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BIS），中华民国情报机关之一。1938年成立，1950年解散的中华民国情报机关之一。早期的领导人为戴笠，戴笠死后，1946年，由毛人凤继任。军统局的组织形式是局-区-站-组-队，有的地方设有相当区、站的办事处。

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留在大陆的军统进行清洗，到五十年代中期，军统在大陆大致被肃清。

背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以加强国家统一，为日后全面抗战做准备，效仿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在黄埔军人贺衷寒、戴笠、郑介民、康泽等“十三太保”的策划下，组织了一个以军人为主体的复兴社(有人称蓝衣社)，1932年又在复兴社内设核心组织力行社，设有一个专门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务处，它是军统局的最前身。戴笠为处长。

一九三七年底， 力行社特务处，与特工总部（1927年成立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合并，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辖二处，第一处负责党务，第二处则负责情报，并直接向委员长蒋中正负责。力行社特务处编为该局第二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它是国民党两个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其前身是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

抗战开始的1938年8月，该局重组，第一处另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而军统局仍交由戴笠负责。除负责刺探情报，进行反谍工作外，军统局亦以刺杀等手段执行情报任务。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张啸林、唐经，暗杀未成的有殷汝耕、季云卿、汪精卫、周佛海。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也有一些军统人员投降日本，日本占领区的重要特务头子大多来自军统中统，如李士群、丁默邨等。

特工人员最多时近5万名，分布到中国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秘密监狱和看守所。抗日战争期间，也从事一些搜集敌方情报并敌后活动。（《军统对日战揭秘》详细记录了军统人员对日情报战和暗杀活动的经过）1946年8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国防部，军统局的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

组织形式

军统局的组织形式是局-区-站-组-队，有的地方设有相当区、站的办事处。组是军统局特工组织的基本单位。由于任务不同，组又分普通组、潜伏组、行动组、策反组、随军组、防谍组等。每组通常由十人左右组成。

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军统"的特工人员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此外，军统局还设有电讯组织、武装组织、训练机构以及在军、政、警、宪等机关中的控制运用组织和“特种”组织。如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

录用过程

军统局的特务称为组员或通讯员，多系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人员；当地录用者需经组长引荐，局方批准，并经试用合格。试用期间，称为试用员或试用通讯员。尚未经局方批准的，称为运用员或运用通讯员。

发展

解放前

1928年初，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设立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此时，军队系统也有“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1年，“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的秘密核心组织“力行社”下设“特务处”，从事情报暗杀活动。1932年，党务调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改组为“党务调查处”。

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一处负责党务，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二处负责特务，仍属戴笠管理。可以看出，初创阶段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机构变动相当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1938年初国共达成合作，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共产党在国统区由完全秘密转为公开；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亦日益高涨，势不可挡。

1938年春，蒋介石借口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在3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原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扩大成为3个公开的特务组织：

一、以第一处为基础，建立隶属中央党部秘书处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或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由徐负责日常实际工作。

二、第二处扩大为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军统”。

三、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特检处（主管邮电检查）。

1 9 3 8 年 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军统"它是国民党两个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其前身是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军统"的基本组织是"组"及直属情报员，它们的特工人员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6处中，池步洲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他已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并判断： 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 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 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1946年8月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国防部，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

解放战争期间，军统主要对付共产党，如在11月27日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革命志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200多位革命志士倒在了胜利的黎明之前。

根据沈醉的回忆录，戴笠曾任用张国焘组织对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并在西北设置情报站，进行对我党根据地的活动，但是由于张为高层叛变人员，并不清楚基层组织的运作方式，仅通过回忆录的方式向军统提供关于党内的高层信息，在张国焘任职期内，渗透工作从未成功，之后张逐渐失去戴的信任，离开军统。

1946年戴笠乘坐飞机失事死后，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专责保密防谍工作，确保国家安全。

解放后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一部分军统留在大陆进行暗杀，破坏，情报等活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军统所为。人民政府对残余军统分子进行肃清，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军统在大陆人员，除了少数立功者以外，一律枪决或重刑。到五十年代中，军统在大陆大致肃清。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如肃反运动、四清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追查残余军统人员以及和怀疑曾和军统有关的人物，“活人要落实到人头，死人要落实到坟头”。

到1976年后，不再提及军统。

迁台后

1949年国府迁台。1950年，保密局恢复正式编组，于台北士林芝山岩设立局本部，设有情报学校训练间谍，军方内部称该处为山竹营区。持续执行情报蒐集，并主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等白色恐怖。

1952年，蒋介石进一步改组台湾的特务机构，把“革命行动委员会”撤销，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设第二组和第六组两个特务机构，负责以大陆为主要目标的“敌后建党”和“心理作战”等特务活动。随后又设立了“国家最高国防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

