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为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唯一海、陆、空编制齐备的军队。东北易帜之后，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万。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率的军队，称为奉军。

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奉军翌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拥有兵力约三十万，由张学良统辖。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东北军支持蒋介石，主力再次入关，控制京津地区，并收编冯玉祥军宋哲元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军驻扎在东北境内的兵力有约二十万，还有十余万部队驻在关内。

发展历史

奉军时期

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率的军队，称为“奉军“”。辛亥革命之后由东北地区的保安部队和新军组成。1920年联合直系击败皖系，势力扩张到山海关以内。1922年与直系冲突，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退回东北。1924年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惨败，奉军重新控制北方大部分地区，势力直逼上海。

1925年秋吴佩孚发动反奉战争，冯玉祥也策动奉军郭松龄反叛，奉军击败冯玉祥，郭松龄亦被讨死。1926年春，张作霖入主北京。

1927年张作霖自命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摄行大总统职责，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统治者。1928年，奉军被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联军打败，退回东北。1928年6月4日，因一直未回应日本方面政治和经济的诉求，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行刺，炸成重伤，当日送回奉天官邸后死去，是为“皇姑屯事件”。其子张学良继任奉军统帅，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史称东北易帜。

东北军时期

1929年，奉军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约30万人，由张学良统辖。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东北军支持蒋介石，主力再次入关，控制京津地区，并收编冯玉祥军宋哲元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暴发，张学良为保存实力，命东北军退入关内，在关内的广大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一些未入关的爱国官兵自发奋起抵抗，著名的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并推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崛起。流亡入关的东北各界名流和爱国人士奔走呼吁，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力开展支援义勇军工作。

1933年旗下宋哲元部参加抗日长城战役。1934年3月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驻武昌，部分东北军南下。1935年夏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16万东北军主力被蒋介石调至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经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损失近三个师。南满官兵久厌内战，张学良秘密至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人士，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

入关“剿共”

1934年1月张学良返国，3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东北军此时兵力十六万左右，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然而，蒋介石对东北军不但不给补充，还将东北军削减番号，减发军饷。东北军一方面被蒋介石掣肘，另一方面将士们思念故乡、厌倦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也感到再继续下去将使全军覆灭、永无回乡之望。12月，张学良赴南京开会，秘密转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爱国人士。杜李二人直率地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后来，又辗转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

与此同时，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东北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6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有叶剑英等人。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陕甘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此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西安事变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准备，不仅与红军停战，还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防陕甘）友好相处。6月，张学良命人创办《西京民报》，向官兵和民众宣传抗日。同月15日，张杨联合在王曲镇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向中高级军官灌输抗日思想。22日，张在该团发表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全军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起了很大作用。

9月初，为向部队补充新鲜血液，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建议，从平津等地招收了三百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开办学兵队。同月，东北军内秘密建立以张学良为领袖的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在此期间，张学良还陆续派代表分赴晋、绥、冀、两广、新疆等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酝酿联合抗日；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劝谏，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入陕甘

东北军入陕甘地区后，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军，为帮助其走上抗日战线做了巨大努力。1936年6月末，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此后地下党在东北军的工作更加活跃，无论总部、各部队、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以及报社、通讯大队等，都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团结教育广大官兵。8月30日至10月初，朱理治、叶剑英相继至西安，与张学良磋商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方联合抗日大计，进一步加强推动东北军抗日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东北军内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互相配合，不断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西京民报》、《东望》和《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报刊成了抗日的喉舌，“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并联合举行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追悼鲁迅和援绥抗日募捐等活动。

