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情也称殉爱，是指为爱情而死的行为。有些人是因为恋爱受到挫折感到绝望而自杀，有些则是因为失恋或伴侣死亡而自杀，是丽江纳西族婚姻关系中突出的现象。

鲁迅 《伪自由书·新药》：“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

现象概述

殉情是丽江纳西族婚姻关系中突出的现象，丽江纳西族的民风是： 男女在结婚前，有社交的自由，各种节日和大小庙会，青年们相约同去游玩，小伙子也结队出门，手持柳枝在路旁等候，依据传统风俗，姑娘要带些米花糖，糕饼之类在身边，以分赠给向自己讨吃的小伙子。男青年在姑娘门前路过时，向自己看中的姑娘讨东西吃，介此达到交往的目的。节日夜晚，男女青年相约到河边相会，并通过弹口弦，唱调子，表示情意。但男女不能面对面和肩靠肩坐在一起，一般需要隔一道水沟或一簇茨蓬，至少也要相隔两三米才能交谈或唱和。 情投意合的男女常常私订婚约。

然而，纳西族的婚姻在1723年的改土归流之后，婚姻由父母包办，本人无选择配偶的权利。法定夫妻，不是老头陪着妙龄少女，就是包办的故舅表兄妹，双方没有任何感情，于是一些热恋着的男女青年，在无法获得婚姻自由时，便产生了“生不同眠，死时共穴”的想法，相约在风景优美的地方殉情自杀。殉情的方法：用一根绳双双吊在一起，或在一棵树上各自吊死；两人用绳子紧紧拴在一起，互拥着跳水而亡；或吸鸦片自杀等等。

原因

外部原因

不少民族的传统上婚姻是由父母包办，没有自由择偶的权利，一些情侣即使真心相爱也不能结为夫妇。例如东亚传统封建社会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在未经父母同意下私订终身，往往被视为“无媒茍合”，认为有辱家声；另外又有“良贱不婚”的法例，社会阶层不同的人结合也受到重重限制。一些情侣为了反抗这种制度，不接受包办婚姻和希望与相爱的人在一起，就以自杀来成全两人结合的心愿，视为同生共死，同时也向其他人表示自己的对爱情坚贞，并对不合理的制度作出控诉。西方上层社会亦有类似的现象。

现代社会虽然容许自由恋爱，但家人不支持恋情时仍会给当事人心理压力，有些人承受不住就会双双殉情。

内部原因

有些人因为恋人提出分手、移情别恋、不忠、死亡或其他原因离开自己，感到生无可恋而自杀，这也可以称为殉情。

学者解释

许多的东巴文化学者已经对纳西族中突出的自杀现象作出了种种解释，洛克和顾彼德认为，汉人输入丽江的孩童定婚制和劳务繁重的艰苦生活以及“哈拉里肯”仪式中对自杀的浪漫表述是导致青年女子自杀的原因，他们特别谴责了东巴田园牧歌般的描绘死后的生活来鼓动年轻人自杀。杰克逊认为，纳西族的自杀是汉人输入的法定父系制和纳西母系制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他对洛克和顾彼德认为纳西妇女的权益在汉人统治之下极端受压，而东巴处于在仪式中谋取经济利益而怂恿纳西妇女自杀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美国学者招生华人为纳西人的自杀是本土文化的“剧本”和汉文化的“剧本”的冲突而引起的。赵省华从汉族价值观的渗透，纳西社会两性角色的转换分析了纳西妇女情死的原因。

探究

纳西人（ 特指丽江周边地区的纳西族 ）的殉情无疑在宣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之举，因此被中外研究纳西文化的学者们冠以“悲剧的民族”，称丽江为“殉情之都”。殉情不是纳西族渴望追求的常态，只是拒绝爱情被摧毁的无常性或者是理所当然性的极端行为。但也说明了丽江周边地区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纳西族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多与殉情相关的因素不断扰乱殉情历史的其他必然因素，常见的过多强调的因素有：由于东巴教过盛的大祭风仪式推崇，导致殉情；更多的一再谴责1723年“改土归流”后，纳西族青年男女婚姻不自主和买卖婚姻导致殉情盛行一时。

政治因素

1723年清朝政府在丽江改土归流后，强制性实施“以夏变夷”的大文化专政主义，极力推行汉文化带来的封建礼教思想和婚姻制度。纳西人原本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时代被吃人的礼教生硬地取代，瞬间变成了恋爱依旧保留自由权、但婚姻不能自主。这么突然地消解一个民族的遗传文化，势必会造成一种民族文化在向另一种陌生文化过渡转型的过程中产生另一种极端文化的现象。对于当时丽江地区的纳西族来说，“情”字不可轻视，更不可被亵渎和冒犯。当深爱着的纳西青年男女怀抱的爱情得不到认可、理解和支持，甚至遭到恶意排斥，他们想到的就是为爱情找个归宿，归宿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东巴们吟诵的《 鲁般鲁饶 》中的描述。强烈渲染的天堂般环境，那是个可以让爱情永恒的灵魂圣地、使痛苦得到解脱的世界 —— “玉龙第三国”。

