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多森：世家子弟到实业家的变身
文金满楼
清末高官家族中，从官场转到实业界的为数不多，成功者更少，不过安徽寿州的孙氏家族是个例外。寿州孙家起于孙家鼐，老太爷在咸丰九年殿试中一举夺魁（状元），后任光绪帝师，他的同辈兄弟也很了得，另出了三个进士、一个举人，所以孙家祠堂又有对联：“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按说，这样一个书香官宦门第应在官场上大展宏图或在学问上有所建树，但在第三代孙多森兄弟的努力下，孙家却在实业界走出了另一番新天地。
孙家的转型，或许与孙多森的母亲（湖广总督李瀚章之女，即洋务派主导人物李鸿章侄女）有关，她曾教导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孙多森兄弟的父亲孙传樾（孙家鼐为其五叔）曾任江苏记名道、南京洋务局总办，积下不少资财。父亲去世后，孙氏兄弟在李太夫人的指点下向姑夫何维键(著名盐商、扬州何园主人)借盐票办理盐务，在挖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后转赴上海，并于1897年创办阜丰面粉厂，这也是国内首家民族机器面粉厂。
中国一向为小麦生产大国，但加工技术极为落后（多为磨坊手工生产，耗时量少质差），直至十九世纪中后期，外商在国内设立机器面粉加工厂，一时间销量猛增，利润可观。在此影响下，国内一些商人也创办了十余家机器磨坊，但规模小，产量低，影响不大。孙氏兄弟看到这个商机后，先派人到天津、上海等地调查，并在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试验加工了一批小麦，由此感到本轻利厚，遂决定投入巨资，大干一场。
阜丰面粉厂首批资本金30万两，16部机器钢磨全部从美国购回，1900年建成投产后，日产面粉2500 包（是增裕面粉厂的三倍）。由于阜丰厂将进口小麦与国产小麦混合磨制，其出产面粉更适合中国人口味，而且质量上乘，价格便宜。为争取中小客户、扩大影响力，阜丰厂将一部分面粉改装成几斤重的小包装，并派人向各地饮食店、点心店大力推广，由此成功打开局面，销售量直线上升。
1904年，阜丰厂因面粉供不应求而扩建厂房，增置机器，次年日产量增至7000余包，获利甚丰。之后，孙氏兄弟又在黑龙江、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创办分厂，十余年间，阜丰厂每年赢利均在10万两左右，孙氏兄弟也成了国内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
孙氏兄弟的商业成就引起了周学熙的注意（孙称周为姻丈），后者当时正辅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主办实业，在其引荐下，孙氏兄弟先后进入北洋实业界，并协助周学熙一起经办了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局、北京自来水公司、山东通盖精盐厂等企业，成为实业派官僚周学熙的左膀右臂（孙多鑫后于1906年英年早逝）。
民国年后，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随后委派孙多森筹办中国银行（原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原只有营业、文书、发行三局，孙多森上任后，将三局扩大为国库、出纳、营业、发行、证券、计算、检查、文书共8个局，分行由3处增至19处，银行规模与经营范围大为扩大。为减少工作差错、防止内部人营私舞弊，孙多森大胆聘用了两位外国专家担任稽核员和司账员，直接对其本人负责，这也是后来总稽核的雏形（总稽核的地位仅次于总裁、副总裁，其有权检查业务上的任何环节和漏洞，以保证银行的安全运营）。
正当孙多森打算在银行界大展拳脚时，国内政治风云突变。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民党大愤并欲起兵讨袁，袁世凯遂下令罢免国民党籍的三个都督（广东胡汉民、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之后以“皖人治皖”的名义派孙多森出任新的安徽都督。尽管前途凶险，孙多森仍轻车简从，赴安庆接任。
巧合的是，原安徽都督柏文蔚不仅同为安徽寿县人，而且在孙家担任过西席（家塾老师）。碍于情面，柏文蔚与之完成交接，但其他革命党人大为不服，孙多森上任不到一周，安庆即发生兵变。之后，新军旅长胡万泰率兵攻入都督府捕获孙多森及随从，并扬言将他们处死。好在柏文蔚及时出面调解，称“孙之来皖”系“上命差遣，概不由己”，且孙“并无实力，杀之无足轻重”，孙多森这才幸免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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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劫后，孙多森再不愿过问政事，此后一心一意地办实业，通惠实业公司、中国实业公司等均在此时期创办。在经办中国银行后，孙多森对银行业兴趣不减，而他创办众多企业时也常遇到资金短缺的困扰，由此，孙多森萌生了自己办银行的念头，这就是后来的中孚银行。
民初银行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其放款数额少、利息高，而且范围狭窄，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为使家族企业“活络”起来，孙多森在周学熙的支持下于1916年创办中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另在天津等处开设分行。中孚银行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初定资本100万元，除通惠实业公司出资60万外，其他多为孙家、周家的亲戚及北洋中人。后为方便管理，孙家人陆续将银行股权买回，中孚银行也就成了孙家的家族银行，主要为阜丰面粉厂等家族企业调度资金。
中孚银行创立后，孙家子弟逐渐转向银行界，其间虽遇过几次大危机，但有阜丰面粉厂等经济实体作后盾，中孚银行仍得以维持到全国解放，后归入国家工商银行。至于孙多森本人，则早在1919年病逝于天津。 （刊于《新金融观察》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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