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1965 彩色片 180分钟 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 导演：阿·萨蒂科夫 编剧：尤·纳吉宾 摄影：弗·尼古拉耶夫 主要演员：米·乌里扬诺夫(饰叶戈尔·特鲁布尼科夫) 伊·拉皮科夫 (饰谢苗) 本片获1966年全苏电影节大奖
【剧情简介】
1947年春天。
20年代入党，卫国战争期间屡建战功，并且失掉一条右臂的叶戈尔·特鲁布尼科夫离开妻子，放弃在莫斯科靠伤残补助金过平稳生活，回到了贫困的家乡科尔索沃，决心为恢复家园的生活而贡献自己的后半生。
科尔索沃地处俄罗斯西部，战争期间曾被德军占领，并遭到极大破坏。现在战争虽已结束两年，但仍是一片凋敝景象。青壮年男劳力大多离家出走，自谋生路去了。村里只剩下妇女和老弱病残。“劳动集体农庄”的牌子虽然还挂在那里，但已有名无实。
叶戈尔有个哥哥谢苗，一直住在家乡，叶戈尔就投奔到哥哥家里。但很快叶戈尔就看出哥哥和自己走的是两条路。谢苗对集体农庄毫不关心，一心只想个人发家致富。其实，在战争期间，谢苗一家也遭了罪。德国鬼子不仅占了他的家，并且还糟蹋了他的妻子多妮娅，还留下了一个“野种”别佳。但谢苗对这一切好像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他还庆幸“房子总算保住了，家也保住了”。确实，谢苗的房子在村子里还是比较“气派”的。这使谢苗多少有点满足感。再说，谢苗和多妮娅生了5个孩子，再加上别佳，一大家子人都要靠他养活，对他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但叶戈尔比哥哥想得更远。尽管谢苗劝叶戈尔赶快回到莫斯科去，过自己的安稳日子，可是叶戈尔告诉哥哥，自己就要当集体农庄主席了。这是自己要求的。“只要有苏维埃政权，就有集体农庄。对跟土地打交道的人来说，没有别的路可走。”
叶戈尔的话使谢苗大吃一惊。他无论如何不相信是叶戈尔自愿来挑这副担子的。他猜想一定是叶戈尔得罪了上级，才被派来干吃力不讨好的事。他认为，叶戈尔当了农庄主席只能“白白地丢丑”。他承认，他对一切都不抱希望，不论是集体农庄，还是苏维埃政权，“用零乘上一百万也还是零!”
兄弟俩的第一次见面就话不投机，但这并没有使叶戈尔失去信心。第二天早上，叶戈尔到村子里各处转转。他走到牲口棚那里，看见只有一个老大娘——饲养员普拉斯科维娅在那里打扫，叶戈尔问挤奶员在哪里，老大娘说：“她们在这儿有什么可干的!牲口在挨饿，还挤得出什么奶!”
叶戈尔走进牛棚。眼前的景象完全证实了老大娘的话：10头脏兮兮的赢弱不堪的瘦牛卧在粪水里，站都站不起来。尽管这些牛都有个美丽的名字——“小浆果”，“小玫瑰”、“小白毛”、“小树枝”……可是这些瘦成了皮包骨的牛看起来倒像是几只长着犄角的癞皮狗。叶戈尔知道这些牛完全是饿成这样的。老大娘说：“饲料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吃完了，铺的草也当饲料吃光了，现在又开始吃屋顶上的草。”
“为什么不放牛去吃草?”
“它们都起不来呀!”
