立言之甘辛’，以大乘自处，而卒之谬误

百出，扪烛扣盘，盲猜臆说，诬古人，误来学，吾谁欺乎？”（见

《昭昧詹言》跋）两相比较，觉方说深入情理，不徒作大言欺人。故

历来诗家皆重视此书。教育家吴汝纶开列中学堂书目时，于诗学一门

特意指示：“王、姚二选，……苦其难读，教者应并阅方植之所著

《昭昧詹言》为之讲授。”（见《吴汝纶尺牍》卷三）诗书画大师林

散之先生教人学诗即以《昭昧詹言》为宗（见《林散之研究》第一辑）。

吴孟复评价

孟复先生生于1919年，距结束清朝统治已经八年，正值辛亥革命一再遭受挫折，中国的民主革命即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五四”爱国反帝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时代前进的步伐，必然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

吴孟复先生尤为欣赏此书：“手把金针亲说与，一编昭昧为君师。”

金针度世，沾溉广博，方东树算得上是普及桐城诗派的一大功臣。

桐城诗派是清代文学史上在理论上卓有建树，在创作上颇具特色，

作者众多，影响深远的一个诗歌流派。

影响

程秉钊在《国朝名人集题词》中云：“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熟重轻。”此言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桐城诗派如同桐城文派一样，影响广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绝不可漠然视之；其理论主张，对今天的为文作诗者，均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桐城诗派由姚范(字南者，学者称姜坞先生，乾隆壬戌进士，官编修，有《援鹑堂笔记》五十卷)发始，集大成者姚鼐(字姬传，学者称惜抱先生，乾隆28年进士，著作繁丰)进一步完善了诗派理论，方东树(字植之，学者称仪卫先生，“姚六四杰”之一)着力光大桐城诗派门庭。因三个核心人物均生于桐城，所以诗派以地域命名，追随者如桐城文派别无二样，不仅众多，亦遍及全国，影响深远。

“熔铸唐宋”不是桐城诗派第一个提出，但桐城诗派找出了切实可行的“熔铸”之法，即掌握唐人的格律声色和神理气韵，借宋诗之长和学唐人之法，由表及里地抉取唐人之神，通过唐宋互补，达到“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桐城诗派学习唐朝诗歌，尤其是盛唐的大家诗作，但不像“明七子”就唐学唐，也不以似翁方纲表面不骨薄唐而骨髓里却一味扬宋，它强调的是循序渐进，以形取神；取法的主要对象是杜甫，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云：“杜公包括宇宙，含菇古今，全是元气，迥如江河之挟众流，以朝宋于海矣。”学习宋朝诗歌，只是作为提升作品水平的阶梯，走下学上达之路；取法的主要对象是黄庭坚，借览的是其遗貌取神和学唐之法。因黄庭坚的诗有用意浅近的弱点，桐城诗派在主张学黄的同时又倡导辅学欧阳修、王安石。

桐城诗派的另一条重要理论，是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但桐城诗派以古文之法为诗只属于“法”的范畴，是借散文的写作方法锻炼作诗的技巧，拓宽诗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正如惜抱所云：“文章之事，大拟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

桐城诗家多是古文家，“以古文义法通于诗”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再掌握了“熔铸唐宋”之法，其诗歌作品自然有唐人的音节高亮、自然浑成，有宋人的精工典雅，有古文的层次丰富和内容充实，也因此对近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桐城诗派对近代诗坛的最大影响是孕育了宋诗派。宋诗派是近代文学史上以学宋为旗帜的一个庞大的诗歌流派，后期宋诗派即通常说的“同光体”。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道光而后，何绍基、祁隽藻、曾国藩之徒出，益盛昌宋诗。而国藩地位最显。其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一脉。”此语就揭示了前期宋诗派与桐城诗派的传承关系。曾国藩在《圣哲画象记》中明确表示：“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他并将借抱列入圣哲画象三十二人中。

自清末民初至当代，新诗昌兴，桐城诗派同其旧的文学形式一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仍然产生了一些名家，如学黄庭坚的方守彝，学杜甫的诗守敦，当代名家马茂元，一生研究桐城派的吴孟复，当代旧诗大家钱钟书、江南，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林散之等，他们秉承桐城诗派的诗学理论，“寒灯夜雨，汲汲穷年”，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