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僰道的交通开发
秦时李冰整治岷江水道，希望从水路由成都通航今宜宾。宜宾城西北“蜀王兵栏”处，岩石高峻坚硬，斧凿不易为功。李冰就采用“积薪烧岩”，使其猛烈膨胀，再浇以冷水使之骤然收缩而爆裂的方法，终于拓宽了航道并劈山修通了通僰道路，使今宜宾与蜀郡各地直接沟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后，加强了对今宜宾和云贵高原的开发经营，《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秦“五尺道”是由僰道通往云南曲靖的道路。
汉武帝于建元初年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修筑“南夷道”，规划开发南中，公元前135年，唐蒙随大将王恢征伐南越（今广州），在那里吃到僰道产的蒟酱，了解到蒟酱是从贵州南部直接运到广州的。回京后唐蒙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强调如果能开通此道，对于统一南中国要便利得多。汉武帝批准了他的建议，并命令他带领人马开通此道。至建元中（公元前132年左右）“南夷道”便取向于“自僰道抵牂牁江”，不再从符关而入。后来，北魏郦道元把此路也称为“僰道”。在崇山峻岭中蜿延延伸的南夷道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修成了。这就进一步沟通了巴蜀和滇黔的交通。使交通闭塞的僰道成为交通要道上的枢纽
汉武帝三次经略西南皆经过僰道
汉武帝曾三次经略西南，而每一次大行动都与僰道有关。
派司马相如经略西南。汉武帝委他为中郎将，“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司马相如利用四川的财货，对西南少数民族广施恩惠，收买人心，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笮，还报天才，天子大悦。”牂牁江便是贵州的北盘江，发源于六盘水市的南面，可见司马相如也是经唐蒙开拓的“南夷道”而进军的，当然要经过今宜宾了。
派张骞开拓西南。张骞出使西域走的是北方丝绸之路，他预测从四川经云南方向也可能有路直通印度，便极力劝说汉武帝派人开拓西南以通西域。汉武帝就派他去办理。张骞从成都分四路出发：“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巂、昆明。”巂，是今西昌市附近，駹、冉是今甘孜、阿坝方向，只有走僰道一路才能到达昆明。
派司马迁经略西南。司马迁在 《史记·自序》中说：“（迁）年十岁而诵读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从这一后一句我们知道这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这段话记载得很清楚，司马迁是以郎中的官衔，奉命来经略西南的，虽然未说从今宜宾出发，但已讲明是巴蜀以南，则非从僰道出发不可了。
生产力的发展为僰道酿酒奠定基础
《淮南子》：“清醠之美，始于耒耜”。耒耜，是远古主要农耕工具。醠（盎），酒。宋《太平御览》引《广志》道：“犍为僰道，南广荔枝熟时百鸟肥，率生稻田间。”宜宾的水稻种植业有悠久的历史。建国后，宜宾先后出土了一批务农俑，身高30-90公分不等，其造型是戴园平顶帽，身穿短衣，持铲和箕等。1977年在真武山汉墓内出土了一件陶田模型，长49.8公分，宽31公分，厚3.5公分的模型内设有水田、水塘、鱼塘和渠道，反映了当时种稻、养鱼、蓄水发展的比例关系。从陶田来看当时僰道的种植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稻田内有成行的稻窝，水塘和鱼塘的堤坝高于水田，有排水缺口，是自流灌溉。水塘和鱼塘是连在一起的，养鱼和蓄水并举。蓄水池的水排到鱼塘中后，水能沿着养鱼塘冲转一圈后通过排水洞排出。排水洞的洞底和养鱼塘的底部高度相等，能将鱼塘的水全部排干，便于必要时捕捞鱼。
使人十分惊异的是这陶田显示的是东汉时的僰道已经用插秧法来种水稻。在汉代，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仍比华北黄河流域落后，东汉时这一地区大部份地方仍用“火耕水耨”的方法来种水稻，这是一种直接把种子播到稻田里的方法，而不是先育秧，然后把育好的秧子移植到稻田里。应劭在《汉书集解》中记载了这种方法：先把稻田中的草一把火烧光，然后直接把种子播到稻田里，灌水让其生长，草与稻并长后，全部割去，再一次灌水，草死，稻独长。但这种方法使草稻杂生，除草极为困难。而且还需休耕一年。用稻秧移植法来种水稻能够精心地培育苗圃中的幼苗，通过分蘖而使苗增多；田地得以保持肥沃，并在育苗期间种植其它农作物。插秧法首先是在东汉末期的华北实行，后来才逐渐推广到长江流域。处于较为偏僻一隅的僰道实行插秧法种水稻，且综合蓄水养鱼，使用了当时先进的农业技术，达到了当时黄河流域的先进水平，可谓国内领先。
汉代僰道酒文化
