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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三陵里的“地下后宫斗争”

  明十三陵陵区,埋葬着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有人死的轰轰烈烈,有人去的不明不白。一黄土,将一切画上句号。只是即便是画句号,也画得身不由己。

  撰文/侯晓晨

  2013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晚,地处北郊的天寿山陵区更是如此。即使到了4月上旬,仍感受不到太多的春意。尤其当我置身于荒废已久的皇家陵园时,喧嚣褪尽,眼前只剩下颓垣断壁,萋萋荒草。那一刻,历史的厚重与苍凉,伴着不时袭来的北风,直教人寒意渐生。

  宝顶下掩埋着的,是明代十三位君主及其皇后的枯骨。除定陵地宫对外开放,其他陵区皆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地下的一切不得而知。史书上说,十三陵中的每一座陵,都是帝后合葬的形式。在中国古代,位居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生前先后拥有几个皇后,死后也葬在一地,似乎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当我重新梳理史料,直视大明王朝时,才发现这里的一切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故事,多源于《明史·后妃传》,绝非虚构。

  文华门外的哭声

  这一天在四年后来到。因为一个女人的死。

  这个女人是钱太后。按理说,她应该被葬入裕陵,与英宗合葬。但是,偏偏有人不同意。

  钱太后是明英宗于正统七年(1442年)册立的皇后。“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瓦剌俘虏,钱皇后不仅倾尽自己宫中的私财,想方设法营救英宗,而且每晚都“哀泣于天”,久而久之,竟哭坏了一只眼睛。或许是感于钱氏的一片真情,英宗病危时留下遗命:“皇后他日寿终,宜合葬。此言俱要遵行,毋违。”一旁的大学士李贤将这番话记录下来,成为了白纸黑字的证据。

  遗憾的是,钱皇后并没有给英宗留下子嗣。英宗生前所立的皇太子,是周贵妃的儿子朱见深。英宗去世后,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年号“成化”。新皇帝一上台,便马上把自己的母亲周氏尊为皇太后,却绝口不提钱氏。好在大学士李贤、彭时等人据理力争,他才勉强答应“两宫并尊”。

  无夫无子的钱太后,整日里悲悲切切,孤苦伶仃。但即便如此,还是招致了周太后的嫉恨。

  因为,让她食不安稳夜不能寐的事是:一旦钱太后死了,英宗生前的“合葬”旨意就会变成现实。而在英宗之前,太祖的孝陵、成祖的长陵、仁宗的献陵、宣宗的景陵,都是“一帝一后”合葬。这样一来,永伴先帝长眠的,将只能是钱太后,别无他人。纵使周氏生前春风满面,死后也将永远低钱氏一头。她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结局?

  果不其然,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钱太后逝世,周太后明确反对将她葬入裕陵,并授意宪宗“别卜葬地”。如此一来,孝顺的宪宗陷入了两难之境:他既不敢违背母亲的意志,又不敢违背父皇的遗愿。在进退维谷间,他先后召见了彭时、商辂、刘定之等重臣,得到的意见很明确——应该马上将钱太后“合葬裕陵”!然而,宪宗依然犹豫不决,又召集群臣廷议。在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的主持下,近百名大臣廷议的结论,仍然是力主合葬。此后,又有多名大臣先后上疏进谏,宪宗不但不予采纳,反而下旨,有意选择其他地点埋葬钱太后。万般无奈之下,朝中百官只得“哭谏文华门”。

  那是极为骇人的一幕:文华门外,百官痛哭,震天撼地。跪在地上的老少爷们儿,狠命地磕着响头,此起彼伏,状如捣蒜,以致血和汗都混在一起,染红了紫禁城的地面。

  明朝历史上,百官拜伏于宫门前据理抗争的事先后发生过十余次,文华门哭谏首开其端。官员从巳时(上午9到11点)一直哭到申时(下午3点到5点),皇帝才终于妥协,同意将刚刚过世的钱太后葬入裕陵,与先帝合葬。

  得到皇帝的承诺,跪了一天的官员们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或许,他们真的以为只要圣上一点头,便万事大吉。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为了独享宪宗皇帝的恩宠,贵妃万氏生前可谓机关算尽。无奈造化弄人,被她戕害的纪妃,死后得以迁入茂陵,与皇帝合葬,而万氏却只能孤零零的被埋在远离宪宗的坟园里。1937年,万娘坟遭土匪盗发,墓中凤冠、金银器物被洗劫一空,仅存残墙断壁。

  “一帝多后”合葬的开始

  成化四年(1468年)九月,钱太后入葬裕陵。然而,她并没有和丈夫明英宗葬于同一墓室,而是居于裕陵的左配殿,此处的隧道也不通向英宗所葬的后室。对此,《明史·后妃传》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九月,葬裕陵,异隧,距英宗玄堂数丈许,中窒之,虚右圹以待周太后。”原来,右配殿是为周太后准备的。在明帝陵中,左右搭配的建筑一般以左为上。难道说,经过群臣的力谏,周太后终于软下心来,甘愿在百年后屈居钱太后之下?