抗日救国事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各阶层民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在爱国热情激励下，将士们决心为抗日而献身。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恳切地请缨援绥。蒋严词拒绝，同时下令加紧镇压救亡运动，又策划调集其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进入陕甘，图谋全歼红军并迫张、杨就范。12月4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杨“剿共”，否则即将两军赶出陕甘。蒋的倒行逆施，使张、杨忍无可忍，终于激起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并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张学良被蒋软禁，东北军被缩编并调往豫、皖、苏各地。张学良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抗日，曾多次致书东北军将领，勉励部下：“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东北军），供（贡）献与东北父老之前，……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七七事变爆发后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与全国军队一起迅速开往各抗日战场，其中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牺牲惨重，五名将军战死前线；五十一军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大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后与五十七军一起挺进鲁南；五十三军转战冀、豫、鄂、湘，后入缅甸、越南对日作战。在激战中，吴克仁、朱鸿勋、吴桐岗、刘桂五、方叔洪、黄德兴、刘启文、扈先梅等将领及无数官兵阵亡。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下，大量消耗损失并被分化瓦解。

广大官兵纷纷觉悟，在共产党帮助下，陆续脱离南京政府控制，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道路。1937年10月，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举起抗日大旗，经小樵改编，部队迅速发展，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建立冀中军区。1942年8月，五十七军一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和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率该师举行“八三”起义。中共山东分局闻讯，立即派从该师撤出的秘密党员万毅（该师三三三旅旅长）和王振乾急返部队。新一百十一师推选万毅任师长（常恩多病逝），后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1945年8月，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率部挺进东北，实现了张学良将军和东北人民湔雪国耻光复故土的宿愿。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经过了苦难而曲折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著名的东北军将领有于学忠、缪澄流、何柱国、汤玉麟、吴克仁、万福麟、王以哲、崔连山、刘多荃等。

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前身，歌词创作取材于一首辽宁义勇军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

“918”后，东北抗战风起云涌，义勇军达30万至50万，1936年1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联合会军政扩大会议在黑龙江省汤原县举村。这个日子被史学家当做东北抗联正式成立的日子，这也是我党正式开始在东北领导抗战斗争。会议决定建立抗联分编为第一、二、三路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为杨靖宇；第二路军总指挥为周保中；第三路军总指挥为李兆麟。在抗联成立之前，东北抗战风起云涌，由前东北军官兵、农民、城市市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土匪马胡子等组成的义勇军揭竿而起。

《泰晤士报》曾报道说，“满洲今日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一条街道是安全的”。

日本关东军自己公布的资料表明，仅1931年——1934年两年半时间里，关东军在东北战死2万7000余人。

辽宁义勇军发展到58路、几十个支队约25万人。彭振国、王化一、唐聚五、刘振东、高文彬等前东北军军官在60余县开展抗敌斗争。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今葫芦岛市）、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8月下旬，第21、第24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

吉林义勇军发展到15万人。其中，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3月份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均属黑龙江）等地抗击敌军。4月初，该部5万余人从依兰（今属黑龙江）出发，分兵三路反攻哈尔滨，战斗月余。因依兰失守，部队减员到2万人，遂转至梨树（今属鸡西市）一带开展游击战。此时，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在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中，部队发展到7万余人。以王德林为总司令的国民救国军于3月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扩展到6万余人。

黑龙江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5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8万余人。该部于呼海铁路（呼兰—海伦）、齐克铁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9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3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敌军。10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103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敌军以沉重打击。

早在江西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已关注东北地区的抗敌斗争。在1934年举行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是“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的标志”。他还以大会主席名义致电慰问东北人民抗日军和义勇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毛再次以东北人民抗敌斗争的事实作为有力来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的最好证明”，指出“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全面抗战爆发后，毛高度评价东北抗联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述了东北抗联的斗争对于全国抗战的价值：“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东北抗联的历史地位。1946年7月11日，在修改中共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时，毛泽东同志删去了原稿中“我们在东北人民中的影响还很小很浅”一语及相关阐述，（参见田酉如：《彭*真主持中共东北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指出“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

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东北局等的电报中，对抗联工作从总体上进行了高度评价：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兵力资料

兵力概览

东北易帜后，东北军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1930年9月，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精锐旅共10万人编成两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骑兵3个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驻在平津一带。1931年7月，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3个旅、炮兵2个团共8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装备都较关内部队差。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历来是反共反苏的，特别是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40万人（保守估计）。

