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
1992 彩色片 90分钟 中国青年电影制片厂/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导演：张艺谋 编剧：刘恒(根据陈源斌中篇小说《万家诉讼》改编) 摄影：池小宁 于小群 主要演员：巩俐(饰秋菊) 雷恪生(饰村长) 刘佩琦(饰万庆来) 戈治均(饰李公安) 本片获1992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女演员奖
【剧情简介】
北方山村，山势陡峭，秋叶飘零。羊肠小道上走来三个人。女人叫秋菊，20多岁，腰身肥胖，怀了至少6个月的身孕。高个的是她的丈夫，叫万庆来，不到30岁。挽着庆来的一位小姑娘，是庆来的妹妹。他们三人走下山坡，穿过黄土地，走进一个小镇，又拐进一个小小的卫生院。他们是来为庆来治伤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一向老实、忠厚、怯懦的村民万庆来为了在自家的承包地里盖辣子楼而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庆来气愤之下，大骂村长“下一辈子断子绝孙，还抱一窝母鸡”。村长只有四个女儿，唯独没有儿子，去年的计划生育又把村长生儿子的目标“计划”掉了，如今听到庆来骂他“断子绝孙”，村长恼羞成怒，一脚踢向庆来。这一踢不要紧，偏偏踢中了庆来的要害处。庆来整日躺在床上，连农活都干不了。庆来的妻子秋菊善良而又有主见。她见丈夫被踢成这样，便去找村长说理。村长认为庆来私自在自留地盖楼是违法的，何况庆来还张口骂他“断子绝孙”，因此，踢庆来一脚是理所当然的。秋菊拿出大夫诊断证明，村长连看都不看一眼。秋菊鼓起勇气说：“那总得有个说法吧，老大个世界，能没理?”村长蛮横地说：“没理搅不出理来。……秋菊丫头，你要硬逼我给个说法儿，别嫌大叔的话不好听，我叉开了裤裆在当院里站着，让你男人还我一脚吧。”
秋菊见村长不肯认错，便挺着大肚子到乡政府告状，乡政府李公安听完秋菊的诉说，便好心地劝告秋菊回家，并答应去找村长了解情况。隔了几日，李公安到村里来进行调解。调解的结果是让村长赔偿秋菊家经济上的损失。秋菊本想事情已经结束，当第二天清晨，她去向村长索取庆来治病的医药费时，村长仍不认错。他数完钱，秋菊正要伸手去接，他又一抖胳膊，将钱天女散花般地扔在院子泥地里，冷冷地道：“别人的钱是好拿的么?你低低头，一张张慢慢捡去!”这种带有羞辱性的举动，使秋菊实在受不了，她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好强的秋菊为了要个说法，让妹妹用平板车拉着她，一起到几十里外的县公安局告状。没有路费，便拉上自家地里生产的红辣椒去卖。县里的裁决同样也只明确了对村长经济上的罚款。李公安得知秋菊告到县里，担心事件进一步扩大，便以村长的名义给秋菊送来了点心，以表示村长向她赔礼道歉。然而，当秋菊得知点心是李公安所送，村长并未认错时，倔强的她退回了李公安送来的点心，拖着沉重的身子来到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复议书基本维持了乡、县调解和裁决的内容，只是让村长再多赔偿秋菊50元钱。村长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庆来叫到家里，把赔偿的钱交给庆来，再次明言：给钱不要就拉倒，别指望我一把岁数的人会磕头服软儿。庆来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收下了钱。他一方面心疼秋菊怀着身孕到处奔波告状，又怕庆来是一村之长，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事有求于他，因此，打算糊里糊涂地了结此事。但是秋菊忍不下这口气，她把钱重又退还给了村长。这一下真的把村长惹火了，他望着秋菊离去的背影，恶狠狠地骂道：“世上啥东西咬了人不撒嘴……王八!乌龟!老鳖!”