  我以为,这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

  将钱太后葬入左配殿,并不符合明代帝后的丧葬礼制。无论从明代文人的记载,还是从对定陵的考古发掘来看,明代帝陵中,无论葬入几位皇后,一律均与皇帝合葬于后室。像钱太后这样,孤零零地埋在左配殿的,是唯一的一例。

  那么周太后呢?死后真的埋进了为她“预留”的右配殿吗?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而裕陵地宫的真实情况也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周太后很长寿,甚至比儿子宪宗还多活了十七年。明孝宗即位后,她又被尊为太皇太后。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她的生命才走到了尽头。

  明孝宗在料理丧事期间,曾在便殿向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出示了裕陵地图,感慨“这样的设计不合礼制!”原来,裕陵左配室的隧道虽然不通于后室,但右配室的隧道却是可通的。显然,周太后早就给自己留了一手:即便不能与英宗合葬于后室,而是屈尊于事先向群臣“许诺”的右配殿,却因为有隧道通往后室,在形式上还是离英宗更近。况且,隧道的情况外人难以知晓,表面上看反而是自己甘居“右下”,更可以流芳百世了。

  孝宗本欲打通裕陵左配室的隧道,但由于阴阳家担心开启后会惊扰地下神灵震动地脉,而只得作罢。最终,与英宗、钱太后一样,周太后也长眠于裕陵。至于她葬在哪个墓室,后室也好,右配室也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明代,先帝生前没有册立为皇后、死后却葬入皇陵地宫的,她是第一个。此后,嗣君的生母即使没当过皇后,一旦被尊为皇太后,一般也能葬入明陵。由此,裕陵开创了明帝陵中“一帝多后”的合葬形式。

  我曾在史书中,看到过明英宗生前因周氏想方设法要挤掉钱皇后,而怒斥她为“馋乱小人”的一幕。若泉下有知,他能否接受这个硬将自己塞入陵墓的女人呢?毕竟,英宗只知有周贵妃,不知有周太后。

  1487年明宪宗驾崩,以后的几十年里,纪妃、王皇后、邵宸妃,这三个女人因不同的情境,先后入葬茂陵,与宪宗相伴。但颇为讽刺的是,这些相继入住的女主人,其实哪一个都无法取代万贵妃在宪宗心中的地位,虽然后者只能葬入陵园外的万娘坟。图为茂陵明楼。摄影/李计东

  她,笑到了最后

  裕陵的“一帝多后”仅仅只是个开始,宪宗朱见深的身后事,比他的父亲复杂得多。

  宪宗朱见深的茂陵,位于裕陵右侧的聚宝山下。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座尚在营建地面建筑的陵园,迎来了两具灵柩:一个属于是年八月刚刚去世的明宪宗;而另一具里,躺着一位曾经的皇妃——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并不是正月去世、深受宪宗宠爱的万贵妃,而是十二年前凄凉离世的、几乎被人遗忘的纪妃。#p#分页标题#e#

  在九泉之下,纪妃与宪宗相伴长眠,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十八年前的那个秋天。

  成化五年(146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明宪宗来到内藏(宫内的仓库)。这里负责的女史,是一个宽额头、大眼睛的年轻女子。宪宗问起内藏的各种情况,她都不假思索,对答如流。翻开她平日做的帐目,虽然都是些事项和数据,但那娟秀的字迹中,透出的却是聪慧与灵气。

  宪宗沉默了。也许,二十三岁的他,看惯了比自己年长将近二十岁的万贵妃,而此时,一个妙龄少女的出现,让他的心头泛起一丝涟漪。

  那一晚,宪宗就与她在一起。

  一切来得太过突然,女史不知该喜悦还是伤悲。成化初年,广西土著民族暴动,明军前去征讨,大获全胜。他们在当地俘虏了一些女子,带回北京的紫禁城。这位女史,就是其中之一。她本姓纪,是少数民族土官的女儿。入宫后,因为“警敏通文字”,被安排负责内藏的事宜。四年来,她就这样平静地生活,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对未来不曾存有一丝幻想。没想到,这个秋夜,却改变了她的人生——她怀孕了。