陆军方面

经过张学良的精兵简政，东北军还有40万左右的主力，但战斗力还是不错的，装备方面无法统计（因为东北兵工厂生产力太高了，在东亚都可以排的上号的，每天的产量就可以武装一个营），步枪型号为六五、七九，迫击炮是16年式；冲锋枪是伯格曼、重机枪是马克沁重机枪、勃朗宁三十节式重机枪、仿日式三八式重机枪；迫击炮150mm迫击炮、80毫米迫击炮（正常情况下，每月可制造迫击炮80门，炮弹4万发。）；仿日38式105毫米野战加农炮；榴弹炮是21倍口径100毫米轻型榴弹炮、轻便榴弹炮、38式150毫米榴弹炮；野战炮是辽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M1903 75毫米29倍径野战炮，M1905 75毫米30倍径野战炮，M1908 75毫米30倍径野战炮。关于东北军当时的坦克数量不祥，有记载的是张蒋大战时张作霖曾派出1队坦克，总共36辆“雷诺”FT-17型坦克，由于东北兵工厂仿制、生产设计能力非常强，所以在当时东北军是实力最为强劲，军种最全，装备最好的军队。

国内战争期间奉军在中国最先使用坦克，最先进行了飞机坦克的空地配合作战，最先使用氯气弹，当时日军在东北军仓库中发现的航空毒气弹。根据史料记载，东北军的确有储存和使用毒气弹这类化学武器的记录。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率军轻取重镇涿州，奉军反攻，展开了三个月的围城战。或许出于对国际法的无知，奉军竟然公然使用毒气弹攻城，并请记者观摩。由于对风向的掌握不足，这次攻击偷鸡不成蚀把米，没能拿下涿州不说，反而给奉军自己造成一定损失。九一八以后，未闻东北军再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推测其全部储备都在沈阳陷落时为日军所获。

在1919年，法国曾经派出了一批FT-17到海参崴参加对苏俄的作战。后来，这批坦克由奉系军阀张作霖获得。后来，为准备与直系军阀作战，张作霖之后又向英国、法国、美国购买了一批坦克，其中就包括36辆自法国购买的雷诺FT-17。且是报废的,是购入后由东北兵工厂再行整修配装使用，这批FT-17坦克分为装备机枪和37mm战车炮的两种型号。其中，第一批共10辆FT-17在1924年运抵大连。后用于其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势力的战斗中。之后，在1928年，为对抗蒋介石所发起的二次北伐，这批FT-17坦克随东北军的战车队被派往河南，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有六辆FT-17坦克被击毁报废。在东北军战败后，这批坦克又随战车队回到了东北。在东北易帜之后，这批坦克随东北军一起并入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中。在中东路事件中，它们还曾经被运往前线，但是在它们抵达之前，苏军就已得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们大部分均被抛弃在东北，大部分被日军所掳获，并被编入了满洲国军中。东北军装甲部队的雷诺FT-17型坦克并未在九一八事变中完全覆灭，部分车辆被带入关内。1933年春，张学良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赠送了仿制法国雷诺FT17坦克两辆和沈阳兵工厂自行生产的国产民生牌装甲汽车四辆，这些车辆後来成为中央装甲兵学校的重要装备。训练出一批在抗战中英勇无畏的装甲兵学员，总算是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27年，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在北伐战争中曾经掳获东北军的一辆FT-17坦克。在停于浦口车站时候，军民均上前围观。在场的军人称其为“铁牛”。

胡献群将军提到第五军装甲兵团入缅时，有装备一种雷诺战车装备37mm炮与机枪一挺，依其描述应为FT-17。

在九一八事变前，驻防沈阳的第七旅是东北军精锐，根据记载，该部辖三个步兵团驻守北大营，是张学良的看家部队。该部装备有迫击炮、平射炮、轻重机枪、车辆骡马，甚至还配属一批雷诺坦克，是东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一个旅。日军这张照片证明了北大营守军装备坦克一事并非子虚乌有。