叶戈尔叫老大娘把挤奶员都叫来，再带着鞭子。可是，尽管这些女庄员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些牛还是站不起来，或是勉强站了起来但很快就又倒下去。
大家都一筹莫展了。突然，叶戈尔想起自己少年时期常常跟着饲养员舒立克去放牛的情景。那时舒立克总是吹着一根柳笛。那略带忧郁的曲调伴随着牛群在高岗上飘荡。叶戈尔一打听，原来舒立克老大爷还活着。叶戈尔赶快派人把舒立克请来，并带上那根柳笛。舒立克老大爷已经多年没有摸过笛子了。在叶戈尔的请求下，他又缓慢地吹了起来。奇迹出现了。那几头牛先是抬起了头，摇起了尾巴，然后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在叶戈尔、老大娘和八个挤奶员甩着鞭子的护送下，这些牛终于跟在舒立克老大爷的后面，慢慢走出了村庄。
叶戈尔·特鲁布尼科夫终于当上了“劳动集体农庄”主席。在社员全体(其实就是几十名妇女和老头，还有几个孩子)大会上，叶戈尔说：“从现在起，你们的苦难不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你们在贫困中游手好闲，懒散惯了，必须结束这种现象。一个工作日，在大田里要干满10个小时，在畜牧场一要12个小时!”他又补充说：“目前首要的任务是，要使大家的劳动所得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当然，还要靠住宅旁的自留地和私人的牛来补贴。”
“等一等”，一个姓萨莫希娜的老大娘叫道：“你可别说的太过火了。你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私人的牛?”
“在梦里，老大娘，”叶戈尔的声调充满了希望。“我作了一个梦，一年以后我们大家都会有牛。我的梦会应验的。”
最后，叶戈尔又对这些女社员说：“谁的丈夫在外边挣钱，就把他叫回来。每个人都会有工作，也会有工钱。保证最近就预支。”
叶戈尔的话获得了女社员的一致拥护。
叶戈尔上任后，遇到的头一个反对者就是自己的哥哥。谢苗以不能干重活为由不肯到田里去劳动，也不让自己的妻子多妮娅去，理由是她要喂奶。兄弟二人吵了起来，最后谢苗勉强同意去打更。但叶戈尔要谢苗的大儿子阿历克赛明天一定要按时到田里去上工，否则就罚款。谢苗气得没办法，只有使出了最后一招： 把叶戈尔从家里赶了出去。
叶戈尔走出了谢苗的家(其实这所房子叶戈尔也有份的，因为这是祖产)，考虑到哪儿去住。这时天色已经昏暗，晚霞已经退去，有些房子的窗内已亮起了灯光。当他走过一座木板房时，站在台阶上的一个戴白头巾的妇女把他叫住了。她叫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是个年轻的寡妇，带着一个儿子独自生活。叶戈尔回到家乡后已经遇见过她几次。虽然两个人从未说过话，但叶戈尔从她望着自己的眼神里感觉到了点什么。此刻娜杰日达知道叶戈尔正在寻找住处，便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勇气对他说： “请进来吧! 叶戈尔·伊万内奇!”
叶戈尔进了她的家，但仍然忍不住问她说： “你不怕流言蜚语吗?”
“我倒没什么! 而您，反正免不了会被人家议论，不是和这个，就是和那个……”
娜杰日达安排叶戈尔吃了饭，洗了脚。叶戈尔说自己要睡在长条凳上。娜杰日达走近他，轻轻地说： “您别不好意思……我可怜的人……”
他们不知道，就在叶戈尔迈进娜杰日达屋门时，隔壁院子里住着的萨莫希娜老大娘已经飞快地跑出家门，把这“头号新闻” 向全村散布去了。
在叶戈尔的命令下，全村的劳力都到地里去春播——种燕麦。扶犁的都是妇女，惟一的男子汉就是谢苗的16岁的大儿子阿历克赛。拖拉机站上的人说拖拉机都坏了，所以“帮不上忙”。女社员干得还是挺卖力，可是她们眼下最关心的是叶戈尔在社员大会上答应过的预支款何时兑现，因为她们现在吃的只是粗面包、大葱和盐，而且剩下的也不多了。叶戈尔整天为这事发愁。最后他不得不向谢苗提出，房子的产权归他的那部分他不要了，但要谢苗拿出钱来把事情了断。谢苗不得不拿出了钱，但对叶戈尔的敌意却增加了十倍。
叶戈尔知道靠这些钱发预支款还不够。他又找到村子里会打锁的一个残疾人，和他说好，村里供应铁板，残疾人一天打二百把锁，一百把归自己，一百把归农庄。这样，过了一阵子，叶戈尔又得到一笔钱，他应许过的预支款终于发了下去。
叶戈尔的诺言兑现了。社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她们知道，这个新主席不仅关心农庄庄员的生活，而且说话算话。一些女社员陆续把自己的丈大从城里叫了回来。农庄的事业开始有了起色。残破的牛棚修好了。小河上架起了桥。大田地的活虽然辛苦，但大家干得很起劲。叶戈尔从村外的水坑里发现了一个德军留下的行军炊车。他和社员一起把这笨重的家伙拉上了来，稍稍修理一下，居然还能用。叶戈尔把它弄到地头，它就成了个“流动餐车”。现在社员们在地里就可以吃到热饭了。
秋天，沉甸甸的谷穗已经开始发黄。叶戈尔发动大家去割草，堆草垛，这可是冬天的饲料。这项工作交给了马尔库舍夫负责。这个小伙子本来是要结婚的。但叶戈尔说，秋收以前“不允许”他结婚。马尔库舍犬内心很反感，草垛堆的也就马马虎虎，结果大风一来，十几个草垛全倒了下来。大风毁灭了人们艰苦的劳动果实。叶戈尔当着全体社员的面狠狠训斥了马尔库舍夫。“真卑鄙!你欺骗了集体，对你也就谈不上什么信任。”他又转身对马尔库舍夫的未婚妻说：“我要是你的话，就得考虑值不值得同这样的人结合!”
