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清帝颁退位诏之夕，黄卷青灯之下，两位传统的士大夫郑孝胥、珲毓鼎枯坐书斋，为之痛哭流涕。是日，郑孝胥“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过味”，叹息曰：“惟有以遗老终耳！”恽毓鼎则是“悲愤交迫，几不聊生”，“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复与闻政事。”据《郑孝胥日记》，“……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江山易主，除陈推新。袁世凯谋得政权后，其心目中的总理不是唐绍仪，也不是段祺瑞更不是赵秉钧，而是自己的把兄、前清内阁协理大臣（即内阁副总理）徐世昌。
徐世昌与袁世凯初识时，二人均尚未发迹，可以说是有过共患难的过命交情。徐是正儿八经的科举出身，又是个翰林，小站发迹的北洋将领对他是毕恭毕敬。正因为如此，徐世昌也就成为北洋系中地位仅次于袁世凯的重量级人物。清末新政后，在袁世凯的不断保荐下，徐世昌也一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职。1907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并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
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徐世昌作为他多年的至交好友，按理应该飞黄腾达，而袁总统也有意让他出任总理，但徐世昌却急流勇退，到青岛做寓公去了。徐世昌的做法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他是传统的士大夫，又自认为受过清廷厚恩，清帝退位时尚兼任太保，如果接受袁世凯的委任，难免遭到封建士大夫们的“一时之谤”，而且民初局势不定，与其去冒风险，倒不如闲居两年，同时还可以赚个“不负皇恩”的好名声。
两年后，袁世凯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这时徐世昌动心了，正当他要登上火车时，其弟徐世光抱住他的腿痛哭：大哥啊，难道你忘了清室对你的皇恩浩荡吗？你前年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怎能当成耳边风？当年议和之时，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如今再为袁世凯效力，将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徐世昌听后，与弟弟抱头痛哭，但他最后还是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就此沉沦，终老林下，后来还是入京当上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并一度参与了洪宪帝制的活动。#p#分页标题#e#
与徐世昌情况类似的还有王士珍。庚子年袁世凯巡抚山东时，德国驻胶州总督前来观操并将督操的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指为“北洋三杰”，后来又有人给这“三杰”起了不同的绰号“龙、虎、豹”：“北洋之龙”王士珍，才气最大，身出中枢，神龙见首不见尾；“北洋之虎”段祺瑞，性情耿介，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北洋之豹”冯国璋，行动迅捷，作战有力。袁世凯练兵的成就，也与“北洋三杰”的相助分不开。
据袁世凯的幕僚称，但凡与练兵有关的上奏或下发文稿，袁世凯都要让王士珍过目，因此王士珍又被人戏称为“龙目”。等到袁世凯上调为军机大臣后，王士珍也升任了陆军部侍郎，这是当时北洋将领中官职最高的。袁世凯被踢回老家后，正在江北提督任上的王士珍借丁忧之际自请开缺，以示与袁世凯共患难、同进退。袁世凯再度出山后，立即派人把王士珍从老家找来并任命他为陆军部大臣。
但随后的政局发展令王士珍大跌眼镜，袁世凯并没有秉承清廷的意思将民军痛加剿杀，反而在前线边打边谈，又打又拉，弄得王士珍无所适从。直到前线主将段祺瑞突然发出“共和通电”，王士珍才明白过来，袁世凯已抛弃清廷了。为此，王士珍极为愤怒，他随即发电质问段祺瑞“皇恩浩荡，如何出此之策”，以发泄自己的不满。
清帝退位后，正当北洋系的人欢呼雀跃、以为加官晋爵的机会到了之时，被大家认为是袁世凯身边“红人”的王士珍却突然称病辞职，把周围的人搞得一团雾水。袁世凯也觉得很奇怪，于是问他为何不肯继续辅佐自己，王士珍气呼呼甩下一句：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乱民造反，不发兵征讨，反要议和，这真是旷古未有之奇闻！
言罢，王士珍便像很多遗老遗少一样，回到了老家正定县牛家庄隐居去了。退隐期间，王士珍仍自命为大清子民，他不但保留了脑袋后的小辫子，就连穿着服饰也全部是按照前清的规矩，一样都不能少。在他家的大厅中央，一直悬挂着一幅光绪皇帝亲赐的“福”字，每次晚辈来给他拜年之时，王士珍都要穿起清朝官服，让人先参拜堂中“福”字，以表示不忘前朝皇恩。有朋友来看他，并劝他出山时，王士珍总是一口拒绝，表示从此后在家耕读，不问世事。#p#分页标题#e#
在共和的问题上，“北洋三杰”态度迥异，王士珍坚决效忠清廷，段祺瑞则主张共和，冯国璋对清廷有感情而袁世凯又对他有恩，所以只能依违其间。在段祺瑞的“共和通电”发表后，冯国璋最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也不予赞同，当时便对其幕僚说：“芝泉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电报？他本人现在保定，这个电报到底有人捏造，还是他的本意，我一定要问一下。”直到后来，段祺瑞亲自派人来向冯国璋解释，并透露这是袁世凯的意思，冯国璋这才默然许久，此事作罢。
清帝退位之后，冯国璋对前朝的官服和官帽都十分珍重，他的官帽仍旧挂在客厅的四足帽架上，为了防止落尘，他还特意让人做了一个帽袱子盖在官帽上。冯国璋身后的小辫，也是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的。
七十二沽春水绿，烟波一曲好停船。与前朝遗老无处可遁的窘迫逼催所不同的是，租界不仅给革命党提供了庇护地，同样也为遗老们提供了一条新出路。清帝退位后，一些遗老纷纷避居天津、青岛、上海等租界或租借地，他们翘首企盼着“负国重望者”收拾残局，即便这种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地渺茫。