1723年只是起到了把“殉情”推向高潮的罪恶作用，并不是唯一的发明者和制造者。

宗教因素

早期提出这些观点的研究者首先忽略了很重要的逻辑：东巴教过盛推崇的大祭风仪式，是因为有过盛的殉情发生；大祭风仪式是必须在有殉情的基础上才能实施的一种祭祀行为。没有一个东巴主动前往有殉情的家庭，必须经过殉情者亲属的请求，祭司东巴才得以实施大祭风仪式。然而另一个逻辑就是，由于殉情的普遍才给了东巴们有效推广《 鲁般鲁饶 》的机会，才有了两者之间不解的恩怨。

和志武先生有过深究。据史料描述：殉情开山祖久命和羽排产生殉情故事的地点，在《 鲁般鲁饶 》一书中早有记载，即在今丽江的金沙江流域，书中称为naqjjiq（ 纳西水 ），与唐·樊绰《 云南志 》把金沙江称“磨些江”相一致。书中又称金沙江为“laler”（ 大地 ）、“haiq”（ 金 ）、“yibbiq”（ 江 ），即大地金沙江。书中还提到的牧奴们“从绕云雪山（ 玉龙雪山 ） 走去，来到无云雪山（ 文笔山 ）”，以及牧奴们修船、过溜索和制革皮囊渡江的地方，也在大地金沙江流域，这也符合了唐代以来有关汉文志书记载的纳西族历史活动史实。

以上是关于《 鲁般鲁饶 》中两个主人公殉情的地点依据，他们殉情的年代始终是个谜，无法从史料中准确得知。这么重要的环节一直被研究者忽视、回避。和志武是丽江纳西人，从小诵习《 东巴经 》。他在《 祭风仪式及木牌画谱 》中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这个不解之谜，把殉情开山祖产生的年代以及故事形成的具体年代，做了简短的分析：约在吐蕃奴隶制王朝统治滇西北的公元7世纪到8世纪末这段历史时期，吐蕃在今丽江金沙江上游的talzzaiq( 塔城 )设置过神川都督府，江上架有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故文献上称塔城为“铁桥城”。据樊绰《 云南志 》载，当时磨些（ 纳西 ）“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 …… ”记载中强调当时纳西的社会私有制，与《 鲁般鲁饶 》中反映的社会背景和主题思想有契合之处。除了上述核实的时代背景有相似之外，《 鲁般鲁饶 》中还有一段直接可以证明历史年代与殉情开山祖产生时期相似的文字。牧主欺骗牧奴说：“要把牧主的福寿赐予牧奴们”。牧奴们愤怒地回敬：

人生辽阔地，

人生啊人生，

人生没两回！

藏神管纳人，

喇嘛治牧奴；

青春无两度，

牧奴无青春！

藏神是当时管理纳人（ 纳西族 ）的执行者，喇嘛又联合纳西族牧主统治广大牧奴，这正是唐初吐蕃王朝南下统治云南西北部的年代。

在《 鲁般鲁饶 》一书中开篇就有与其极为相似的一段文字描写：

在那遥远的年代，

人生辽阔地，

只见牧主迁徙来繁衍，

没有牧奴幸福和自由。

影响

以下这段文字或许给了寻求答案者一个启示 —— 资料来源于丽江向外推介东巴文化的一个网站（ 丽江之窗 ）：纳西族历史上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也融进了东巴教的教义和仪式系统中，如纳西族的殉情风尚在东巴教中形成规模宏大的祭殉情者仪式 —— 祭风，并由此产生了脍炙人口的叙事长诗《 鲁般鲁饶 》等东巴文学中的悲剧作品，由于特定的宗教思想对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的纳西人心理上的影响，东巴教后来亦成为促使殉情成为社会风尚的一个因素，从中充分反映了宗教与社会生活相互影响的一面。如根据上段文字的说法：先有殉情，再有祭风仪式，然后才有了《 鲁般鲁饶 》这个源于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创作的凄美爱情的悲剧故事，最后成了殉情者效仿的天堂。效仿的人多了，传播的机会也随之增加。“东巴教后来亦成为促使殉情成为社会风尚”的传播者，也就是说不是需要1723年单一承担责任了。