叶戈尔的话不仅深深刺痛了马尔库舍夫，而且也引起了一些庄员的反感。就连娜杰日达也对叶戈尔说：“你这样会孤立的。”但叶戈尔说：“我就是让他一辈子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娜杰日达的儿子鲍里卡虽然还不到10岁，但却有绘画的才能。叶戈尔让他在一块大布告板上画了集体农庄的远景图。可是过了几天，却发现有人在画上写了讽刺的话：“等到铁树开花吧!”还有人写了些下流话。叶戈尔知道，要使全体庄员都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心，那不是短时间的事。首先要干实事，而不是只许愿。他召集社员大会，宣布了建农舍、农具仓库、马棚、家禽饲养场和作坊的具体计划。他的讲话鼓舞了社员，也使自己进一步树立了信心。
但困难又来了。该收割了，但区拖拉机站却说上级没有指示，不给派收割机，而拖延收割，庄稼就完蛋了。社员们气愤地说：“官僚主义比干旱还可怕!”叶戈尔找到拖拉机站长。站长却教训叶戈尔说：“没有命令就老老实实呆着!”至于庄稼的命运，他才不管呢。
叶戈尔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做出了决定：全体社员下地用镰刀开割。于是劳动集体农庄的田野里出现了多少年罕见的场面。男女社员挥动的镰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庄员们干得热火朝天。虽然大家汗流满面，但精神焕发，在这个集体农庄里，这样齐心协力的情景已经多年没见到过了。
庄稼收割后，除按计划上交外，还留够了种子，其余按工分分配。但这种做法却引起上级不满。区里要求叶戈尔“超额完成交粮计划”。区委书记克利亚金说：“我们应当首先想到国家!”叶戈尔回答说：“难道农庄庄员不是国家吗?按你们的逻辑，人人都得靠土地为生，却偏偏不包括那些在地里干活的人!”
克利亚金大发脾气：“人民对你并不满意。你很粗暴，胡作非为，违法乱纪。这就是控告你的信!”