但是，在北大营被攻占的过程中，却只有日军坦克进攻东北军的记录，而没有东北军用坦克迎战的记载。根据东北军老人的回忆，这批坦克共计12辆。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由於东北军奉命不抵抗，坦克既没有加油也没有装弹，以免构成日方指责东北军「启衅」的藉口。待局势发展到无法控制，坦克已经既来不及投入作战也来不及逃离了，只得放弃，导致这些坦克被日军俘虏。这批坦克在北大营被俘後，有资料表明日军将其用於进攻黑龙江马占山部，後将一部分车辆运回国内研究，一部分车辆转交伪满洲国军。

其实，日军在渖阳投入的坦克，多为轮式装甲车 ，从战斗力对比而言，雷诺NC-17坦克还要胜之一筹。因此，有战斗经验的东北军坦克部队未经抵抗就束手被擒，实在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对日军主动发起进攻，围攻在租界中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几乎全歼在沪日军。在进攻杨树浦的战斗中，中国坦克部队出动三辆维克斯6吨坦克，拚死冲击日军阵地，但因为寡不敌众，且中国步兵部队缺乏配合坦克兵进攻的经验，在战斗中三辆坦克先後被毁。在其中一辆坦克被摧毁後，日军打开坦克的舱门，发现其车长和机枪手均死於日军炮火，但仍保持著射击的姿势。「这是在此前作战中罕有看到的，可见中国军队这一次的作战决心不同反响。」他们在那名车长的口袋里发现了他的证件，那名车长是中国装甲兵团的一名军官，姓钱，满族。这名战死上海的坦克车长，应该就是从东北撤出的装甲兵之一吧。日本刊物上中国装甲兵学校使用的FT-17型坦克，即为张学良东北军所提供，可算是东北军装甲兵的最後血脉。

空军方面

东北空军全盛时期（即张作霖统治时期）装备飞机300架，共5个航空兵队。由于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弥漫着武器至上的观点，中国东北兵工厂有自己制造飞机的技术，飞机除了购买和西方列强赠送以及战场上缴获的之外，东北军自己制造的战斗机很有特点，战斗机被称为辽F1式．为双翼型，它吸收了德国和法国战斗机的优点，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机型为双翼型，装备有两挺刘易斯航空机枪。轻型轰炸机称“辽FHl式”，可载4枚50千克的航空炸弹；中型轰炸机称“辽H1式”，每架轰炸机有2名飞行员，2挺机枪，可载4枚100千克的航空炸弹，飞机航程比较远，是东北自制飞机中技术含量最高、制造难度最大的飞机，价格比较昂贵，制造困难，因此仅有10架。当然．这些高端技术的应用，也提高了奉系军阀的军事地位。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按照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指示“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仅仅100余名日本士兵如入无人之境，未遇一兵一卒的抵抗就冲进东塔机场，东北空军262余架飞机落入敌手 其中有英制维梅型轰炸机．法制布莱盖型、波太型、高德隆型轰炸机，德制容克型侦察轰炸机，日制甲式战斗机和八八式侦察机。还有刚刚从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进口尚未启封安装的40架新飞机。经营10余年的东北空军，一夜之间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

海军方面

东北海军拥有大小舰只27艘，3.22万吨，舰队官兵3300人。主力舰“海圻”号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巡洋舰，其余还有“海琛”、“镇海”、“威海”、“同安”、“永翔”、“楚豫”、“江利”、“定海”等战舰。东北海军全盛时期，“拥有大小舰只27艘，约32200余吨，当时全国军舰只有42000吨，东北就占76．7%，东北海军官兵有3300人，全国海军约有54OO人，东北就占61%”。

东北海军的绝对优势，一方面，使奉系军阀在军阀混战中屡屡获胜；另一方面，作为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东北海军的建立不仅填补了近代东北地区无海军的空白，更促进了东北军事的近代化。