  当时,年过四旬的万贵妃恃宠而骄,由骄而生妒。她生怕其他嫔妃生下男孩,抢走自己的风头,因此但凡发现有人怀上龙裔,便想方设法“皆治使堕”。听说纪氏有喜,万贵妃大怒,派宫女前去处理。或许是同情纪氏的处境,宫女去了一趟,回禀万贵妃说,纪氏并未怀孕,只是得了一种肚涨的病。而万贵妃竟然相信了,遂将纪氏打发到安乐堂。安乐堂不在紫禁城中,而在玉熙宫(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西北侧,主要用来安置无权无势、病重垂危的太监。如同五年前默默地走进紫禁城的内藏一样,纪氏再一次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住进了寂静的安乐堂。

  次年七月,纪氏生下了一个男孩。宦官张敏、被废的前皇后吴氏等人,和纪氏一起,瞒着万贵妃,也瞒着宪宗,秘密地养育着这个孩子。

  成化十一年(1475年),宪宗召张敏为他梳头。面对铜镜,宪宗感叹道:“朕快老了,却没有儿子。”张敏赶紧跪下:“奴才死罪!万岁其实已经有儿子了!”接下来,面对惊愕的宪宗,他将这五年来的秘密,一一道尽。宪宗立刻派人到安乐堂迎接皇子。看到来人,纪氏仿佛预感到自己的命运,抱着儿子,潸然泪下:“你去吧,我可能活不了了。你见到一个身穿黄袍、脸上有胡子的人,他就是你的父亲。”宪宗见到儿子,大喜过望。次日便颁诏天下,立唯一的儿子为皇太子。

  母以子贵,纪氏遂移居永寿宫。万贵妃得知纪氏再度受宠,据说气得日夜怨泣,大骂:“一群小人骗了我!”这年六月,纪氏暴病身亡。有人说,是万贵妃害死了她;也有人说,是她自缢而死。不久,宦官张敏也悄无声息地吞金自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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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氏死后,被谥为淑妃。和明朝的许多嫔妃一样,她也被埋葬在京西的金山。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驾鹤归西。历尽坎坷的皇太子,终于继位,是为明孝宗。孝宗尊生母纪氏为孝穆皇太后,并将她的灵柩由金山迁出,与宪宗一起葬入茂陵。纪氏,最终以太后的身份和宪宗相伴长眠。善良的她,笑到了最后。

 

  而万贵妃终其一生也没能成为皇后。因为没有子嗣,她失去了被尊为太后的可能性。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万贵妃暴病身亡。三月,葬在昌平天寿山陵区内,位于帝陵区域的下风向。五百多年过去了,岁月消蚀了很多记忆,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地名:万娘坟。

  嗣君的生母一旦被尊为太后,死后也可与先帝合葬——这一制度初创时,实际上是宪宗的生母周太后用来打压钱太后的工具;然而,到了孝宗这里,却帮助他为母亲纪氏找回了公正。

  不过,属于明宪宗和纪妃的“二人世界”,在三十一年后还是被打破了。

  茂陵里的第三位“皇后”

  我在史书中找到了正德十三年(1518年)孝贞纯皇后王氏病逝葬入茂陵的记载。考虑到裕陵开创的“一帝多后”合葬的先例,而且王氏本身是宪宗生前就已册立的皇后,这个安排还是十分合理的。

  然而,五年后,茂陵的地宫竟然又一次被打开。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位被称作“孝惠皇后”的老妇人,也埋在了这里,成为茂陵中与宪宗合葬的第三位皇后。

  宪宗如果九泉下有知,可曾认得这个昔日的邵宸妃?