克利亚金决定劳动集体农庄进行改选。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叶戈尔由于受到大多数庄员的拥护而继续当选了。对这一结果最不满意的就是谢苗，叶戈尔的哥哥，也就是写控告信的人。
五年过去了。劳动集体农庄的生产有了不小成绩，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富裕程度。但区里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求各农庄不切实际地“提高”产量：每公顷土地必须打3500公斤粮食，每头奶牛年产量提高到6000升等等。那些虚报产量的农庄主席被区里为之申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叶戈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区委书记克利亚金据理力争，虽然受到申斥，但他们仍然顶住了。
叶戈尔这几年的心情并不好。虽然他知道自己确实做出了一定成绩。这只要看看村里的变化就可以明白：一幢幢铁皮屋顶的房子盖起来了，一所白色的新校舍耸立在那里，远处还正在建筑一个俱乐部……但粮食的产量还不高，蔬菜的品种也不多，庄员还不够富裕。叶戈尔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不幸，他和娜杰日达生的小儿子马克西姆卡，才4岁就患白喉死了。可是叶戈尔知道，他必须坚持干下去，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有一天，叶戈尔在村外遇到一个路过的人，原来是他在部队时的战友，名叫科切特科夫。经过交谈，才知道科切特科夫这些年一直被关在劳改营里。现在他患了严重心脏病，才被允许“保外就医”，可是又被指定只能到遥远的小城图而加诺沃去居住。现在他就是到那里去，却没想到在这里和叶戈尔不期而遇。
叶戈尔对自己的战友非常了解，知道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叶戈尔邀请科切特科夫留下来，在劳动集体农庄从事财会工作。科切特科夫答应了。叶戈尔非常高兴，虽然他知道自己正在冒着很大风险。
由于叶戈尔及全体庄员的努力，劳动集体农庄的产量节节上升，庄员收入增加了。这引起了报社的注意。甚至莫斯科的记者也来采访了。毗临的“灯塔集体农庄”主席谢尔久科夫也来了。他想了解一下叶戈尔是怎样管理农庄的。“灯塔集体农庄”在全区很有名，曾出现过3个“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8个勋章获得者。可实际上，这个农庄的产量并不高，庄员收入也上不去。看着“劳动集体农庄”的成绩，谢尔久科夫坐不住了。但他想的是，向“劳动集体农庄”“借” 一批劳动力到自己的农庄去干活，以改善生产状况。
谢尔久科夫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叶戈尔拒绝了。叶戈尔向谢尔久科夫提议，两个农庄合并，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叶戈尔的建议也立即遭到谢尔久科夫的拒绝，他认为叶戈尔想 “吞并”“灯塔集体农庄”。他并把此事向区委书记克利亚金作了汇报。克利亚金本来就对叶戈尔不满。因为“区里完成计划有困难的时候，谢尔久科夫有什么给什么”，而叶戈尔 “连一颗粮食也不肯给”。
“怎么，硬要凑数吗?”叶戈尔问。
“是的，就得这么做!”克利亚金说，“上面别的什么都不管，只要凑够数字就行，否则就要打屁股!”
叶戈尔说，他认为，给庄员留足口粮是最重要的，因为“物质鼓励会提高庄员的主动精神”。
“丢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吧!”克利亚金说。不过他说话的底气明显不足。因为此刻他和叶戈尔正站在两个农庄的交界处。眼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劳动农庄”的地里亚麻长得又高又密，且十分整齐，而邻近地里的亚麻又矮又稀，杆子还弯着。这边地里有50来个妇女正在除草，而那边地里野草正在疯长。
但叶戈尔的麻烦接连而至。莫斯科的记者回去以后，写了一篇赞扬叶戈尔的文章。但他夸大其词，说什么“劳动集体农庄”庄员每月的收入等于每月“教授的工资”。这使庄员们又惊又气，连娜杰日达的小儿子鲍里卡也天真地问道：“难道报纸也说谎吗?”而克利亚金则一口咬定是叶戈尔自己对记者瞎吹的结果，为的是要出名。
对克利亚金还没解释清楚，自己家里又出了问题，叶戈尔在莫斯科的妻子特鲁布尼科娃找来了。她在报上看见关于叶戈尔的报导，认为他有钱了，便来算账。叶戈尔把娜杰日达身上的一点点首饰都给了她。但特鲁布尼科娃找到州委书记切尔诺夫，说要告叶戈尔犯了重婚罪。切尔诺夫劝她离婚算了，但她坚决不肯。为了不把事态扩大，叶戈尔只得搬出了娜杰日达的家。特鲁布尼科娃才悻悻地回莫斯科去了。
但这件事已在州里造成了影响。州安全局长卡洛耶夫和区委书记一样一向对叶戈尔不满，说他瞒产、私分口粮。尽管“劳动集体农庄”已完成了粮食上缴任务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可是叶戈尔不听上级“指示”，多给庄员留了些口粮，这就使卡洛耶夫极为不满。恰巧此时叶戈尔的妻子来告状，而同时，州安全局又接到一封匿名信(实际上是谢苗写的)，揭发叶戈尔收留了一个“阶级敌人”，干着“不可见人的勾当”。这使卡洛耶夫大喜过望。他决定彻底整一下叶戈尔。他先派人到“劳动集体农庄”，把本来要分给庄员的口粮都强行拉走。然后又逮捕了科切特科夫，逼他“揭发”叶戈尔“反苏维埃政权”的言行，但科切特科夫什么也没有说。
叶戈尔为科切特科夫的事去找州委书记切尔诺夫。切尔诺夫是个正派的老干部。在很多问题上，他都和叶戈尔观点一致(比如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农业政策应改变，如应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把拖拉机站划归集体农庄领导等)，他还准备为叶戈尔申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但在科切特科夫的问题上，他却帮不上忙。因为卡洛耶夫是“另一条线上的”。
叶戈尔决定上莫斯科去找党中央为科切特科夫伸冤。但当他走到火车站时，他发现过往行人都神色异常。叶戈尔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直到有一个人悄声对他说： “斯大林去世了!”