“9.18”时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军力对比为北大营8000人vs关东军3000人，奉天省内军力对比大约为东北军6-9万vs关东军1万人（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兵力10500人，系日本陆军第2师团），装备方面中国军队占优，东北军占据局部兵力优势，且直隶、热河以及山海关一带有东北军主力25万也可迅速驰援，由于日军资源较匮乏，打不起大规模持久战，而且当时日本国内也分成了主战主和两派，如果初期遭到猛烈反击，日本国内主和派必能占据上风，东北有很大可能不会沦丧。东北驻军和日军力量上对比，东北军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武器装备上亦有相当的优势。

日本关东军在事变时不仅没有空中武装力量，甚至在轻武器方面也不曾装备类似于东北军的“捷克轻机枪”这样的高技术含量武器。如果没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当，日军的侵略行动是几乎不能得逞的。1928年，东北军阀张学良将军宣布归附南京中央政府，中国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张学良愤怒声讨红白两大帝国主义（俄、日）对中国东北进行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

1929年7月，张学良的东北政府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同年7月18日，斯大林掌握实权后的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并命令苏军在中苏边境黑龙江吉林段准备武装介入。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中苏作战，张学良战败，苏联从此长期侵占黑龙江主航道附近的江心洲，包括黑瞎子岛等。直到21世纪初才归还中国一半。日本各种书刊记载的战亡人数不统一，但是外务省公布的几次有足够依据。满洲共阵亡26万5000多士兵，中国阵亡46万士兵，是最接近事实的。苏联宣布击毙日军8万多，日军自己记载诺门坎阵亡1万多，东北人民组织的抗日武装在东北14年里，击毙日军达17万5000日军。

具体驻地

辽宁驻军

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驻沈阳；

独立第12旅张廷枢部，驻锦县；

独立第20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

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通辽；

独立炮兵第6旅 王和华部，驻北镇、锦县；

独立炮兵第7旅 刘翰东部，驻锦县；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山城镇；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

公安总队（由原第20师改编）黄显声部，驻沈阳；

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沟帮子；

铁甲车队 曹耀章部，驻沟帮子；

工兵第11团 杜维纲部，驻义县；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

吉林驻军

独立第21旅赵芷香（后张治邦继任）部，驻宁安、德惠、绥芬河；

独立第22旅苏德臣（后赵毅继任）部，驻双城；

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长春；

独立第24旅李杜部，驻依兰、富锦、佳木斯；

独立第25旅张作舟部，驻吉林；

独立第26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一面坡、横道河子；

独立第27旅吉兴部，驻吉林；

独立第28旅丁超部，驻哈尔滨；

独立第29旅王瑞华部，驻滨江；

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驻农安；

省防第1旅孙鹤喜部，驻方正；

省防第2旅王绍南部，驻蛟河；

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驻长春；

工兵第11营 佟荣甫部，驻吉林；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 王之佑部，驻吉林；

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

黑龙江驻军

省防步兵第1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昂昂溪；

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满洲里；

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屏部，驻绥化；

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

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小蒿子站（今泰康）；

省防步兵第3旅马占山部，驻黑河、海伦；

独立炮兵第9团朴炳珊部，驻泰安镇；

工兵第12营 刘润川部，驻齐齐哈尔；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后张竞渡接任）部，驻齐齐哈尔；

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索伦；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齐齐哈尔。

东北亚军事工业

近代中国东北军事工业薄弱，上世纪20年代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期间，先后创办了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奉天粮秣厂、奉天被服厂、东北航空工厂、奉天迫击炮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东北军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与国内其他地区军工企业相比，东北的军事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高、发展速度快，很快便后来居上，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其科学技术被用作军转民来施行东北新建设运动。

种类多、涵盖广、规模大，国内首屈一指

每一个企业又下设多家分支机构。生产产品除满足战争需要的武器、弹药外，还生产飞机发动机零部件、试验架、机身、机翼、尾舵、螺旋桨、冷气机、始动机、冷气始动机、单力始动机、冷气救火机、飞机架尾车、飞机铁平车、通信钩、信号枪、放烟筒、机关枪转盘、炸药架、炸弹悬吊机、炸弹上子、炸弹投置器、机关枪连动机、航空仪器、航空照相机零件、航空无线电零件，以及粮食、食品、服装、鞋帽、帐篷、锅灶、铁桶、木器、印刷品等百余种产品，涉及生产、生活各个领域。