由于“改土归流”造成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流失与殉情现象的复辟，1723年确实起到把社会冲突推向高潮并故意毁坏他人文化传承的作用。清政府在建构开辟自我欣赏的文化体系时，没有顾及对原本文化的尊重，没有强调社会的人性关怀，一味修正、摧毁他人文化的生活习惯。在不知道如何借鉴的时候开始主观进行毁灭性的伤害，其本身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其实，现在看来很简单，就是销毁异性文化，目的就是强制统一文化。

社会因素

和志武老先生的主张较为客观，他将导致殉情的内在因素在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阶级压迫

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里，从古代到近代，殉情者大多数为农村和山区劳苦大众之子女。

历史传统

纳西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第一个统治阶级牧主和奴隶主，对广大男女奴隶实行强制配婚，即《 东巴经 》所记载的“不爱配婚苦”（ 没尼孜垛辛 ）。

汉文化

丽江“改土归流”，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得到了进步，并打破了木氏贵族垄断历史的局面，文化教育方面有了相应的发展。但同时汉族封建文化也深入影响到纳西族，统治当局曾采取过强制性同化的若干措施，比如火葬改为土葬，改穿裙子为长裤等等。尤其在婚姻制度上更是竭力推行“三从四德”，妇女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父母之命”“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等一些汉族封建礼教的包办买卖婚姻，彻底剥夺了纳西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

民国时期

云南的历史战争不断：护法战争、军阀战争和抗日战争，诸多战争中丽江一直是云南重点调兵区之一。文献中有以下几个数字足以证明殉情与当兵的紧密联系：从1915年护国战争到唐继尧统治云南期间，仅丽江县就出兵三千四百二十人；龙云统治云南时期，丽江不仅是其“护卫营”的重点调兵区，还肩负着抗日军队的重点调兵区；1942年丽江县政府为抗日阵亡的将士鸣枪追悼大会上，就出现了二百八十个灵位。仅民国期间就有五千多人被抽去当壮丁，回来的仅是少数人。这些数字极大冲击了恋爱中的纳西青年男女。恋人们用这种数字推算后，认为与其死在异乡不如在抽去当壮丁前双双殉情。有的恋人已经被抓去战场的，姑娘见心爱的人迟迟不归，断定牺牲，就与他人殉情或参与殉情。还有的得知心上人死于战场后就在娘家殉情。

《游悲》

纳西语叫“dvq笃”，即忠诚的意思。殉情从古代到近代，一直被社会所同情。这种行为会得到上辈人的怜惜、同一代人的敬仰，加上民间盛行青年男女社交自由的风尚，殉情大调在民间口传极为流行，脍炙人口。殉情调内容凄婉，曲调悲凉，一问一答的方式，反映了歌者活生生的现实遭遇，对封建制度买卖包办婚姻作出了血泪的控诉，唱出了对一个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理想乐园 —— 玉龙第三国的向往。清代余庆远在《 维西见闻纪 》夷人么些条中记载：“闲则歌男女相悦之词，曰‘阿舍子’，词悉比体，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舍于山间深林中。”《 民国中甸县志稿 》么些歌谣条，仍有更详细的记载：“殉情曲：么些族男女，最重恋爱，每因婚姻不称己意，辄于婚嫁之前，男女相偕如山，偎依自缢，或吞金仰药而自杀之，初必相对唱曲，以自诉其痛苦 …… ”

由此说来，殉情产生是多样性所致。社会多重的意识形态重压纳西文化，对本来神秘化的纳西族来说，无法回到传统文化的心灵中去。驱除恐惧的解释便是追求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宗教提供的美好神话圣地 —— 玉龙第三国，为殉情搭建了推动的平台，也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1723年不是导致殉情的唯一因素，其被谴责的原因是因它掌控的历史长，强权剥夺了纳西族本性文化，使得纳西族坚守了几百年传统的“情爱自主”文化残忍地消亡。对刚烈的纳西族来说，对付这个无法选择的文化混乱时代中的痛苦体验，便是奋力与这个时代抗衡和宣战。在1723年之后的两百多年里，多次出现十几对一起“殉情”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就不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现象了。那么后人对1723年的憎恨和恐惧也在情理之中了。

包办婚姻

纳西青年男女在恋爱期间必须是个好歌手，他们用对唱的方式来判断对方是否有智慧。所以初期对唱能否被对方欣赏非常重要，唱词内容和调子是否优美决定了对方的选择。在约定的地点，只要一方开口，另一方必须马上应对，除了表达内心爱慕之情外，最好要难倒对方。自然有时会出现冷场，这时他们边想边唱边用手掰树叶，待两人的关系确定后，约会地点四周的树木会光秃秃的。这种下意识动作说明了纳西族另一种文化体现：害羞和解放并存。当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恋爱才正式开始。这一过程可长达几个月，直到爱慕的一方通过唱词打动自己心上人，他们才停止这个仪式，进入到热恋。