酒普遍地进入了僰道的社会生活。珙县孝儿乡街村、沫滩乡傅家坝西汉墓和宜宾市下江北东汉墓中都出土了陶罐。陶罐是汉代人用于装水、酒和谷物的器具，在宜宾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大量的陶罐及瓶、碗、壶、樽、杯等炊具。还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厨俑。宜宾县黄伞岩墓出土了陶庖厨俑。宜宾市蒲草田出土的陶厨俑，身前还放有一俎，上面放了鱼一尾和肉一块，可见当时烹制鱼肉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宜宾市山谷祠出土的陶沽酒俑，童仆装束，双手各提一个小陶罐，表现的是到市场上去沽酒的情形，这说明僰道的酒已从家酿进入了流通，此时市上有卖酒的酒坊和酒店。
酒已经进入礼的序列。长宁县七个洞东汉崖墓中的画像石雕中有一幅 “夫妻饯行图”，画面上丈夫将外出，身后有一个身背琴剑的书僮，妻子为丈夫举杯饯行。宜宾县城北弓字山东汉崖墓小石棺上有一幅高浮雕的 “厨炊宴饮图”：在挂有帷幔的屋子里，壁上挂着一条猪腿，一条鲟鱼、一只鸡；其下有一人跪坐，正操刀在俎上割一条鲟鱼，屋中央有一正燃着火焰的炉灶；屋右有二人在对饮。弓字山正当秦五尺道柏溪至横江驿道上，使者来往不绝。弓字山的画像石正是表现的在驿站里招待使者的场面。当然这类宴请规模不大，有私人宴请的性质。弓字山在金沙江边，离鲟鱼会回游终点福延不远，当时的人以体型很大的鲟鱼待客以表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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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文学家、山东人左思来到成都，蜀地的繁荣使他大吃一惊，他写了《蜀都赋》来描绘繁华场景：“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烟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飉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
长宁县罗家岩石室墓1号墓室石棺身左侧，下部刻宴饮百戏，计有人物12个，左面四人戴冠着袍，端坐几案前；前方二人，一人手执圆圈，一人躬身作冲狭；其后一人身体倒立作叠案表演；右面五人，一人掷三剑，一人抛三丸，另一人，双手平举，右手掌上立有一根细条木棍，其后一人，高髻，着长袖，身体略摆，正在表演舞蹈，另一人，作跨步，似为助兴。上部，左面刻厨炊图，三人操刀，正忙于案前，壁上悬挂已宰杀的鱼、狗等；一人手牵一狗，站立一旁。右面十个人正在酒席间交谈应酬。场面热烈宏大，以另一种形式演绎了左思笔下的酒宴场面，从中可以看出饮酒已经和艺术联姻。
江安县黄龙魏晋石室墓内二号棺右边刻宴饮百戏图。右侧一人抛4丸，中间一人掷三剑，左侧二人作跨步状，下一人击鼓，上一人持一打击乐器，此二人皆为奏乐助兴者。左上端站有一只鸟，架上有装酒的扁壶两个，左下端有二人相对而坐，举杯饮酒。
黄龙魏晋石室墓一号棺，左侧是刻的“荆轲刺秦王”和“泗水取鼎”的历史故事，表现僰道受到中原文化更深的影响。一号棺右侧刻宴饮百戏图，计有各种人物14个，左边6人戴冠着袍，依次端坐在几案后，交谈饮酒，观看百戏表演，几上放有杯、碗、碟等。其右边，为表演艺术舞蹈，一人抛三丸；一人掷三剑；一人手持圆环，一人作冲狭；一人双手踏于圆球之上，回首张望，后一人跨步，手持一物作助兴状。仍然把饮酒和艺术活动联系了起来，把饮酒变成了一种艺术鉴赏活动。这类宴请是很重视烹调技术的。美酒佳肴是人生的一种享受，当饮食进入礼的序列时，怎样把食物做得更可口，酒酿制得更精美，显然成为一种社会追求。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促进酿酒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棺右侧几案前刻了两个大酒杯，再往前刻了一个更大的酒杯和一条大鱼，斟满了酒的酒杯在整个石刻画面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当然是强化了酒在宴饮中的中心位置，表达宴席丰盛，美酒佳肴有余的意思。画面中出现的酒杯与中原青铜酒爵的样式完全不同。与2009年向家坝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陶制敞口、斜直服、平底小酒杯非常相似。西晋距向家坝酒杯的地层年代已过两千多年，这个酒杯的样式在中原精美酒具的包围下，竟顽强保存下来，并未发生大的改变，这充分证明宜宾酒文化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宜宾酒文化在不断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保存了自己的优势，最后铸就了中国酒都名酒的独特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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