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型是提供了评价和产生新的经验和信息的框架，构成和产生的具有结构性的知识形态，也可以把它看做是知识的模型，或知识的范式。

话语构成或话语实践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这些规则“ 在某一时期的时空中通常是确定的，而且对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地理和语言领域来说，是陈述功能运作的条件”。在《词与物》中， 福柯把这种规则系统称为“知识型”，在《知识考古学》中更名为“历史前提”或“档案”。“历史前提”不能看作是一种凌驾于话语实践或话语事件之上的不变的非时间性结构。其本身就是历史性的，而且与话语实践相互依存，渗透在话语之中。“档案”就是指一切话语的历史累积。而考古学也因其任务是“剖析档案”而得到正名。

知识型是一个时期所有知识生产、辩护、传播与运用的标准，是那个时期所有知识分子的知识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为知识更新问题？即范畴、性质、结构、方法、制度及信念的本体。

知识的模型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不同的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的过程就称为 知识转型。所谓只是转型就是 知识型的转变，就是知识的范式、知识的形态或知识整体的转变或者被颠覆。 原有的知识型出现了问题，新的 知识型逐渐出现和 替代原有知识型的过程，这个知识型的转变意味着原来 被认为不是知识的东西现在可能获得了知识的合法地位，所以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经验，在前一段时间里被 认为是邪恶的、是谬误，过一段时间它们就称为合法的知识，这主要是由于知识转型的结果。

历史上大概有四种知识型：一种叫原始知识型，一种叫古代知识型，一种叫现代知识型，一种叫 后现代知识型。四个知识型里出现了三次大的知识转型，即由原始知识型转变为古代知识型，由古代知识型转变为现代知识型， 由现代知识型转变为后现代知识型。

古希腊有位哲学家叫苏格拉底，后来被判了死刑，为什么会判死刑呢？原因就在于，他的认识论是古代知识型， 他质疑了古希腊社会的知识型，苏格拉底整个的对话不是为了张扬深的意志，而是要树立逻辑的权威。你问什么是正义的，神会告诉你什么是正义的，那么如此这般就是正义的吗？通过不断地透过理性的分析， 最后人们觉得神说得是不可靠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神说的不可靠，神是当时作为他们希腊国邦的制度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什么呢？理性的东西是基础。所以判他死刑的时候，就说他 腐化青年，苏格拉底也自我辩护，他说我从来也没教他们什么，但苏格拉底教了他们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对于神话的信仰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他的确是颠覆了当时希腊的社会基础。

《 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于1966年，它主要的论点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 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福柯称之为认识型（épistémè）），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做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并非 先验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那么它也就会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这里的“知识型”概念主要借自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他认为在特定知识的下面或背后，存在着一种更加宽广、更为基本的知识关联系统，这就是“知识型”（episteme，或译“认识阈”）。他指出：“认识阈（即知识型——引者）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②换言之，“认识阈”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③。由此看，“知识型”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 不妨把“知识型”概念同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加以比较。“范式”在库恩那里被赋予两种含义：一种是在“综合”意义上指“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是在次级意义上指其中被“抽出来”的“特别重要的规定”。④从总体上说，“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⑤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革命”往往不是来自局部的渐进的演变过程，而是由这种“范式”的转换引发的整体转变。如果说，福柯的“知识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识系统得以构成的由众多话语实践系统及其关系组成的那种非个人的或无意识的关联性根源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概念则相当于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识型”基础上的特定知识系统与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紧密联系。不妨说，“知识型”相当于特定时代的具有话语生产能力的基本话语关联总体，而“范式”则相当于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于特定话语系统产生的话语系统模型。打个比方说，“知识型”好比绵延广阔的高原，“范式”则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具体的文论状况为例，“知识型”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个长时段的种种文论流派的更基本的知识系统总体，“范式”则是指受到其支配的具体文论流派或思潮。如果把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和语言学为中心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主流称为“知识型”，那么在它的总体氛围熏陶下成长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称为“范式”。《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的作者多斯就把结构主义思潮称做“结构主义范式”⑥。由此看，“知识型”所涉及的领域比“范式”更为宽阔而基本。“知识型”作为特定时代众多知识系统所赖以构成的更基本的话语关联总体，将决定知识系统的状况及其演变，并且在特定知识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中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