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行，雅称昭穆，是完善的过程。是家族（或旁亲）中人与人之间长幼辈分排列，其排列组合根据各姓各族一般不同。其组合成一串字语，一句有特别意义的句子，有的姓有傍带五行的规律等等。通常在姓名的中间，也有的在姓名的最后一个字。

族谱中的“字行”

横竖撇捺折成字，

金木水火土成行，

打二字，来形容书法家的字。

族谱是我国封建社会各姓氏世系源流、家庭兴替，人口变迁的历史记录。在宗法制度下，有“三世不修谱，比之不孝”的说法。可见旧时宗族对于谱牒的重视程度。闽南各族氏，最讲敬祖睦宗，每值社会升平之际，便纷纷修祠立谱。此种民族文化现象，流传至今不衰。

谱牒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与族氏有关的历史沿革、地理变迁、世系纪录、祭祀章程、祀田祭器、文献轶闻等等。世代字行，是族谱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字行”一般由各族氏自行择定若干色彩典雅、意义祥和的单字，组成类似诗句联语的句式，载于谱牒，族人命名时则依其世次取其中一字作为名字的首字。以此来分别宗族中的长幼辈分。例如曲阜孔府自五十六世起采用“希言光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纪广，昭宪广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30字为孔氏行次。孔祥熙为孔门七十五世孙，他取名便用上谱牒中所规定的该世次字行“祥”字为首字。采取“字行”命名，早已是国人普遍的习俗。

从“昭穆”到“字行”

字行的雅称为“昭穆”，仔细推敲，两者的概念并不一样。但是，字行的形成实与远古的“昭穆”制式有着渊源关系。

《礼记、祭统》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宗法制度中的祭祀、婚嫁、庆吊等事务，非常重视立长幼，排次序，明尊卑，把始祖以下同族男子逐代先后相承递为昭穆。如宗庙次序、坟地葬位，祭祀排列等即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居于左，谓之昭；三世、五世、七世居于右，谓之穆。昭穆实际上是一种序位的方式。

“昭穆”一词，渐而演变为世辈行次的代用词、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曰：“江南风俗……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昭穆”一词在这里就具有行辈的意思，但与“字行”的涵义还有差别。

因为那时“字行”这一文字形式尚未出现。

“字行”究竟始于何时呢？纵观历史，汉唐之际都未见其迹象。汉献帝认打草鞋出身的刘备为皇叔，只提到他是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没有叙及“字行”，唐代当涂令李阳冰引大诗人李白为从侄，根据的是李白乃凉武昭王　九世孙，只提辈分，也没有叙及字行。那时的人取名多用单字，族兄弟之间序班辈多用数字，如“薛六”、“柳八”、“刘十九”、“李二十”，未见采用字行。直至宋代，才有关于“字行”的记载：赵宋皇室因其宗族蕃衍盛大，故于“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孙……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别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藉有录有图有谱以叙其系，而弟其服属之远近，列其男女婚姻及官爵叙迁而著其功罪、生死、岁月……赵氏当时选取作为字行的单字有“伯、师、希、与、孟、由、宜”以及“不、善、汝、崇、必、良、友”，虽然不如后人所撰字行那样组成音节铿锵，朗朗上口的短句，但与后代所撰字行的性质功用是完全一样的。看来，设字行以别昭穆，而且将字行作为谱牒中一部分，应是赵宋皇室的首创。

不过，由于封建时代等级制度森严，“礼不下庶人”，赵宋王室创制的“字行”根本不能在民间流行。按当时规制，皇上祭七庙（七代祖宗），官员自三品以上立五庙，以下皆四庙，庶民只能在墓地上祭祀父祖两代，没有设庙祭祀祖宗的权利。谁违反了，就是僭礼———“一旦使就五世、三五之数、则当撤毁居宇以应礼制”。所以，皇室所用的“字行”制式，百姓却用不得，就是官员也未必敢使用。就举历代称为“天下第一家”的曲阜孔氏来说，是自五十六世始用字行的，而今才传至八十世左右，推算起来，孔家采用字行不在宋代而是在明代。又如晋江曾氏家庭，在宋代“一门三宰相、一门三元、一门十一公，一门元辅大臣九人”，可谓贵盛！然而曾氏在宋代也没有编用字行，而是自五十八世才开始采用，相当于距今500年左右的明代。

根据闽南一些谱籍看来，各族氏始用字行以来，一般都只经十几、二十几世，以明朝中叶以后采用的为多。这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的。因为在明朝初期，久被元朝异族统治压制的汉族文化礼仪得到了恢复，朝廷对臣下设立家庙的定制比前朝较为宽松，庶民也可在自己居室中祭祀二代神主了。而且在这时候，赵氏皇室早失去往日的权威，“字行”这种足以增强宗族凝聚力、亲和力而文字典雅的制式开始进入一些地位较高的家族。打破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局面。及至嘉靖十九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要求放宽君臣家庙规制，四品官以下皆得以立庙祭祀高曾祖弥四世，还可祭祀始祖。这就促使各族氏宗庙普遍建立，与此同时，“字行”便顺理成章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字行的若干特点

字行与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开始、发展、完善的过程。

《浔江粘氏族谱》中有关于家族昭穆沿革的记叙：“吾家世代行次多以金木水火土循环而下，而族无定式，疑有参差不伦，旧班有四字（敦承祖德），自十九世始……”自左昭右穆改为“以金木水火土循环而下”是一次突破；由五行循环到正式编列字行又是一次改进。