热恋持续的时间往往更长。首先必须等到结婚年龄，在等待成长的岁月里，他们在父母的暗示下，相约几对伙伴以放牧的名义在高山草坪开始长达一个季度的或更长时间的扎营。这种恋爱的方式在当时很普遍，热恋到一定程度后有的青年男女就进入野合阶段。他们夜夜欢歌，或在山峦洼谷、或在清澈的湖泊河流之畔，当然此时还要附上四周茂盛稠密的殉情花 —— 杜鹃花。杜鹃花因长期与殉情有着密不可分的纠结关系，被当之无愧地封为“殉情花”。

这么一个田园诗意的环境，发生任何事情在当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当女孩发现自己已怀有心爱人的身孕后，便下山羞涩地哀求父母，提出和心上人结婚的要求，希望得到父母的谅解和成全。但由于包办婚姻，父母却往往把带着身孕的女儿强行嫁给由他们做主的未曾谋面的男人。这种匆忙的带着蒙羞的草率，为的是免得对方退婚。“退婚”在纳西族的家庭里是一件非常丑陋的事情，会遭到村里人的指责与羞辱，令整个家族抬不起头来。如果哪家的儿女被退回来，再也没有人愿意提亲。女人未婚先孕的事永远不能再提，只有家族中几个重要的长辈知道，他们一辈子为此守口如瓶，这个秘密从此烂在肚子里。

到了恋爱后期，性情奔放的青年男女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对唱调子越唱越深，如泣如诉，唱词越唱越哀怨，期待父母能成全他们的婚事。

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常常私订婚约。纳西语称此为“命若货”。

正在热恋的青年男女看到一对对被拆散的先例之后，怀孕的女人便与自己心爱的人秘密地协商，与其不能结为夫妻，不如死在一起。“女方已身怀有孕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养下私生子使人太丢脸。无论如何姑娘要被父母诛灭（ 人性 ），唯一的出路就是殉情，其中从道义上讲她的情人是必须参加的。”（ 顾彼得《 被遗忘的王国 》第230页 ）1958年在丽江西部的白沙乡（ 旧时称为“白沙里”，纳西语称“伯使” ），当时也是殉情的重灾镇。村民杨妹与邻村的男子相爱之后，发现怀有身孕，双方便向各自父母提出结婚的请求，均遭到父母的极力反对。杨妹和恋人秘密约到后山，商量用殉情来达到他们永远在一起的目的。然而那个男子表示出畏惧死亡，后来又拒绝与杨妹约会。杨妹用尽所有说服手段，几天几夜的唱词也没打动对方，杨妹最终灰心绝望，一个人跑到后山的核桃树上自缢。她的家族决定告那个男子。可当时法律和医学没那么健全与发达，无法定罪，最终不了了之。后来很多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怕遭到对方的拒绝，更怕被父母强行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根本不与家人商量，直接走向殉情的绝路。“对于一个不爱自己丈夫的姑娘来说，结婚就是她的黄金时代的结束。”（ 顾彼得《 被遗忘的王国 》）

汉文化封建礼教的恶性摧毁，是对纳西传统文化“性情”的一次彻底粉碎。女子婚前性关系会遭受小到家族、大到社会的谴责，她们会因此而丧失名誉。尤其未婚先孕的女子，一旦传出去会被视为是件非常丢脸的事，不但自己被唾弃，也会牵连整个家族。

纳西殉情

在纳西殉情史上，临场退缩的多数为男人。女孩便用最凄婉的唱词，颤抖的声音，类似哭诉的节奏，吹起口弦，规劝对方坚定死亡意志。有时要经过漫长而哀怨的表述，用尽所有的魅力和智慧，倾诉自己的情感。如果对方还是不想死，女孩积极用调子调动对方产生情死的欲望，当口弦和唱词极尽哀婉直到女孩忠贞的爱情打动对方、双方达成殉情的共识后，两人便着手准备殉情。到古城或其他集市购买大量生前所不能如愿的衣物和食品，还有殉情者食用的草乌。准备殉情最长的时间需要一个月或更长。这个过程中决定殉情的男女一直处在极度兴奋和甜蜜的精神状态下，他们在选择好的殉情地搭起漂亮的“游吉”（ 指帐篷，纳西人称殉情之房 ），尽情地欢愉，直到殉情前的一刻。殉情地一般会选择接近“玉龙第三国”所描述的场景 —— 高山、草坪和杜鹃林，三者缺一不可。曾出现过几对、十几对情侣结伴殉情，事前全然没有接近死亡的迹象。选择殉情的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或更长。殉情的女人怀有身孕的现象极为普遍。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生命的孕育暗示着另一个生命的结束。