设备优、技术新、重研发，产品精良国内领先

以东三省兵工厂为例，兵工厂鼎盛时期所属各厂的机械设备约合万台以上，可谓数量庞大、种类齐全、技术先进、国内领先。兵工厂所属枪弹厂设备最初是1919年由上海兵工厂引进，当时日产子弹一万发；1922年从日本引进设备，日产子弹能力达到10万发；1924年从德国购进七九尖弹机器，日产子弹10万发以上。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加强技术革新，设备、工艺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得到改善，基本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产品性能日趋稳定，精密度也逐步提高。枪弹产量可达日产30万发，1929年枪弹生产鼎盛时期，日产子弹40万发。兵工厂所属炮厂、炮弹厂、铸造厂等引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对于钢材纵断、切削、车光旋堂、装配零件等操作过程，完全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炮厂引进有制造十生的五的口径大炮的生产设备。铸造厂添设炼钢熔炉，中级钢料已能自制，其他普通生产设备如车床、刨床、铣床、钻盘、钳台等均能制造，即使复杂的机器设备也能制造。小型工具如样板桩模配件，各厂都有制造所，随时可以制造，无需外购。铸造厂对于枪筒钢，初炼失败后，改由电炉试炼，经过几十次的反复冶炼，新产品的质量和化学物理性能，均合乎枪筒钢的标准，冶炼获得成功。至此，枪筒钢由国外进口改为厂内供应，节约大量成本。

在火药和炸药方面，东三省兵工厂拥有当时国内最为先进的工业技术。继江南制造局龙华火药厂开始生产最早的无烟火药后，1920年10月奉天军械厂开始生产无烟火药，后并入东三省兵工厂。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无烟药厂采用汤姆生置换硝化法。关于无烟药的成型，各厂均采用水压机成型。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向德国购买以甲苯为原料，用三段硝化法制造TNT和以苯酚为原料，经磺化、硝化制造苦味酸的机器设备。

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具有生产规模的炸药工厂，投入生产后，产量不断增加，月产TNT从12吨增至120吨，苦味酸从三吨增至30吨。此外，东三省兵工厂还安装有三吨电炉，能自行炼制普通工具钢，能制造各种通用工具机，有月产工作母机10台，修理机动车三辆的记录。为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28年，兵工厂成立了科学研究会，各厂厂长和技师、技士作为委员，每星期集会一、二次，对外称为俱乐部。

自杨宇霆任督办后，派药厂厂长洪中为会长，各厂厂长、技师等为委员，集中人才研究兵工和与兵工有关的科学技术，介绍各国学术上的新发明和尖端技术经验，以增进会员研究兴趣，提高和改进兵工厂的技术。研究会办有《东三省兵工厂科学研究会》杂志，介绍国内外兵器动态、兵器研发技术等相关内容。由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重视产品的技术革新、更新换代，仅仅十余年间，东三省兵工厂的生产能力（见表一）、综合实力跃居全国领先地位。“不仅全国第一，即日本人亦为之侧目”，日本人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第一”。

沉浮命运

整体介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于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便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剧序幕。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

1937年2月2日，不顾大局的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危急关头，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轻率地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钻入了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的圈套。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

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另外，抗战爆发后，马占山还受命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东北挺进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逐步被削弱、肢解、消灭，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起义，走向了新生。

第49军

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刘多荃率第49军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开始向静海前进。49军之一部立即加以阻击，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49军守军奋力抵抗不支，被迫向南撤退。

1937年10月底，49军被调到淞沪战场。105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626团团长顾忠全阵亡，该团一营伤亡过半。109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日军苦战，四个团长中高睦姻、姜奎举等三个团长相继阵亡，营长伤亡了2/3。109师一个整师基本打光了。

