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起源很早，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雏形。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副宰相）以监察百官，向地方派遣御史常驻郡县，监察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虽然自古以来，御史一直是皇帝的耳目之臣，根本目的是为皇权服务。但是对政府官员实施监察，维护政令畅通，扫除贪官污吏，亦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因此，监察制度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王朝，而后南征北讨统一中国。为消除中唐以来藩镇势力尾大不掉的隐患，赵匡胤赵光义兄弟采纳谋士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基本方针，逐步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监察机构与制度的建设，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成型的。
宋代州府（相当于地市级行政机构）一级的监察官称通判。宋太祖乾德元年三月，宋军平定湖南。由于当时中央政府官员缺乏，朝廷留用了大量原政权的旧官员。四月，为了控制这些留用官员，朝廷任命刑部郎中賈玭等人作为朝廷特使通判湖南諸州，这就是通判一职的由来（通判即“同判”，与知州同判州事）。这年七月，赵匡胤下诏令政府要员举荐通判人选，一次提拔43人出任藩镇治下的州府通判，以消弱藩镇的势力（即“稍夺其权”）。通判一职的设立，原本是为了防止知州（府、军、监）职权过重，其目的一是分权，二是监督。也就是通过对具体政务活动的干预，来达到夺权、监察的目的。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以后，又将该举措推向全国。
通判一般由政府要员推荐，受皇帝直接委派。虽然地位低于州府长官（七八品小官），但是因为受命于天子，常与地方长官分庭抗礼，故号称“监州”。《宋会要辑稿·职官》卷47记载：“通判，州各1人，与长吏均理，州府之政，无不统治。”通判是州府长官的副职，州府政务无不参与。宋朝法律规定，州府长官发布命令，必须要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与当时动辄使相、节度使级别的州府长官想比，通判品级不高权力很大，有事可以直接上达皇帝（相当于科级干部监察厅局级干部，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藩镇势力的消弱以及科举取士的兴盛，朝廷派遣大量低级官员（选人，即候选官员）充任幕职（判官、推官、诸曹等），具体负责处理州府庶务，通判监察地方的职责变得愈发重要，州府政事倒在其次了。#p#分页标题#e#
史书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北宋政府有州府军监一级政府机构331个，算起来全国大约有通判300人左右。因为在地方能全面熟悉基层政务，也因为与皇帝有工作上的交集，宋代名臣如寇准、李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等人大都有通判地方的经历。宋时进士高第者，一般都要到通判岗位上历练几年，而后升任京朝官。即使留任地方官，按照宋朝惯例，通判历两任即可升为知州（后改三任）。也就是说，作为监察官的通判在政治前途方面还是很有保障的。
州府以上的大区称为“路”，辖若干州、府、军、监，相当于当今的省。宋代的“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区划，也没有固定的行政长官，而是由监司和帅司分掌其事，各司其职。监司包括漕司（转运司）、宪司（提点刑狱司）、仓司（提举常平司），三司的长官分别是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公事。帅司即经略安抚司，长官称安抚使，为一路的军事主官。漕司、宪司、仓司之所以合称监司，是因为他们除了主管漕运、刑狱、监仓之外，都有按察地方、纠察百官的职责。而转运使因为监察职权突出，地位尤为尊崇。
转运使司原本是临时机构。宋初平定南方之时，为筹措、运输军需物资，保障京城供给，朝廷开始设立转运使司。《续资治通鉴》记载：建隆元年四月，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抗命，赵匡胤命户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边光范并充前军转运使，负责军队供给。开宝五年八月，因京西诸州钱币不登，赵匡胤命李符知京西南面转运事，亲书“李符到处,似朕亲行”八字赐之，足见转运使位高而权重。太平兴国二年，因为藩镇已难成气候，宋太宗下令罢节镇领支郡。为有效控制地方，开始在全国广设转运使司。与通判相似，转运使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将州府（计划内留用之外）赋税全部调运至京城，控制地方政府的经济命脉（即“制其钱粮”）；二是有效监察地方官员，举荐贤才。对大小官员贪赃枉法、昏庸无能、失职惰政、残害百姓等行为，转运使皆可直接上达皇帝。#p#分页标题#e#
北宋路一级行政区划大概有20多个（多时有23路），转运司一般设正副转运使及转运判官各一员（或缺员），总人数应该在60人左右。《宋史·职官志》记载：都转运使（临时设置）、转运使、副使、判官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从政治地位和职权划分来看，转运使权力很大（相当于现代的中央巡视组），可以无所不监，无所不察。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广州转运使康戬上告参知政事寇准结党、处事不公，导致寇准被降为给事中，出知邓州。到宋真宗时期，转运使实际上已经相当于路一级最高行政长官了。