在殉情者当中，出现逃脱的一般男人为多。假若一方死一方未死，就会引起打冤家，会造成新的悲剧，随后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远的一些地方，殉情未死者，不但会受到社会的歧视与法律的惩罚，令本人终生抬不起头来，甚至殃及他（ 她 ）们的子孙后代，几代人都要为此付出被冷落和侮辱的代价。

纳西女人主宰着情死并不是一句“情死”便可以了结的宿愿，这里面呈现最多的还是生命的厚重与固有文化的暴力压迫，是女人为天、女人为大的尊贵代价。

常见模式

雍容赴死

雍容赴死、从容赴死，也是纳西青年男女不可言传的公开习俗和秘密。在我调查的殉情案例中，60年代，离丽江古城不远的一座山坡上有棵老树，树上吊着一对男女，当解救人员把他们从树上放下来就地火葬时，发现男人竟穿了七套衣服。女人的年龄不过二十岁，从里到外四套崭新的衣服。树下零散地堆放着殉情前吃剩的食品。也许来不及全部吃完，或者急于奔赴他们理想的天国。女孩的肚子里还带着至少四个月的身孕。当讲述者高一声低一声描述细节的时候，我不住地打颤，身体不能控制。顾彼得在《 被遗忘的王国 》里写道：“打算殉情就必须身穿盛装，犹如应邀赴宴一般 …… 或许为了永生，穿着不整洁不适当，那将是愚蠢的。此外，迟早会有一个后代，衣衫褴褛地进入天宫，祖先会怎么说呢？”

从容赴死

从容赴死，也是每一个殉情者奔赴灵魂盛宴享受的过程。为了达到情死，达到与自己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的目的，殉情者们不惜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计划死亡。“殉情调”《 游悲 》中就详细描写了殉情男女主人公串街买红头绳、彩色脚带、象牙梳子、红青金圈帽、羊皮披肩、口弦、竹笛、长刀等纳西族青年男女平素喜爱的衣物用具的过程。这个情节的描述给后来寻找心灵自由者们提供了很好的效仿模式。传统殉情者事先买好各种彩色布、丝绸，然后赶到丽江、大理的集市采购殉情所需一切用品。路途远的，需花费几天或者十几天时间，采购结束后，带上糖果、糕点、瓜子、钱等用品，一路前往事先选好的殉情地。殉情地一般会选在玉龙雪山附近或风景优美、貌似“玉龙第三国”渲染的那样能看见雪山，有草坪、杜鹃花，隐蔽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然后是辛勤劳动，用树枝搭起漂亮的“游吉”（ 殉情房，象征结婚新房 ），再用绚丽的布绸围饰“游吉”，并采来各种山花把它装饰得漂漂亮亮，胜过结婚的新房。活生生一幅张罗喜事的画面。对准备殉情的恋人们，这的确是个值得他们庆祝的喜事。在搭好的“游吉”里面他们昼夜尽情地弹口弦，尽情欢乐歌唱，唱殉情调《 游悲 》，互诉衷情，各人剪下一缕头发，送给对方，将其珍藏在贴身衣服内。“游舞”（ 指殉情 ）时，他们约定穿上最心爱的新衣，食用购买来的各种食品，将吃剩的糖果、瓜子、钱等撒在四周后，才“从容就死”。

野合的过程，表示两人在生时结合了，生生世世将永远在一起，就算到了“玉龙第三国”也是以相爱的夫妻身份出现。

雍容赴死、从容赴死，这两种殉情的常见模式，一直跟随《 鲁般鲁饶 》沿袭下来。丽江周边纳西族固守不变的习俗，对原生态文化的看守和不抛弃，其实是基于对灵魂信仰的珍视，或许还掺杂对被嘲讽的精神力量的救赎。

友情殉情

殉情多数为热恋中的纳西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权而作出的沿袭祖先文化的一种悲剧行为。主要以情侣为主，一对一，或集体情侣殉情。除了情侣之间的殉情外，另一个现象 —— 友情殉情，也在殉情中较为常见。

“友情殉情”在纳西殉情文化当中也曾重彩描绘过，殉情者当中也存在一定的比例。上世纪50年代末，巨甸就出现几次为友情而死的，多数为女孩陪死，有时多到几个女孩，相对来说男孩为友情而死的数量上明显少于女孩。有一例比较例外。这是一片离村几公里的密林，每当春节前后，漫山开满杜鹃。因没路，比较偏僻，平日很少有人到。当家里人发现孩子失踪两天以上，父母就会寻找，担心可怕的殉情发生。有一次十四家失踪孩子的父母找遍了能想到的地方也没下落，没想到一个星期以后，村里人闻到一阵阵腐尸传来的味道，令父母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直接带上孩子的遗物顺着味道寻找尸体。当找到以后，所有人被眼前凄惨的一幕惊呆了。六对情侣分别吊在六棵树上。离他们不远处的两棵树上分别吊着一男一女，他俩生前不是情侣，只是六对殉情者当中的好友。十几具尸体挂在树上，场面凄楚，不忍描述。顾彼得在《 被遗忘的王国 》中对为友情而死的事件有详细的分析：当一个男孩和女孩失踪两天多时，其父母总是怀疑这种可怕的事实。于是立即组织人彻底搜寻，几天之后，就会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找到不幸的儿女，父母们嚎啕大哭，顿足捶胸，并且开始安排做“哈拉里肯”仪式。从父母的悲伤来判断，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在殉情前把他们抓回来啊！然而，殉情者一旦被活着抓回来，会被众人侮辱，或者被父母或者被邻居打个半死，所以他们在选择殉情地点的时候非常小心，绝不能活着被发现。

