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寿，字星杓。后因应考，改名奎绶。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

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校间，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为作人，号朴士。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虽然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是《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留学回国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

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 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

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抗战时期

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神秘枪击案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

实际上，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客座教授职称。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

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建国前后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 徒刑。”

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表示有意到台湾，在北京大学修过周作人先生2学期2学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想录》）。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但毛泽东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却是事实，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胡适日记》1920年1月15日有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周作人的学生在台湾的有许世瑛（许寿裳大儿）、张我军（板桥人）、郑骞、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张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来往。

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上书毛主席

周作人在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泽东批了：“照办。”

翻译

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爱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文革之后

1966年5月，文革开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

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个人作品

翻译经典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 （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决）的处分，在首都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

这段期间，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多部，同时应邀校订别人的译稿。有些没有结集的日本文学中短篇译作散见中国和香港传媒。

他每个月开销颇大，在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件里面曾说：“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胡乔木提议，毛泽东主席批准），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

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风吕》）和《浮世理发馆》（日文《浮世床》）等。

他应邀校订北京翻译社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译稿和丰子恺的《源氏物语》全部译稿（与钱稻孙合作）。

他觉得毕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译作是用古希腊语（和罗马帝国希腊化地区当时流行的新约希腊语；通用希腊语不同）写作的古罗马叙利亚作家、哲学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

作品一览

研究鲁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另一项重大的贡献是撰写《鲁迅的故家 》、《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在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后辑成《木片集》。

经曹聚仁介绍，在香港传媒连载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后结集出版。

个人生活

儿子周丰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周丰一和爱人张菼芳照顾周作人度过晚年。

人物评价

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沦为汉奸文人。另外，他在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就能看到3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文学特点

散文

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这种难以言传的情调或者境界，就是“物哀”。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情思当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叶渭渠所指出：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周作人在情感处理方式、讽刺修辞运用、语言以及文体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审美经验的影响，与这种影响相关，他形成了一种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学的文风，以温和、冲淡之笔书写个人的闲适、寂寞与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其实，他看似有闲而心无暇,不只是由闲适透出淡淡的哀绪,而且在闲适背后隐有无限忧愁；他不是以创作去体验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这种寂趣,而往往是借创作排解寂寞、忧愁,由此与日本文风区别开来。

翻译

“兴趣型”翻译家周作人，兼顾当时的国情，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化的翻译，其文艺观和创作在多方面受到了所译原著及作者的某些影响。他缺席“抗战”翻译，在“受命”翻译时显得规矩正式了很多。

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选》中讲了他不选日本自然主义的理由。在给沈雁冰的一封信中指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

在现代中国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学、性心理学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对于性问题的健康的正常的态度，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因此，对森鸥外《性的生活》的翻译和发表，超出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周作人在1938年译出时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汉语标题，也考虑了当时的国情，虽然是先进，也总不是“明目张胆”。

钱理群说过：“对于周作人，他也许并不否认，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积极追求译书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一己的兴趣，他是以兴之所至的态度来从事译作，不可能那么严肃认真，也只愿自然、自在地过着消闲的生活。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哪怕是译书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活动——来束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