尽管第49军损失惨重，但蒋介石在战后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

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109师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的生力军。然而刘多荃、赵毅高兴得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一点也开不动。

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1战区刘峙指挥。49军的一个整师就这样被剥离。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修水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揪住不放，对49军大加挞伐，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

第51军

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以51军两个师的兵力约2.5万人，死守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七千余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日军的伤亡达九千人以上。

淮河战役后，于学忠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的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率部垫后，该部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1938年6月，51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于学忠任第3兵团副总司令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战。武汉失陷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

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在鲁南抗战5年中，于学忠部伤亡惨重。

1944年3月，于学忠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令的职务，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军权。牟中珩在1944年12月调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原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改为整编第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周毓英率整编第51师师部向我华东野战军投降。牟中珩在1946年出任第二绥晋区副司令，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避居四川重庆乡间。建国后，于学忠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第53军

“七七”事变后，万福麟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1939年2月，万福麟重整部队，参加了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26军团军团长兼第53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

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苦战数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武汉会战后，第53军奉命休整补充，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1943年，53军被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对日作战，为打通中国云南至缅甸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1月，周福成在辽沈战役中率53军官兵投诚。万福麟则在1949年逃往台湾。原53军副军长黄显声，在西安事变后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奔走呼号，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1937年10月10日，第53军116师346旅691团在华北战役中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任务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的带领下，于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毅然北上在冀中平原打游击。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为八路军序列。吕正操创建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57军

1937年11月，缪徵流的第57军奉命驻防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一线的江防要点。112师在无锡附近与敌接战，紧接着又参加了巩卫江阴、固守镇江的战斗，损失较大，师长霍守义负伤，全师撤往江北。12月10日，112师开赴南京前线。12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112师671团、673团在南京城北长江一线阵地阻击日军，伤亡惨重。第112师副师长李兰池在率队冲锋时于南京太平门附近中弹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谥为少将。

11月间，第57军的第111师在靖江、扬州一线抗击登陆日军，打响了靖扬之战，几次战斗均极为激烈。1937年11月25日拂晓，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长江北岸111师阵地，占领施家桥，掩护大批日军登陆，旋又占领了都天庙。

111师333旅的万毅部全部退守横沟桥。上午8时，日军沿扬州城公路向333旅阵地冲击，111师师长常恩多亲率两营官兵与敌浴血奋战。酣战之际，常师长又果断地命令662团出击，连续击退日军步兵的三次反攻。日军遂调来坦克在前面开路，后继以步兵再次冲向111师阵地。常师长指挥士兵以平射炮和集束手榴弹向敌坦克猛轰，并以猛烈火力向日步兵射击。战至下午4时，日军狼狈逃窜。111师乘胜追击至施家桥。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57军的333旅奉命驰援守卫山东临沂的庞炳勋部。面对日军精锐坂垣师团，333旅官兵毫不畏惧，血战15昼夜，先后攻克敌人三个据点。战斗中，333旅伤亡官兵一千多人，有的营只剩下十余人，有的连队军官全部伤亡，由军士自动代理连长作战，前赴后继，战斗不止。日军亦伤亡惨重，伤亡2000多人。为此，333旅受到会战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57军亦通令全军，称之为“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

1939年2月，57军被调到鲁苏战区，在于学忠指挥下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在此期间57军的高级将领开始走向反动。1940年9月15日，57军军长缪徵流同日军代表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这件事被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获悉，常恩多和万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

1940年9月22日晚，常恩多和万毅带人抄了军长缪徵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徵流仓皇出逃。但蒋介石不仅不将通敌人员严办，反而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还撤销了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并阴谋瓦解111师。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万毅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在日伪顽反共嚣张的严峻时刻，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在奔赴解放区的途中，常恩多牺牲在担架上。