为“殉情”而死的男女青年，就地火化或掩埋，不能异地火葬。纳西族火葬的历史从古代就有记载。景泰《 云南图经 》卷五载：“磨些蛮死者无棺，以竹篑舁之山下，贵贱一所焚之，不收其骨，侯冬择日走马到焚所用毡覆地呼死者之名，隔抓之，或骨或灰，但得一块，取之以归家祭之，祭毕送至山涧弃之。非命死者别焚之。”“土官死，则置于床，陈衣服玩好鹰犬于前，妻子无哀则杀牛马，焚尸之际，亦把死者生前的一些衣物玩好付诸于火。”到清代“改土归流”后始用棺葬，死无丧服，仍沿旧俗火葬，但各地略有不同。乾隆《 丽江府志 》载：“士人亲死既入棺，夜用土巫名刀巴者杀牛羊致祭，亲戚男女毕集，以醉为哀。次日送郊外火化，不拾骸骨。至每年11月初旬，凡死人之家，始诣焚所拾灰烬全物，裹以松枝疫之，复请刀巴念夷语，彻夜再祭以牛羊，名曰葬骨。”最后根据家族意愿请东巴念经超度。

纳西人信奉灵魂不死，直接可以追溯到东巴教的普及纳西文化中对灵魂不死的神秘阐释。认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者他的灵魂经过东巴“教路”仪式，都将被指引到该去的地方。正常死亡者的灵魂被超度到祖先的居住地，也就是北方一座叫“居那什罗”的神山；而非正常死亡者，他们的灵魂不能归祖认宗。通过东巴隆重的大祭风仪式“哈拉里肯”对殉情者的灵魂进行慰藉，指引他们到美丽的“玉龙第三国”—— 殉情者的天堂。

相关作品

不少文学或其他创作都以殉情为题材，反映社会规范对自由恋爱的禁制所造成的悲剧，如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帝女花》、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又有些是反映因恋人移情而殉情的作品，如《蝴蝶夫人》、《西贡小姐》等。也有些是反映传统孝道与爱情两难下殉情的作品，如《孔雀东南飞》。

《鲁般鲁饶》

《 鲁般鲁饶 》中第一个殉情女开美久命金殉情后，她的灵魂告 诉祖布羽勒排：“ …… 不需把我抬到祖先火化场，我没有祖先的身份了，不要送我到祖先的故土！请求把我送到‘十二欢乐’坡（ 后人译成“十二岩子坡”与“玉龙第三国”同义 ）。”纳西族第一对情死者从情死鬼头目变成爱神，“十二岩子坡”是情死鬼魂的归宿地，也演变成雪山情国（ 雾路游翠郭 ），并把情死国描绘成不同境界的三个国。经过东巴教的不断传播，民间又形成口传的长诗《 游悲 》，其故事说：女主人公从小在山上放羊，孤单寂寞；男主人公是次子，分家没有份，就上山打猎。二人相会在深山，互诉苦情，于是相爱，但他们烧香问卜，都难于成婚，便去准备情死的用物，接着双双爬上雪山，经历“树上盘恶峰，石上长尖刺”的“游翠第一国”和不长草木的“第二国”，过了独木桥，到了“金花不会谢，金果不会落”、没有苍蝇蚊子的理想乐园 —— “雾路游翠郭”（ 第三国 ），过上了“白鹿当耕牛，斑虎当骑马”的自由生活。因而情死，在纳西族地区，被更多地说成他们去了“玉龙第三国”。

纳西人有着连死都不畏的重情传统，使丽江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殉情之都”。所以对那些既仇视社会婚姻制度又沉迷于想象中的灵魂世界的纳西青年男女来说，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年龄奉献给向往的乐园，在他们可谓是件快事。