某些族氏还曾经编了“讳行”和“字行”，以适应那时既起名又取字的需要，如锦江林氏曾以“维道世士秩，迪德为敦本，登科以显宗，忠孝传家永“为讳行；又以“子孙良有志，邦国振家声，存心宜守正，学古重勤修”为字行。这倒显得过为繁琐了。然而，随着世人取名方式的改变，林氏现在也只采用一种字行了。

闽南多数族氏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中原各地迁入的，所以同一姓多中常存在不同的支派，如晋江蔡氏就有顶蔡、中蔡、下蔡之分，晋江许氏就有瑶林派，蓬山派之别。不同的派别，总是用不同的字行。

但也有同一族氏，由于分支迁徙，另编字行的，只是这咱支派的字行总是和统一的总谱有相应的联系。如俗称“天下一曾无二曾”，就是因为曾氏统一字行，自58世起为“希言光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而曾氏在龙头山一派自66世起，自立字行：“奎璧呈云瑞，人文焕国华……”他们的“奎”字，正对应曾氏统谱的“尚”字。而晋江内坑齐山曾氏的字行“得职克钦洪，孚光志锐淑，懋耀惟钟泽，森昭德愈鸿……”这套字行中的“耀”字也正对应曾氏统一谱牒中的“尚”字。

又如泉州欧阳氏字行是：“德甫懋尔锡，卿士公侯伯，世兆钟彦良，可为宗中翼，继祖宣仁孝，沐天福寿益，富贵荣华夏，万方仰惠泽。”而金门欧阳氏的字行是：“德甫慕尔锡，卿士公侯伯，世兆钟彦良，可为族中易，诗书承祖泽、忠孝振家声，子孙能继志，文献有明征。”两者一对照，就可看出两地一本同源。这一类根干统一、枝叶繁茂的现象，在众多谱牒中屡见不鲜。

各族氏字行内容各异，字数不一，字数少的，后代修谱时，可以续编。如孔氏原有三十六行次，民国初年，孔府七十六世衍圣公孔令贻就在原有字行后增编了“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二十字。字数多的，当数英林洪氏，一次编就112字，自十九世起可用至一百三十世，按每世25年计算，可使用2800年。

字行的意义和功用

“字行”不仅使宗族世系相承，昭穆不紊，而且通过文字对人有所教育启发，促进社会文明；不仅便于考本源，明世系，有利于民族文化研究，而且可以联络海内外炎黄子孙的骨肉情谊，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奋进。

各族氏的字行异彩纷呈，却一致地以它那特殊的文字形式负载一种功用。

字行多有阐述宗族历史，追思木本水源的意义，如岱峰郭氏的“祖辈汾阳，支分自漳……”又如英林洪氏的“溯源我祖，肇于光洲，瞻斯英里，乃奠厥仪……”

字行有瞻念和颂扬代业绩，以激励后人继往开来。如紫云黄氏的“先人贻礼则，奕世种书田，文章开国瑞，忠孝本家传……”又如畲族锦霞钟氏的“祖德世传燕贻存，尧国岳逢宜立文，振辟祥祯绍奕纪，长昭福祚萃华群……”

有以传统道德箴诫训勉族人的。如颍川陈氏的：“克忠以孝传家室，由义居仁处世箴……”又如福水乡林氏的“臣子应尔，维忠与孝，慎持厥德，可以垂后。”

有祝颂子孙昌盛振兴的。如龙山曾氏的“台衡思继武，鼎甲励承家，一贯书绅永，千秋锡福遐……”又如林瑶许氏的“逊志经书自有文章光世德，存心孝友居然仁让振家声。”

更为显著的，字行又起着一种维系支派，归仰源流的启迪作用。过去，由于地理和历史等等原因，闽南有许多人移居海外，在台湾、在南洋等地繁衍生息。然而这些居住在海外，在台湾的同胞，总是不忘根本，慎守闽南的传统习俗，传承本族本支编定的字行，使自己的后裔，不忘根本，一有机会就回祖家谒祖寻根，联络亲情。

例如晋江粘氏于清初有部份族人分居台湾彰化、鹿港。民国十二年，台湾鹿港粘芳模特意到晋江衙口寻根，在大陆宗亲帮助下，抄去祖宗世系、谱例并字行。在台湾的粘氏族人即根据大陆粘氏自十九世编序的“敦承祖德，奕世传芳，忠孝为本，诗礼克家”为世代字行。后因两岸阻隔多年，台湾粘氏宗亲会“恐于辈份失传，遂按照渡台世居福兴乡为目标”，续编“福泽能荫，兴隆鼎盛”八个字为三十五世以后的字行。幸得近年两岸交往，台湾粘氏宗亲会组团往大陆谒祖探亲，得知大陆粘氏早于民国二十二年已续编字行“谨遵遗训，以裕后昆，文章华国，希绍前贤”，会长粘火营先生便在恳亲会上郑重宣布，台湾粘氏三十五世以后昭穆班序，统一采用大陆所拟的字行，以示两岸族人的团结一致。

由此可见，族谱中的世代字行，联系着侨胞台胞对祖国、对亲族的骨肉深情。“字行”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史，尤其是闽台关系史，实在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