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腔”其实就是指翻译出来的译文有洋化现象或不符合汉语的习惯表达方式。表现为译文不自然、不流畅、生硬、难懂、费解等特点。

《当代翻译理论》中是这样描述翻译体的：“‘翻译体’（translationese）带有贬义。贬义中的翻译体是机械主义翻译观和方法论的产物。这种所谓的翻译体的显著特征是不顾双语的差异，将翻译看作语言表层的机械对应式转换。

具体表现

具体表现为：（1）不顾目的语的语言规范（特别是语序规范）和惯用法（特别是词语搭配）；（2）不顾目的语的语境，生搬硬套原语的句式、词义和用语习惯（特别是汉语虚词和外语中的代词及形态结构词）；（3）不顾目的语的语境，生搬硬套原语在语言文字结构形式及修辞手法上的设计与安排；（4）不顾目地语的文化形态、民族心理、接受者心理，生搬硬套或不求甚解地引进外域文化；（5）不顾社会功能及效果，承袭原语风格。

作家三盅认为：“面对翻译腔、翻译范、翻译体（translationese），我们实在不该迁怒于译者留下的bug，而应该到比较文学里寻找答案。尤其当那些被我们寄予厚望的著作百读不通时，我们甚至应当自力更生去对照原文，也许我们最终发现难以找到更佳解决方案。那就对了，罪过其实不在翻译本身。有标准即有谬误，不同的文字和表述习惯难有一一对应的字集，何况文字的背后是意识形态与文化背景，若仅读文字，相当于你对那部著作根本一无所知。但有一点必须拎出来强调，在不涉及域外文化的日常表述中，我们的确该堤防translationese的泛滥，它作为一个不稳定的中间体，对母语体系具有不容小觑的杀伤力，尤其是当民族自卑感仍然大行其道及崇洋情结尚未被彻底铲除之前！当然，我们不宜因翻译腔现象而怀疑文学翻译的价值，毕竟由来已久，同样可视其为一种习惯。但也同样不宜仅凭徐志摩一个传神的翡冷翠就去肯定大多数。有人说，translationese最初出现在我们儿时的老译制片中那会，接受度还是蛮高的。只能这么说，这么多年来，translationese也在与时俱进，假若仅仅停留在语言习惯上，那是相当易于辨认的，比如你在与老友交流时绝不会这么说，‘这太可怕了，我发誓你绝对难以想象当时的情景。’而会这么说，‘尼玛老子当时就惊呆了。’但这仅仅是口语化的表述，而在于那些见诸报端的观点性论述中，近年则衍生出更多更为做作的语态，越来越多不准确的词汇与句式登堂入室……由此可见，翻译腔虽然只是一种过渡性文化现象，却会长期存在下去。”

负面影响

翻译腔对汉语美感的伤害很大。首先,汉语被固定化了。汉语本是非形态语言，汉字在文章圣手的笔下，如同琴键在出色钢琴家的指端，可以做到信手一拂，玉音铮铮，千变万化，动心悦耳。这是由于汉字组句的灵活，但是翻译腔中各种附加成分一起套在句子里，语序平直，千篇一律，汉语一下子不灵活了、笨重了、呆滞了，像一只穿花乱飞的蝴蝶，变成了缘檐结网的蜘蛛。其次，汉语被稀释了。汉语的一大长处就是其凝练有力，这是由意义之密集、节奏之紧凑、排列之整齐、声韵之美妙结合而成的，而翻译腔则是句子超长，意义单一限定，节奏松垮，排列七零八落，音韵之美更是无从提起。打个比方，汉语是一个紧张的弹簧，越是挤压，弹力越大，而一旦将其拉得过长，失去弹性，力道全失。再次，汉语被抽象化了。汉语的具象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与倾向，即不光汉语的字词本身多取具体事物及其特点，人们说话写作的时候也爱用多重形象来表达，于是汉语中充满了隐喻性和多义性，虽不精密，但是含蓄蕴藉、亲切有味。而由于科学态度的确立，人们必须尽可能地选择含义明确却较为抽象的语汇表达自己，这就使汉语变得刻板、枯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上说，由于翻译腔的作用，汉语正在变成一种二流的、模仿性的语言，正在失去个性，失去感情和神采。拿这样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毫不忌讳地说，是一种不幸。仅凭这一点，我们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就不能评价过高，遑论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了。

香港的学者思果先生曾不无担忧地指出，翻译腔不可小觑，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创作。为了让人们意识到“畸形欧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故意用“译文体”将《红楼梦》加以改写：“在看到她吐在地上的一口鲜血后，袭人就有了一种半截都冷了的感觉，当她想着往日常听人家说，一个年轻人如果吐血，他的年月就不保了，以及纵然活了一个较长的生命，她也终是一个废人的时候，她不觉就全灰了她的后来争荣夸耀的一种雄心了。”

余光中附议说：“这样作践《红楼梦》，使人笑完了之后，立刻又陷入深沉的悲哀。这种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译文体，如果不能及时遏止，总有一天会喧宾夺主，到那时，中国的文坛恐怕就没有一寸净土了。”