《 鲁般鲁饶 》不但保留了纳西族殉情悲剧的第一首悲歌，也反映了纳西族的悲剧命运。在体现东巴文化悲剧精神的同时，更多地给纳西子民以自古与悲剧纠缠不清的传承。在被悲剧文化笼罩的过去年代里，凡是在现场听过东巴吟诵《 鲁般鲁饶 》的青年男女，无不受其感染。加之东巴神秘的神情、玄妙的音乐、迷幻的气氛、空灵而单调的舞步，很多有同样遭遇的青年男女，在东巴吟诵后，竟成双成对地效仿作品里的情节而殉情。“民国元年，丽江地方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 鲁般鲁饶 》在白天吟诵，违者斩。”此后，东巴们确实把超度仪式安排到深夜。杨福泉《 秘笈古韵 —— 东巴文化艺术殿堂漫游 》第20页中：“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丽江纳西族殉情悲剧频频发生的漫漫岁月，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每次大型的‘祭殉情者’仪式之后，就有一些在场听《 鲁般鲁饶 》吟唱的情侣步男女主人公的后尘去殉情，因为他们的面前亦横亘着与长诗主人公那样‘恋爱自主，婚姻不自主’的惨痛命运。在民国元年，当地政府竟下了命令，禁止东巴吟唱这部经典。”杨福泉还在“悲风泣月的殉情”一章里，沉痛叙述道：“一首首长长的悲歌，竟然能促使无数青年男女去殉情，这里固然有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特质等多种因素融合形成的原因，但作品巨大的艺术魅力对殉情青年的强烈感染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出于灵魂不死的信仰和对主人公的浪漫爱情追求的渴望，经东巴活灵活现的渲染，他们对殉情故事有坚信不移的信赖。对恋爱中的纳西青年男女来说，整夜守候，专心听东巴吟诵《 鲁般鲁饶 》就成了他们见习殉情的过程。尽管东巴们把仪式挪到深夜，回避青年男女的视听，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义无返顾的为情而死的追求，殉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剧增。清朝政府再一次出面干预，后来东巴们用击鼓的方式企图淹没音乐及唱词。有的父母只要听见东巴击鼓，便把自己的儿女关在家里，锁上门窗。然而热恋中的纳西青年男女，冲破各种障碍，跑到仪式现场，集体扑到鼓上，一定要听清吟诵的内容。可见《 鲁般鲁饶 》神化的魅力效果，对纳西青年男女影响程度之深之远。

《游悲》

对殉情的纳西青年男女来说，一直流传在民间的长诗《 游悲 》那酷似哭腔的美丽传说，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这个殉情调子经过东巴传神的刻画和描绘，已经在丽江纳西青年男女中广为传播。其实，真正为殉情者起到煽动性、引导性作用且影响深远的还是东巴经悲剧文学作品《 鲁般鲁饶 》。它是文学中最具思想性、艺术性的爱情悲剧叙事长诗，与《 东巴经 》中《 创世纪 》 《 黑白战争 》一道，被誉为“东巴文学三大名著”。人、鬼、神同处于纳西青年男女神往的“玉龙第三国”这个虚幻的世界。在《 鲁般鲁饶 》中有这样的煽动和蛊惑的描写：

可怜的开美久命金呀，快来上吊情死吧！在那人世间，苦死一辈子，不得吃不得饱；挤奶一辈子，不得喝个足；放牧一辈子，不得穿的暖！好眼来看好山景，好手来挤好鲜奶，住到白云缭绕的山国 ……

这一灵魂居住的地方：没有苍蝇和蚊子，野鸡报晨鸣，獐子当家狗，日月做明灯；白鹿当耕牛，红虎当坐骑；彩霞当织锦，生命永远年轻；恋人永远相爱，与野兽为友，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一日劳作终生享受的神话境地和殉情者的天堂乐园 ……

《 游悲 》 《 鲁般鲁饶 》两部作品为殉情者提供了一个合理结束生命的借口。殉情者带着美好的信念和幻想投奔永远的“天堂”，只为了达到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的目的。纳西人从骨子里是乐观的，追求安逸的生活，连结束生命都以歌唱和欢愉的形式。但生活在这样充满神话色彩的国度里，真实生活的可信度已经被神化的秘境吞噬着。所以当真实不再得到信任的时候，悲剧便会沉迷其中，并流连忘返。推崇悲剧文化，制造悲剧氛围，在早先的纳西民间似乎成了一种惯性的习俗。

而《 鲁般鲁饶 》这个带有强烈悲剧色彩的神话作品，主要是东巴们用来为情死者进行“大祭风”超度仪式时吟诵。其目的是将亡灵超度到“十二岩子坡”情死者的圣地。由于调子和唱词极富艺术感染力，能够收到安抚亡灵的效果，由于氛围和环境上极度夸张，人们很容易陷入悲怆且向往的情绪里。

《 鲁般鲁饶 》中强烈渲染一个观点：殉情者殉情时的年龄，在“玉龙第三国”将永远停留在那个美丽的年龄，两个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只有来到“玉龙第三国”才能实现。

