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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胡蝶和马君武之间的是与非

影星胡蝶

君武

  少帅张学良、电影皇后胡蝶与国民党元老马君武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三个人,但一场文墨官司却把他们三人的名字联系到一起。关于张、胡、马之间的这场文墨官司,流传很广,版本也很多,以讹传讹的地方也在所难免。本文作者张学继先生查阅了当年的上海《时事新报》《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以第一手资料,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较完整准确的勾画。本文摘自《百年潮》2007年3期。

三人文墨官司的由来

在少帅张学良整整100年的漫长人生中,其感情生活起伏变化很大,青少年时代作为军阀的公子哥儿,在感情上是不甚整饬的。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并且赋诗:“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早年私生活的不检点自然会成为政敌和舆论非议的靶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为执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北三省,致使他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的不检点的私生活同样成为非议的话题之一。进步报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东北的漆黑一团》一文指出:“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

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小文章,文章说:“确息,一月以前,日人攻沈之久,某青年长官尚在中和看梅兰芳,至十时许,梅伶迟迟不出台,而沈阳之急电无已,长官为之顿足再四,悻悻出院。次夕再往,观众大哗,于是逮捕十余人(平津各报无敢登者),近日上海明星公司明星胡蝶女士来平,长官好整以暇,于打完高尔夫球之暇,颇与女士有所酬酢,故大受女士之垂青云。”

国民党元老、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也发表感时近作《哀沈阳》诗二首: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君武诗中的赵四即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赵一荻;朱五即朱湄筠,原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代总理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蝴蝶则是隐指上海著名电影明星、电影皇后胡蝶。

据马君武自称,此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是这样的:

一笑相看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诗中所说的小怜是北齐皇后婢女,为后主高纬(公元565-576年在位)所宠爱,被封为淑妃,两人常出外打猎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军人侵,丞相隐匿军情不报,致使晋阳失陷。高纬欲率军南下,小怜于此时恃宠撒娇,坚持再猎一围,致误反攻时机。后来,高纬反攻晋阳,城内北周军已渐感不支,城垣崩溃,在这个关键时刻,高纬却忽然下令停止攻击。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让小怜看看他大军破城的景象,而小怜此时正在梳妆,良久未竟。北周军遂利用这段时间抢修城防。等小怜妆成后,双方继续会战。高纬带小怜并马在高地上观战。北齐军右翼稍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遂在马上惊呼:“我军败了!”他俩急忙撤离战场,以致北齐军军心动摇,一败而不可收拾,导致北齐政权很快灭亡。

从上述情况可知,马君武的《哀沈阳》是借古讽今,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马君武的诗作发表后,各报广泛为转载,并传诵一时。从此,张学良被国人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胡蝶则被视为“红颜祸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

胡蝶出面辟谣

对于马君武的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均未置一词,只有电影皇后胡蝶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郑重声明: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事毕回中,忽闻上海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谈,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辩乃日。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计。……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胡蝶辟谣启事登出后,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启事说: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职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

事实是,明星影片公司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40余人在导演张石川率领下,于1931年9月中旬离开上海北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到达天津。所以,胡蝶到北平,当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所谓九一八事变之夜胡蝶与张学良翩翩起舞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纯属攻击者的想象。胡蝶在北平五十余日,始终未与张学良谋一面,后来张学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绍他与胡蝶相见,张学良婉言谢绝了。他就:“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遂一笑置之。张学良与胡蝶可说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指出,马君武的诗是一段“莫须有的公案”,这是可信的。1964年胡蝶从美国到台湾,有人再次问她愿不愿意见张学良。胡蝶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了,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另外,还有人说,朱湄筠在抗战期间曾在香港一家饭店中看到马君武,就走过去对他说:“马先生,你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朱五小姐。”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

君武借诗泄私愤

君武的两首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马君武后来对人自夸说,他的《哀沈阳》诗足以和明朝末年吴梅村祭酒谴责降清大将吴三桂的诗《圆圆曲》媲美。

但是,根据张学良当年的秘书惠德安的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还有他和张学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素,并非完全出自爱国的公心。惠德安说:

君武,广西人,早年留学德国,取得过工学博士学位,在北平创立一所民国大学,这所私立大学,基金很少,由大学的董事会筹措经费维持它。马君武听传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捐助不少办学金。马几次求见张,请他拿出一笔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又加张的身体不好,没能邀见他,他很不满意。事情凑巧,“九一八”事变后的这些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共赴国难。张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他特往顺承王府承启处,要求无论如何也得见张,不见,他就不走,要在承启处坐以达旦。张学良只好会见他。据当时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同志说,张见马以后,张曾询问荆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荆说他那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就很可观。现在东北出了问题,以后的军饷能否发出去,都成疑问。马校长在这时候,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听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几个月后,马君武从上海寄给张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张回信的大意是,现今的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且无力接济,对于“民大”,实已爱莫能助。

惠德安以当事人的身份说的这个事情也很难否定,不能排除马君武借机发泄对张学良的怨气的可能。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马君武的诗确实给张学良造成很坏的影响。张学良对此倍感痛苦,但他从未作公开或书面的辩解。他最气的是人家说他与朱五小姐有染,后来连玩笑都不敢与部下的太太开了。

五年以后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为此失去人身自由,也彻底告别了放荡不羁的生活。在数十年的牢狱生活中,张学良却赢得了坚贞的爱情,与赵一荻的爱情成为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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