秋菊再次来到市里。在城市的喧嚣声中，她与妹妹历经波折，在好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市公安局长。局长耐心询问案情，不收她送去的礼物，并指点她去找律师，向市人民法院起诉。完了，还用小车送她回旅馆。秋菊十分高兴。她当即照局长说的办，聘请了律师，提出上诉。市人民法院经过一番调查，正式开庭，认为公安局的复议没有错误。秋菊败诉了。
秋菊仍不服输，她坚持认为，村长踢伤了人不肯赔礼就是错的。她执意要找回这个公道，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非常重视这一案件，派人来到村里了解情况，并给庆来查伤，让他去医院拍片。秋菊看他们办事认真，对官司充满希望。
转眼间春节到了。除夕之夜，秋菊临产，是难产，疼得在床上翻滚，情况十分危急。庆来万般无奈，只能去找村长帮忙。村长毕竟是一村之长，此时此刻，他不计前嫌，立即组织村民连夜踏雪冒寒，打着火把，抬秋菊去医院。清晨，秋菊顺利地产下一个男婴，全家人对村长感激万分。秋菊也认为，事情到此，她与村长的官司也就可以就此了结了。
为了表示庆贺，秋菊家打算热热闹闹地给孩子过满月，并商定到时候一定要把村里人，特别是村长请来喝酒。满月那天，小山村分外热闹，秋菊家门口摆起了多桌酒席，乡亲们纷纷赶来祝贺庆来喜得贵子，秋菊也在盼着村长出现。但，这时，忽然传来警车的声音。有人来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村长被证实犯了伤害罪被判拘留。秋菊冲出家门，抄近路，爬上山梁，力图拦住警车，告诉他们，她与村长的官司已经了结，她和村长的关系已和好如初。然而，警车押着村长，早已呼啸而去。望着消逝的警车和连绵起伏的群山，秋菊感到茫然失落……
【鉴赏】
张艺谋以《红高粱》而一举成名，继而又执导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除了那部不成功的《代号美洲豹》外，张艺谋导演的成功影片没有一部是现实题材的。传奇的故事，多难的人物命运，经过抗争最终归于失败的惨痛悲剧和与内容相适应的在艺术手法上的浓烈的色彩，鲜明的节奏，突兀的造型，以及投射其中的热烈的主观情绪，形成了张艺谋独特的导演风格。而在《秋菊打官司》中，张艺谋跳出了自己成熟的路子。他一反过去的刻意求工和咄咄逼人，在题材选择、艺术追求、风格样式的掌握上，开了令人惊喜的新生面。
这部影片的故事内涵，可分为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最表层的，即一个民告官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与基层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干部利用职权骂人，打人，这些不文明之举也常常发生在邻里之间，同事之间，家人之间。这实际上是文化素质低劣、愚昧、缺乏法制观点的现象。影片在这一层面上既揭露了现实中存在的干部作风问题，也赞颂了在改革开放中普通人法制观念的觉醒。我们的社会不允许“仗势欺人”。影片的这一层面是与社会大众的心理沟通的，是影片能够拨动观众心弦的重要原因。影片的第二个层面，是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层面。这部影片从这一层面分析，写的是一个受到损害的弱者维护自身尊严的故事。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与人物性格的塑造、揭示息息相关。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中，人物的性格是符号化了的，《菊豆》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人物的个性也似嫌单一、抽象与理性化。而在《秋菊打官司》中，导演从一开始，就把镜头对准了人物的个性。在秋菊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出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她朴实、自尊、倔强，为了洗清一家的屈辱，她一而再，再而三的“要一个说法”，“钱不钱倒无所谓”。她从乡告到县，从县告到市，只要问题不解决，她能告到北京去。同时，在整个告状过程中，这个人物又同时透出善良、柔顺的一面，有一种内在的亲切感、幽默感。秋菊的对立面村长王善堂也是一个颇具个性的人物。他耿直、爽快，但又有一股“霸”气，打伤了人，他可以作出经济赔偿，但却不肯认错，不在尊严与面子上让步。整部影片的故事由这种性格冲突衍生，对观众构成了强烈的悬念与情感冲击。影片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的层面。这是影片中最足以引人思考之处，也是最为深刻与难能可贵之处。影片对此是借助故事、人物心理刻画显示出来的。比如，秋菊与村长打官司的起因，除了维护人的尊严外，还有更为深层的东西。她并不认为村长不可以打人，而是认为村长不该打她丈夫的“要命处”。她咬定村长不放，其中的潜在心理之一是她腹中胎儿男女未卜，担心这一踢，万一从此“提前计划了”，那还了得?!