叶戈尔曾问自己的侄子阿历克赛：“你想过没有，是什么在推动着生活?”
“没有。”
“清晨汽笛拉响，大家分别去上班;夜幕降临，小伙子想吻个姑娘……人世间有了这一切，就推动着生活前进!”
这是叶戈尔的理想。自1953年春天以来，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叶戈尔可以放开手去干了。在他的领导下，劳动集体农庄的事业迅速发展，农庄管理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面横幅标语：“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弗·列宁”。列宁的思想成为劳动集体的行事准则。当然，叶戈尔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他还有远大的抱负。他把一些年轻人送到莫斯科接受高等教育，让他们将来为家乡贡献力量。
叶戈尔头发全白了，但他仍干劲十足，因为他知道，社员都拥护他。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自己的哥哥谢苗。谢苗的小私有者观念根深蒂固，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集体农庄的“约束”。他决定离开家乡到外面去“闯天下”。他的妻子多妮娅不情愿地跟他走了。可是他们的大儿子阿历克赛坚定地留了下来。因为他认识清楚了叔叔叶戈尔所走的道路更为宽广。
【鉴赏】
《主席》是苏联电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当年上映时曾轰动一时，好评如潮，观众踊跃(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上映头3周，观众即达400万人次)。影片不仅在1965年全苏电影节上获大奖，尤·乌里扬诺夫还因主演本片而于1966年获列宁奖金。
影片的成功主要是由两点促成的。首先，影片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战后一段时期苏联农村的状况。在5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电影工作者也拍摄了一些表现农村生活的影片。但它们不是像《金星英雄》(1951)那样把战后农村重建工作表现得轻而易举，就是像《库班哥萨克》(1950)那样把战后农村描绘成幸福的天堂。这种美化现实的风气直到50年代后期才开始得到扭转。而《主席》在这方面则取得了新的突破。它第一次完全真实地，不加任何修饰地把战后农村的面貌向广大观众展示出来，包括生产的停滞，人心的涣散，生活的困苦，上级的官僚作风，以及农业体制的落后等等。众所周知，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一般来说，文艺作品描绘胜利后的景象总是充满着光明和欢乐。而《主席》展示的却是凋敝，荒凉，穷困;而要改变这一切又是那样困难，阻力重重。
影片表现了苏联当时采取农民义务交售制的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大大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片还表现“安全部门”为所欲为，对他们视为“敌人”的人妄加迫害，连省委书记都无可奈何。影片还表现了农业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如拖拉机站与农庄脱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害，等等。影片的震撼力在于，它表现的虽然是20年前的事，但观众却从中看到了今天的现实。当然，60年代苏联的农业状况及农村生活和战后时期相比已有很大改观，但农业仍然是苏联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农业生产中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特别是农业体制的问题和领导层中的官僚作风问题仍然没有多大改进。因此，影片表现的20年前的状况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今天观众的思考和共鸣。