为维护统一战线，起义部队仍用第111师番号，师长为万毅，副师长为郭维城。1944年10月20日，该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1945年8月，滨海支队与其他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建成“东北挺进纵队”，在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下挺进东北。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配合周保中同志率领的抗日联军，肃清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

在解放战争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参加了伟大的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时又作为38军的组成部分，在松骨峰战役中痛歼美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嘉奖通电最后特意加了两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第67军

1937年8月下旬，吴克仁满怀报国之志昂然请缨，率67军奔赴华北前线的河北大城，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9月1日，日军第6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猛攻67军的大城防线。吴克仁指挥全军与敌血战十日，日军屡遭重挫无法前进。当日军增派二十余艘汽艇，载有山炮、机枪等重武器溯子牙河偷袭时，又被67军预先埋伏在姚马渡的部队兜头猛击，第一艘汽艇首先被击沉，后续敌艇也被分段截击。

日军船队虽凭借重火器反扑，又派飞机助战，但在67军沉重打击下，终于溃不成军，被击沉汽艇五艘，毙伤三四百人后狼狈逃窜。日军恼羞成怒，又调集二十余门火炮、五架飞机，出动三千余人，于20日再次猛攻67军正面。吴克仁亲临前线，指挥御敌，敌我双方竟至演成肉搏。67军官兵终以重大牺牲压倒敌焰，粉碎了日军强大攻势。大城防线鏖战月余，67军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重挫敌锋，歼敌数千，并阻扼敌军南犯，掩护了友军安全撤退，受到最高长官部的通电嘉奖。

1937年10月底，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急从华北战场抽调第67军南下增援。11月5日，67军临危受命，协同第43军郭汝栋部“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撤退。8日夜12时，“死守三日”的军令已经完成，吴克仁让郭汝栋率百十人的43军残部先撤，他亲自率67军在后掩护。经一路突围苦战，9日下午吴克仁率部到达苏州河边白鹤港。不料苏州河大桥被炸断，吴克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指挥属下先行泅渡。

傍晚时分突有一支日军便衣队袭至，交战中吴克仁不幸中弹落水，光荣牺牲，时年43岁。这是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中将军长！整个保卫松江和突围战役，67军光荣战死的还有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322旅旅长刘启文、321旅旅长朱之荣和王熙瑞等八名团长以及绝大多数的营、连、排长，107师损耗殆尽，108师也伤亡惨重。

然而，这样一支忠勇报国的部队，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褒奖表彰，却被别有用心的宣传机构诬蔑为“吴克仁率部叛乱，67军临阵投敌”，蒋介石乘机取消了67军番号，缩编为108师，师长为张文清，拨归中央军王敬久的第25军。

骑兵第2军

1937年8月下旬，骑兵第2军调晋绥前线与日军作战。军长何柱国率骑3师（骑6师在绥远作战，归马占山指挥；骑4师一直驻河北，1938年因缺少马匹，骑4师被改为步兵第24师，至此骑4师番号被撤销）从陕西经同蒲路北上，增援大同，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

大同失守后，骑兵第2军退到晋西北平鲁一带抗日。9月下旬在井坪镇一役中，骑兵第2军被日军击溃，损失很大。1939年冬，骑兵第2军奉令换防到豫皖边的沈邱、项城一带，归第1战区前方指挥官孙桐萱指挥。

1940年，何柱国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骑3师师长徐良接任骑2军军长。以后骑6师归还建制，又合并骑3师和骑6师，保留骑3师番号，由王照问的暂编第14师廖运泽部拨归骑兵第2军建制。1944年，徐良升为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骑兵第2军军长由非东北军系的暂编第14师师长廖远泽升任，骑3师师长王照骑2军副军长，所遗骑3师师长由徐长熙升任。

抗战胜利后，骑兵第2军开赴济南。1946年，王耀武任第2绥靖区主任，将骑兵第2军改为第96军，仍以廖远泽为军长，所属的骑3师改为暂编第15师，这样，骑兵第2军的番号不复存在，东北军骑兵军名实全亡。

何柱国在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退役养病。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张学良胞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