而村长之所以如此愤怒，踢在万庆来的“要命处”，也是因为庆来骂他有女无儿，“断子绝孙”。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其内在心理受到绵延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却如此一致，是发人深醒的。再如，秋菊的打官司的最后结局，已触及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难题。这使我们想到，法制虽是维护自身尊严与权益的可靠保障，但生活中还有法制所不能及的地方，或者仅仅依靠法制，还有不能获得圆满解决的地方。影片结尾，由于秋菊上告的结果超越了她的预想，她又陷入困惑与痛苦之中。影片借此引导我们去思索，人与人之间还需要有另一种文明来进行调节。《秋菊打官司》中的上述三个层面结合得十分融洽，因此，这部影片能在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中引起反响，每个观众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的艺术追求和风格样式的掌握究竟开了什么新生面，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这部影片标志着张艺谋电影美学观的一次新的飞跃。这十多年来，安·巴赞和齐·克拉考尔的电影美学理论在中国大陆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大体上，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优秀作品在从既定政治的绝对制约下摆脱出来之后，致力于从电影自身去寻找电影质的规定性。这一寻找从电影在探索自身实体所具有的自然可能性中实现自身而言，它可以纳入形式美学的范畴。当然，这并不单纯是形式革命，其探索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可否认，其中有部分“探索片”也犯了对于艺术形式过分追求，以至有一种矫揉造作的毛病。这在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值得令人惊喜的是，《秋菊打官司》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90年代影坛。这部作品较好地解决了张艺谋同代导演未能妥善处理好“纪实美学”与“写实主义”之间的矛盾。从电影美学上考察这应该是一种质的变化。
这部影片在拍摄上完整地体现了纪实风格，使人们很难相信，它竟出自一向追求风格化、刻意讲究画面造型绘画性、表意性效果的张艺谋之手。偷拍是新闻片拍摄的重要手段之一。《秋菊打官司》约有半数场景采用了偷拍手法，而且三台摄影机同时进入现场。导演事先不做精确的分镜头，表演者事先不知道准确的机位，摄影师也事先无法设计拍摄中的活动路线。现场的群众不知道有人给自己拍电影。这样做的结果，有些画面固然光线不够细致，构图不够严谨，然而却能捕捉到极为质朴、生活化的银幕形象。影片中秋菊送丈夫医伤，在杂货摊边求人代写状子，秋菊在街头寻找失散的妹子等场景，显现了生活的原生态，令人拍案叫绝。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的造型风格，不是自然主义的纪录，机器往那里一摆，见什么拍什么，而是一种在造型意识觉醒下对纪实美学进行的追求。秋菊家红得耀眼的辣椒，蜿蜒曲折的山路，极有山村特色的村口，以及时代色彩、地方色彩浓郁的街市，都不动声色地展示了人物活动的环境，给影片注入了活力。
《秋菊打官司》中几个主要演员的表演都十分自然而贴近生活。尤其是巩俐饰演的秋菊。应该指出，巩俐在演这部影片之前，虽已成为明星，但在表演上更多的是借助于导演，借助自己漂亮的外貌。《秋菊打官司》则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她的演技。巩俐对秋菊这个角色的“感觉”找得很准。其中既有外形的，又有内在精神上的。外形上，巩俐找到了孕妇特有的身姿步态。比如挺腹，两腿与双臂不自然的摆动，上身僵硬，迈八字步。她还找到了秋菊这个山村妇女独有的眼神、语调。内在精神上，她找准了秋菊以柔胜刚，以弱胜强这一性格中主要的一面。在秋菊身上，巩俐不再是更多地靠本色取胜，而是靠刻画人物的性格、心理，靠真正的体验取胜。在《秋菊打官司》中有不少配角演员都是当地的农民。如村长一家，除雷恪生外，其他“演员”就是农村中的一家人。那位妹妹，是当地的中学生。这个妹子极具泥土气，巩俐与她在一起，迫使自己往她身上靠。张艺谋的这种选择无疑是成功的。
《秋菊打官司》也有某些构思、处理上的不足。比如，影片中的某些人物理想化色彩浓了一些，以至影片最后使人感到矛盾化解来之颇易。有的细节处理也还有可挑剔处，比如，组成故事进程的几次诉讼，在表现中，有与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不相一致处。然而，无论如何，《秋菊打官司》是在1992年中国大陆影坛炸响的一个惊雷，它在创作界与观众中激起的反响是久久不会消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