影片的另一个成就是塑造了一个鲜明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农庄主席叶戈尔·特鲁布尼科夫。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是影片更重要的成就。《主席》中的叶戈尔·特鲁布尼科夫是有其生活原型的。那就是当时两位先进的集体农庄主席涅·奥尔洛夫斯基和米·波斯米特内依。此外，在叶戈尔的形象中，还揉进了创作者长期观察到的一些先进农业生产者的品质。而且，影片中一些生活场景也不是凭空虚构的。影片剧作者纳吉宾说：“影片写进了多年观察的结果。剧本中的几乎所有情节都不是我臆想出来的，而是生活中见到的。”正是真实的人物形象和真实的生活情景的完善结合，使影片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叶戈尔形象的光彩，在于它显示了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叶戈尔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臂。影片突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表现他的超人能量(残疾人还能建立巨大功勋)，而是表现叶戈尔身上带着创伤——它将伴随他终身。而自己的家园不也经受了巨大创伤吗?正是这共同的苦难把主人公和自己的家乡紧紧连在一起。叶戈尔为重建家园而奋斗带有一种悲壮的色彩。这和那种居高临下，以拯救者自居，轻而易举地就把农庄面貌改变了的“先进人物”是完全不同的。影片开头一场表现叶戈尔回忆起少年时代牧牛的情景并不是闲来之笔，而是点明了叶戈尔即使离家多年，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这种深沉的爱，正是他振兴农庄的动力。
《主席》的调子是沉重的。在影片中，叶戈尔也几乎没有展露过笑容。但观众通过演员真挚的表演，可以感受到叶戈尔内心的情感是极其丰富的。但是他从不通过言词把它显示出来，而是用自己的行动让观众体会到。无论是用自己卖房的钱向庄员分发预支款，无论是冒着风险收留科切特科夫，无论是坚决维护庄员的应得利益而顶住区委书记的压力，以及最后决心到莫斯科找党中央申诉……都让观众感受到叶戈尔有火一样的热情，另一方面，叶戈尔对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切挫折都表现出坦然的态度，这显示了他的博大胸怀。银幕上的这位农庄主席几乎喜怒不形于色(除了有一次因大风吹倒了草垛而发了脾气)，但观众处处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坚定不移，不为任何困难压倒的决心。这使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尊严。应当说，这样的现代主人公形象是比较少见的。当年影片上映后，也曾有评论认为这样的形象过于严酷。但影片在观众中获得的巨大成功表明，主人公的形象是能为观众接受的。因为观众在叶戈尔身上看到的最主要的品质就是奉献精神。他本来可以在莫斯科过安稳日子，而他实际上是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投入到家园复兴工作中来。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他的人格力量。
当然，不是说叶戈尔的形象是完美无缺的。他的私生活的那条线索就显得比较牵强。但总的来说，叶戈尔的形象是十分鲜明的。这和角色的扮演者米·乌里扬诺夫(1927～ )的功力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乌里扬诺夫的表演决定了影片的成功。乌里扬诺夫是公认的苏联—俄罗斯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之一。他于1969年获得了苏联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76年起成为苏共中央委员。1986年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97年在他70岁生日时，俄罗斯《文学报》称他为“第一号国家演员”。有一个时期，他成了正面人物的化身。他共计演过50个正面角色： 从青年垦荒者 (《垦荒先锋》)，到农庄主席( 《主席》)，到工厂厂长 (《个人生活》)，到朱可夫将军 (《解放》)，到列宁(话剧《带枪的人》)。其实，乌里扬诺夫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也成功地扮演过反面角色(《没有证人》)以及古典文艺作品中的复杂人物(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以及话剧《理查三世》中的国王等)。在影片《主席》中，乌里扬诺夫为自己的角色注入了悲剧色彩。内在的坚定性使他克服着一个又一个困难，但沉重的时代和环境又始终像巨大的石头压在他的双肩上，使他无法摆脱。这使得叶戈尔的形象产生了特别的震撼力。此外，影片其他角色的扮演者也都是称职的。再加上影片摄影风格朴实，追求逼真的效果，使整部影片显示出巨大的真实性，从而保证了影片的成功。
今天，《主席》表现的时代已成过去，集体农庄这一事物也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但是，《主席》这部影片终归是苏联历史上一个时期的真实反映，而叶戈尔·特鲁布尼科夫这个形象仍能给今天的观众以启示。叶戈尔为之奋斗的事业可能已暂时不复存在，但叶戈尔对于光明未来的追求，对自己生活信念的执著，以及他那锲而不舍的精神，却永远能散发着巨大的力量，给人们以鼓舞。这就是影片 《主席》 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