早在1723年以前，第一对殉情者出现之后，是否曾经出现过普遍殉情？如果是，怎么就断代了？如果不是，那么就与1723年之后出现大量的殉情之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了。这些疑问可能就只限于这本书中，我也找不出坚实的论证。如果构不成普遍殉情的原因，应该是之前这里情爱自由、性爱自由、婚姻自主。相传丽江周边地区，青年男女每年约定一个习俗：在规定的时间里，青年男女相约来到一个地方，寻求一种自由，其中包括性自由。他们尽情地欢喜，唱情歌，在搭起的“游吉”中集体式一对一地野合。这种方式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只是好友间的相互约定，因活动多了慢慢地在青年男女中广为流传。活动进行两三天，地点大多选择在玉龙雪山附近或高山上，约定的地方一定有草坪，有漫山的杜鹃花，有水，抬头可见雪山。选择野合的环境与东巴经《 鲁般鲁饶 》中描绘的非常接近。

东巴祭司依据当时发生的情死悲剧情况，创作东巴经典《 鲁般鲁饶 》（ 牧奴迁徙记 ），并把它作为超度情死者的经书，在道场仪式中反复吟诵。是谁撰写了《 鲁般鲁饶 》？在大量的文献中无法找到准确的依据或相对的结果，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纳西人民经过无数次历史风波之后，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民间文学。其中创世史诗《 崇般图 》（ 创世纪 ）、悲剧长诗《 鲁般鲁饶 》（ 牧奴迁徙 ）和英雄史诗《 东岩术岩 》（ 黑白战争 ）被誉为东巴文学的三大名著。

《创世纪》

《 创世纪 》是用纳西古歌调子形式，叙述天地混沌时代人类的起源故事。一个纳西男祖从忍利恩与天女组红保白命历经艰难成婚后，生下三子，然而都不会说话。精明智慧的白蝙蝠飞上天庭，偷听到天父天母的对话后，返回家园，把所听到的告诉主人以后，纳西始祖夫妻立刻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之后，三兄弟分别说出了藏语、纳西语和白族语。故事本身说明了纳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与邻族之间渴望友好的愿望。

如果说《 创世纪 》讲述的是纳西民族愿望的话，那么《 黑白战争 》则是一部描写凄婉浪漫爱情的神话。故事演绎了古代纳西版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古纳西白部落与黑部落的持续争战中，白部落的王子与黑部落的公主深深地相爱，然而，并不能因两个年轻人相爱而削弱双方部落的仇恨。“董若阿璐啊，他身负董的天地，手持董的日月，是董部落的栋梁。可如今，他不是走进亲戚家，而是跳进仇人家了，不是走进五谷房，而是钻进毒药房了！”这段是白部落王夫妇听到阿璐被杀的噩耗后，饮食不进，痛哭失声发出的呼喊（ 引自杨福泉《 秘笈古韵 —— 东巴文化艺术天堂漫游 》）。厮杀决斗，你死我活的斗争，令两个年轻人试图用痛苦的方式平息仇恨。尽管他们把爱情作为生命的代价，最终也未能换取两个部落之间的和平。莎翁的《 罗米欧与朱丽叶 》的悲剧性怎能和纳西青年男女的爱情相比，纳西人骨子里就具备惨烈的个性，连文学作品也大都充满了悲剧色彩。

1939年，《 鲁般鲁饶 》这篇叙事长诗被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译成英文版本后，在国外引起了极大反响，纳西殉情文化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丽江也因此被冠名为“殉情之都”。

这个带有强烈神话色彩的民族，能留下来的除了悲剧，便是伴随悲剧而来的民族伤痛。

《 鲁般鲁饶 》的名字远比它的汉译名《 牧奴迁徙记 》更为人熟知。在纳西历史上，因社会制度因素曾约束一向重情的纳西青年男女，产生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的社会极端现象，殉情也就是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诞生的悲剧文化。纳西从此和“悲剧”实实在在地纠缠了几百年。

这三部史诗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了纳西先民的刚烈性格和偏执的浪漫，概述了纳西族原始文化，把本是看重灵魂不死的民族，用原始的神话故事、简单的叙事手法，让自己的子民对故事加深了信仰。本来就充满神秘的民族，加上被神化了的文化和相信神话故事的人们，无意中给后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伤痛影响，也给纳西历史文化添上重重的一笔在白和黑之间的过渡色彩文化。

东巴吟诵最多的便是《 鲁般鲁饶 》，吟诵的次数与殉情的次数成正比。东巴徜徉于环境凝重、人神鬼之间矛盾又虚幻的世界里。吟唱时速度缓慢，唱调高亢缥缈，旋律悠远空旷，以抒情语调表达纳西族人民对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同情、理解和对生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