宋代政体多沿袭唐制，中央一级监察机构称为御史台。御史台设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宋代的御史台，御史大夫并不实授（为加官以示尊崇），实际统领台务的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为正四品官，其属官有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品级皆为从六品。侍御史主台院，为御史中丞的助手，副贰台政；殿中侍御史主殿院，掌仪法，纠百官之失；监察御史“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具体负责六部百官的监察，上至宰执枢密使，皆可弹劾。三院御史原本各司其责，到了元丰八年，朝廷下诏允许台官皆可言事，台官的职权进一步扩大。
宋代不同时期又设有谏院、谏官，人数最多六员。谏官本职是监察皇帝（规谏）的，但朝政大事原本分不清皇帝与大臣谁对谁错。故《宋史.职官志》记载，谏官“掌规谏讽喻。凡朝政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因为谏官时常弹劾大臣，而御史亦经常规谏皇帝，故宋代常以台谏并称。#p#分页标题#e#
据史料记载，宋代台谏两院主官与检法官、主簿、推直官、推勘官、书吏、贴司等下级官吏合起来，大约有50人左右。也就是说，宋代从中央到地方三级纪检监察机构，官员总数在大约在400-500人之间。而当时北宋政府治下的人口总数，大约有一亿人。
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小的纪检监察队伍，是怎样有效行使职权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垂直管理，使监察权完全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监察官与地方官、三省官员互不隶属，独立行使权力，直接对皇帝负责。通判通过对具体政务活动的全面干预，对州府县行使监察权，不管是政务、刑狱、廉政、用人，发现问题直接上报御史台，由监察御史依照程序处理。有的通判甚至对朝廷的大政方针提出异议，如虔州通判孔平仲曾上书言十五事，公开反对王安石推出的变法举措；转运使的职位略高与州一级长官，一般选有通判经历的京朝官充任，其“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对所辖州府县进行常规巡视。他们不光是听汇报，还要实地检查、查阅账簿、听取下级僚属的意见，发现问题在职权范围内的马上处理，超出职权的立即上奏。至于台谏之官，更是宋代官员之中的佼佼者，经台谏领袖和皇帝反复斟酌方能任命。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监察御史须有通判或两任知县经历），而且大多年轻有为，精明强干，以天下为己任。监察御史的日常工作很繁重，除了接受基层反映上来的情况之外，他们还要到三省、枢密院、六曹（即六部）检阅文卷资料。可以说事无巨细，官无大小，上至宰相，下至诸曹，都在他们的监察范围之内。
据南宋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曾于太庙立下誓碑，告诫后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由于有誓约的保护，宋朝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三百二十年里，因直言敢谏被杀的人屈指可数。皇帝对各级监察机构和官员的重视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用人上可以说是慎之又慎，德行、才能、经历、见识、胆略都是综合考虑的因素，监察官员的素质超越任何朝代。为了防止行政官员与台谏官合流，朝廷诏令宰执不得荐举台谏官。其次，朝廷重视监察官员作用的发挥。《台令》规定，御史必须每月奏事一次，称为“月课”，不奏事就没有完成任务；百日内必须要弹劾官员，否则就是不称职，就要被贬官或罚俸；御史还可以“风闻弹人”，即使说错了话也不过于追究责任（一般御史弹人失实往往会引咎辞职）。由于台谏官员话语权过大，与行政官员形成尖锐对立，皇帝往往充当他们保护者的角色。嘉佑年间有个御史弹劾宰相失当，被外放到条件艰苦的南方任职。散朝后仁宗皇帝认为处罚过重，马上改变任命，把他调到条件好一点的州府。回宫后又深恐御史一路上出什么意外，又特意派人将其一路护送至任所。转年就把他召回京城继续任职。#p#分页标题#e#
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宋代封建士大夫们勇于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不畏强权，敢言善谏，因忠直进谏而被贬的人，反成为一种荣耀。庆历三年三月，陕西转运使孙沔、谏官蔡襄弹劾宰相吕夷简主政不利，对西北战败、国力衰微负有责任，导致吕夷简自请免职。四月，仁宗欲以夏竦为枢密使，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沈邈、谏官余靖、欧阳修等人交相论奏（连上十八疏），指责夏竦在西北战场“畏诺苟且，不肯尽力”，“挟诈任数，奸邪倾险”，迫使宋仁宗收回成命。韩琦担任谏官期间，前后上书七十余次，军国大政无所不与。宝元元年（1038年）天灾，朝廷主持救助不力。韩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疏，指责当权者昏庸无能，导致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同日被罢免。中国古代纪检监察官员这种不畏强权的斗士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的纪检监察官员学习！
在专制社会里，无论是皇帝还是权臣，内心都并不希望权力受到束缚。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崩，其弟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三月戊辰，诏宰臣、执政、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者，开宰执控制台谏官之先河。北宋后期蔡京、童贯等等奸臣专权，台谏官逐步沦为为权臣排斥异己的工具。宋徽宗在位期间，骄奢淫逸，横征暴敛，酿成大规模民变。加之朝中所用非人，外敌趁机而入，北宋终于可耻地覆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