举例

《檀香刑》

“她用可怜巴巴的眼睛看着他，正在乞求着他的宽恕和原谅。”（P194）

“挑水的人们，用惊讶的目光打量他们。”（P295）

“春生和刘朴用骑牲口骑罗圈了的腿支撑着身体，挽扶着知县。”（P295）

“他接过帽子，戴正在头上。”（P295）

“而后辗转数年，才得到了高密县这个还算肥沃的缺。”（P290）

“马嘶鸣着，扬起前蹄，将他倾倒在草地上。”（P290）

以上文句都出自著名作家莫言的《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一书。李建军在《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上述引文中有些字完全是多余的。如“用……”短语，乃是对英语“with+器官”句式的模仿。作者似乎忘了中国人习惯上是不这么表达的。至于“戴正在头上”也是别别扭扭，根本不如“接过帽子戴好”来得简洁利索，更像中国话。李建军在分析后得出结论，“长期以来，中国作家的汉语水平每况愈下，越来越令人担忧。他们受那些拙劣的翻译文体的影响，表达越来越啰嗦，欧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莫言无疑是翻译文体的受害者之一。他的《檀香刑》中的语言问题已经严重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translationese翻译成翻译腔，并加以解释，说明这是“表达不流畅、不地道的翻译文体”和“佶屈聱牙的翻译语言”。一般说来，翻译腔的主要根源是译者过多地受到语法条条框框及原语表达方式的影响和束缚，表现在译出的语句不符合汉语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对原语抠得太死，译文的用词、句子的结构、修辞手段等采用逐词逐句地死搬硬套。这样译出来的文章生硬、晦涩、费解，甚至不知所云。

《参考消息》

有人以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作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过其中的翻译腔现象，研究的结果很不乐观，句序不符合汉语习惯、长定语、长状语的情况，随处可见，比如2006年5月5日的《参考消息》中有这样一句译文：“他说，掌握游戏攻略比闯入军事系统要难得多，尽管军事系统理应是世界上防范最为严密的。”译文完全不符合汉语的句序习惯，读起来有逻辑错乱的感觉。这句话的原文系《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2006年4月22日题为Breaking Into the US Citadel was Easier Than Child's Play一文中的一句话的：Mastering the tactics of Rome, he says,was a lot more difficult than gaining access to military systems that should be among the best-protected in the world. 显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完全遵照原文的句序，没有根据汉语习惯做调整，因此译出了这样一句翻译腔十足的话。

长定语、长状语是《参考消息》译文的另一大问题。2006年4月19日的《参考消息》中有一句译文，读后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对身为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并且以引导意大利采纳欧元为自豪的他来说”。原文摘自《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2006年4月16日Prodi Plan to Leave Britain out in EU Cold一文：As befits a former head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ho prides himself on having overseen Italy’s adoption of the euro, Prodi……

同一天的《参考消息》还有这样一句，同样令人难受：“……当时在巴黎，赖斯围绕伊战存在严重分歧时候如何修复欧美关系发表了演讲。”原文出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6nian 4yue 9ri Condoleezza Rice Piano一文：Ms. Rice…, when she delivered a speech in Paris about American rapprochement with Europe in the face of vehement disagreements over the invasion of Iraq.

这样的译文，无论是懂外语的，还是不懂外语的读者都难以接受。王力先生曾在《中国现代语法》中专辟一章，讨论欧化语法现象，并对一些“恶意欧化”的现象提出批评，他举例说：“在西文里，形容词不能单独用为谓语，必须有系词介绍。例如中国话‘他的妻子很好’，在英文里该是His wife is very good，而不是His wife very good，这种语法也渐渐影响到中国来，有些人倾向于把判断句去替代一切描写句，例如避免‘他的妻子很好’一类的句子，而说成‘他的妻子是很好的’一类的句子。于是‘花红柳绿’变为‘花是红的柳是绿的’，‘父慈子孝’变为‘父亲是慈爱的，儿子是孝顺的’等等。”甚至后来连最后的“的”也省去了，变成了如下错误的句子：

“轰炸机头上有两三个发动机，发出来的声音是很沉重。”（三十一年七月一日《朝报》副刊）

“每一架重轰炸机的发动机至少都有两部以上，且在飞行时，其发出的声音是非常大。”（同上）

洛德（Robert Lord）和邹嘉彦（Benjamin T'sou）曾对香港的汉语异化现象作过专门研究，其中的一些例子很有代表性，如：

（1）“整座建筑物像监狱多于旅馆”、“场面似政治集会多于选美会”、“看来要成为百万富翁是讲实力多于运气”。

（2）“击落多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发射多一枚导弹”。

（3）“还留在世贸中心三小时”、“他鲜有逗留在同一个地方两天”、“可以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地道内两年”

（4）“有需要向李文和进行全面调查”、“市民暂时没需要注射炭疽病疫苗”、“直升机当时并未需要进行搜救”。

（5）“发言人说，是时候对人身安全提高警觉”、“我和你母亲已不再年轻，你是时候照顾自己，重新做人了”、“虽然儿子仍年幼，对金钱的概念仍然十分模糊，但我认为是时候让她开始学习认识金钱”。

上面的五组句子显然是对英语的“剥皮式”照搬。例如，（1）显然是套用了英语的“more A than B”。（2）可视为“one more”的翻版。（3）源于英语的“动词 + 宾语 + 时间或频率状语”结构，如：He has been to Beijing many times。（4）取自“There is a need to do something”句型。（5）最为奇特。是把英语中的“it is time (for someone)to do something和“it is time that-clause”两种句型改为了“someone is time to do something”。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有”字的乱用，如，“至少有找到六十二具尸体”，再看“禽兽业联会顾问郭志有表示”一句，恐怕没有谁会想到这位顾问其实“姓郭名志”，“有”字纯属多余。当然，香港处在极为特殊的双语环境下，语言更容易被异化，大陆英语热的持续增温，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谨防汉语的畸形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