1954年10月，蒋介石仿照美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中央情报局的模式，在“最高国防会议”之下，。以“总统府”资料室为基础，成立了“国家安全局”，随着“国家安全局”的设立，“国防部”保密局和内调局等特务机构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以保密局为基础，将大陆处和内调局所属对大陆进行派遣活动的机构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成为专门对大陆进行特务活动的机构；以“内政部”调查局为基础，将保密局中负责“保防”的部门划归“司法部”领导，成立“法务部”调查局，专门对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地进行特务活动。

1955年，情报机构改制。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专责执行战略预警情报搜集、研整之任务。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接管。一般说来，该阶段先后实际执行者为毛人凤与蒋经国。

1958年5月，蒋介石又将“国防部”二厅改组为“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处”(简称“特情处”)，1961年5月，它又扩编为“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简称“特情室”)、专司搜集军事情报和勾联策反活动。同时在“保密局”骨干的基础上，组建负责岛内安全的警备总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上述各情治机构，形成了密布于台湾各地的情治网，成为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此后，还陆续地进行过多次调整，如1972年5月，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三组为主体和第六组的一部分合并为国民党中委会海外工作委员会；

1973年，又将中委会第二组全部和中六组的另一部分合并成为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委员会。蒋经国、李登辉主政台湾时，也先后对台湾的情治系统进行改组和强化。比如1987年，将警备总部改组为“海岸巡防司令部”等等。

1984年发生江南案，当时之情报局长汪希苓亦被捕入狱，情报局再次大改组。1985年7月1日，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并编成立军事情报局，隶属国防部参谋本部，受参谋总长直接指挥。

1991年以来，“国安局”在台情治系统改革调整中，进一步强化了对外情报工作功能，扩大了第一处、第二处的人员编制，增加了设施，又把第三处管辖的业务拨给“调查局”、 “警政署”、“宪兵司令部”，该处仅作为分析单位存在。新设第六处，负责管理密码，加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信号情报。

大屠杀

解放前夕重庆11.27大屠杀

首拿杨虎城一家开刀

　　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当时经过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重大战役，势如破竹攻克国民党大量占领地，当时蒋介石“划江而治”梦想破产后，蒋家王朝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对共产党手软的结果，于是在重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厉华说，敌人大屠杀的屠刀首先刺向杨虎城将军。

9月6日晚上11点多钟，刚抵达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将军及儿子、女儿和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小萝卜头”，在这里先后遭到特务们的利刀屠杀。

　　《大公报（重庆版）》在1949年12月12日的第三版刊载了《杨虎城将军死事惨烈父子遗体昨同时发现》。文中说：双十二事件领导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被蒋匪介石逮捕囚禁达十二年之久。杨将军和他的幼子两个月前，终于在磁器口被蒋介石特务杀害，这一事实昨天已经证实了。

　　江姐不留遗憾而去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杀，在囚车上，王朴高喊道：“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

　　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以转移为名，把江姐等30人押赴歌乐山电台岚垭杀害。临刑前，同赴难的李青林突然问道：“江姐，想云儿了吗？”江姐点点头，说，“想，这时候真想看他一眼，照片就在我身上，可惜，手被铐着，没法拿。”“那就算了。”李青林说道。“是呀，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就要解放了，他们肯定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江姐反过来安慰着李青林。解放10小时前32人牺牲

　　厉华介绍，重庆11月30日解放，在11月29日下午4时，共有32人被枪杀在松林坡，敌特连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在殉难的烈士中，有一位年仅21岁的女青年叫黄细亚。她先后在《西南晚风报》和保育幼稚园工作。重庆解放前夕，她协助地下党做国民党部队策反工作，于1949年9月13日被捕。黄细亚在被捕前送给同学一首《一个微笑》，诗中表明了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大屠杀共有321人遇难

　　厉华说，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在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惨不忍睹记者无法下笔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此时的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战士痛哭“我们来晚了”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大公报》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三版《三十名志士忠骸昨开始收殓装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馆八公里的电台岚垭被杀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尸体，昨天由治丧处派人前往发掘收殓。据脱险志士说：上次传说有四十二名同时遇难，数字不确，总数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馆1名。当昨天收殓工人挖掘的时候，首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久，将其余28具在深坑底部发现（另外一具是在不远的一块田地里掘出），可是挖出的这29具志士尸体多都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无法辨认。

当29具志士尸体搬出土坑时，认尸的家属和观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绝，愤怒不已。这29具志士的尸体，连衣服、鞋、裤也被特务剥光。据附近居民说，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摆地摊出卖。本版文/本报记者吴国富 实习生 陶静 (本文来源：重庆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