与避入租界、租借地的那些人相比，“帝师”陈宝琛则代表了另一类遗老，那就是“图恢复”者。民国后，曾有人对陈宝琛说，逊位诏下，可以退而为遗民矣，陈称：吾起废籍，傅冲主，不幸遘奇变，宁忍恝然违吾君，苟全乡里名遗老自诡耶？
与陈宝琛类似的，还有梁鼎芬、郑孝胥、罗振玉等遗老，这些人身上，更多的是一份沉痛的责任感。尽管这种行为看起来是纯属逆流而动，但其中的道德力量与精神情操却令人不敢俯视。
所有遗老中，辜鸿铭大概是其中最怪而最有才的一个，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一生精通9种语言，据说还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的怪杰，一直到死都没有剪掉脑后长辫。民国之后，辜鸿铭在外国媒体上多次大骂辛亥革命党是一群“群氓”。澳人端纳有一次在海上旅行时碰上辜鸿铭，这位怪人甚至打算去说服张勋发起一次复辟。#p#分页标题#e#
与辜鸿铭的切齿痛恨所不同的是，极个别的遗老采用了一种无声的抗议，那就是自殉。自殉本是远古习俗，但在近代亦非罕见。早在1879年时，御史吴可读为抗议慈禧太后不为同治立嗣而仰药惠陵，实行“尸谏”。1912年9月13日，被日本人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在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与其妻静子一道剖腹自杀。如果说这两起自殉还带有愚忠意味的话，那民国后梁济（梁漱溟之父）的自殉就显得有些让人琢磨不透了。
梁济自殉于1918年，但他早在1912年6月即树立“必死”之心。在之后的7年时间里，他给世人留下了一部名叫《别竹辞花记》的死亡日记。日记中，梁济平静地讲述了自己的想法、认识及困惑，并言他之所以拖到1918年才采取断然措施，不是因为他胆怯，而是他需要时间去观察。
民国以后，梁济一度有过幻想：共和国势力最大者莫过于国会，贤才之最盛者亦莫过于国会。昔日有苦欲言，则伏阙上书，诉之于君，求吾君设法；今有苦心欲言，则泣血请愿，诉之于国会，求国会主持。他甚至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年须“旁听三次”，待参观盛举后，便可死而无憾了。
民国后，国会是召开了，但其所作所为却令人不敢恭维。在梁济看来，议员们“全不以救民救国为心，捣乱行私，不成事体，凡吾国所最尊重之道德，皆彼辈之所贱视”，这些人“私欲迷心，躁嚣悖谬，除党争兼纵欲外，一无所知”。民国的乱象让梁济感到大失所望，他认为，清帝因爱民而逊位，但如今的现状完全背离了初衷。他决意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以唤起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
朝代的鼎革除了导致故往秩序的崩溃外，随之而来的还有传统道德的无尽沦丧。梁济在《遗笔汇存》中写道：人民无判别是非之常识，信以为共和国但取人生行乐，无须检束准绳，于是举国若狂，小人无复忌惮。……据现今人民现况，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法纪荡然；人心纵恣，从恶如崩，竟有一泻千里之势。#p#分页标题#e#
在所谓的“共和体制”下，社会风气非但未能好转，反而日益恶化，以至于“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长此以往，“吾国固有之性、立国之根本”，中国人所固守的仁义、真诚、善良等传统道德日渐丧失，最后的结果将是“国将不国”。梁济对此深感忧虑和困惑。
对于1917年的“张勋复辟”事件，与其他遗老所不同的是，梁济大加反对。他数次投书劝阻，但张勋仍一意孤行，结果复辟未及半月即告失败。事后，那些肇祸事主及预谋其事的“名士们”纷纷窜出京门而无一殉节，梁济为此感到极度愤懑和失望，之后便下定了赴死的决心。
作为一个年过四十才出仕的中层官员，梁济其实没有太多的理由去殉清，但在目睹了民国后的各种乱象后，他自认与清朝有一种信义相托的连带责任，他愿意为这一责任去死，以死来警醒国人。1918年11月10日，梁济在他六十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自沉于北京积水潭大柳根一带。早在3天前，梁济即来到积水潭临湖阁，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3天。为了这一跳，梁济足足准备了7年。
梁济的自殉是有意识、有计划的行为。临去前，他在书案上留下了十七封遗言和这7年来所写的札记稿册。在遗稿中，梁济向世人袒露心扉：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不过，梁济并不希望后人认为他的自杀仅仅是为了殉清，正如他所说的：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自认为，其自殉“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呼唤起新也；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p#分页标题#e#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济的死，与其说是对前朝的效忠，倒不如说是对民国的失望。梁济去世9年后，在北伐军席卷中原的前夕，另一位知名的遗老、文化大师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自尽，这大概是对科举废除后传统道德与文化日渐沉沦的又一个抗议罢！
人固有一死，有人死得很沉重，有人死得很轻。徐志摩说，梁济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随你叫它什么吧：天理、义、理想或是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甚于生的那一点”，他为此有目的、有计划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殉道的精神本身即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辛亥之际，革命来得太快，共和又建立得太容易，新旧之间甚至来不及交锋与辩驳，民国即倏然而至，而建国过程中的草率、不透明、非理性等因素，使得一部分传统的优秀人才刻意游离于新社会之外，这对于新生的民国而言，当然是一种莫大的损失。
除以上提到的徐世昌、王士珍等人之外，拒不出仕的知名遗老还有赵尔巽、邹嘉来、于式枚、张人骏、劳乃宣、岑春煊、沈曾植等，在政治势力的对立与信仰理念的冲突下，当年的这些干练之才在民国后只能作壁上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