  后宫佳丽芸芸,邵宸妃不过是平凡的一个,平凡到史书中关于她的故事也只有寥寥几笔。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邵氏入宫后的经历:成化十二年(1476年),她生下一子,名叫朱祐杬。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朱祐杬受封为“兴王”。弘治七年(1494年),到封地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就藩。按照明廷祖制,藩王的生母不得随子就藩,邵妃只得留在宫中,和儿子保持书信联系。

  兴王只是一个普通的藩王,宪宗的皇太子是比他大六岁的朱祐樘,继位后成为明孝宗。邵妃既不是皇后,又不可能因为太子继位而被尊为皇太后,从两方面讲,都没有葬入明陵的可能。然而,历史却恰恰和所有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正德二年(1507年),兴王的妃子蒋氏在安陆州(今湖北钟祥、京山等市县地)生下一个男孩,名曰朱厚熜。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逝世。因为武宗没有子嗣,无法“父死子继”;而武宗又是孝宗的独生子,没有兄弟,连退而求其次的“兄终弟及”都办不到了。要想寻找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只能往上推到孝宗一辈。孝宗的两位兄长皆已早逝,且无子嗣;而四弟兴王朱祐杬虽然已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去世,但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厚熙已死,次子朱厚熜尚在。内阁首辅、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遂援引《皇明祖训》,征朱厚熜进京即位,改元“嘉靖”,是为明世宗。在北京紫禁城,世宗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祖母邵妃。此时,年迈的邵妃已经看不清楚东西,听说孙子做了皇帝,她喜出望外,“摸世宗身,自顶至踵”。#p#分页标题#e#

  嘉靖元年(1522年),世宗正式将祖母邵氏尊为“寿安太后”。同年十一月,邵太后逝世。世宗打算将她安葬在茂陵,大学士杨廷和力谏道:“祖陵不当数兴工作,惊动神灵。”但世宗不听,仍执意将邵氏葬入茂陵。

  在我看来,这一切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对长辈的尊重,不如说是世宗为了强化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为此,他不惜“惊动神灵”,硬把既非宪宗皇后、又非宪宗皇太子生母的邵氏的遗体放进茂陵地宫。到这里,“一帝多后”的合葬制度,已经突破了后宫斗争的范围,而成为嗣君证明自身地位的一种工具。

  合葬定陵:迟到的公正

  定陵是十三陵中唯一将地宫对外开放的陵墓。讲解员告诉我,1957年,考古人员打开地宫后室时,中间安放的是明神宗朱翊钧的棺椁,他的左侧是孝端显皇后王氏,右侧则是孝靖后王氏。

  显然,这里采用了“一帝两后”合葬的形式。但当我回溯历史时,却发现:这个安排,很可能并非神宗的本意。因为在神宗心里,或许除了初次见面的那天以外,从来就没有王恭妃的位子。

  王恭妃即后来的孝靖后王氏。万历六年(1578年),十四岁的王氏被选入皇宫。作为慈宁宫的宫女,她的任务是侍奉神宗的母亲——孝定太后,也就是后人经常提及的李太后。

  一天,十八岁的神宗到慈宁宫向太后请安。不巧,太后不在,只有年轻的王宫女,恭恭敬敬端着水,请年轻的皇帝洗手。神宗见她端庄秀美,落落大方,一时心血来潮,便临幸了她。

  王宫女怀孕了。经李太后亲自过问,神宗才勉强将她册立为恭妃。万历十年(1582年)的八月,她生下了皇帝的长子,也就是朱常洛。

  然而神宗的心,却早已被刚刚入宫一年的郑妃完全占据。在他眼中,跟貌美如花的郑妃比起来,王氏不过就是个低贱的宫女罢了。因此,当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后,神宗马上将她晋封为贵妃。而王恭妃却封号如故,带着儿子,一个人住在景阳宫,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神宗一面。

  聪明的大臣们,一下就读出了皇帝的心思:出于对郑贵妃的宠爱,他很可能想立皇三子为太子!但这样一来,就会破坏明代选择皇太子“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矩:因为神宗的皇后王氏(孝端王皇后)不能生育,不可能有“嫡子”,所以只能选择妃子们所生的长子为太子。显然,王恭妃的儿子朱常洛才是符合条件的人选。为此,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朝臣们展开了一场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前仆后继地请求神宗及早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然而,神宗却故意搬出各种借口,一拖再拖。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李太后的干预下,神宗才勉为其难地立朱常洛为太子,而对太子的生母王恭妃,依然没有任何表示。#p#分页标题#e#

  四年后,皇太子朱常洛喜得长子,神宗架不住群臣的接连上疏,只得将王恭妃晋封为皇贵妃。而此时,王贵妃依然住在景阳宫,常年大门紧锁,被人为地与外界隔离开来。直到她临终前,朱常洛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毅然撬锁而入,才实现了母子间的短暂团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宫女出身的王贵妃与世长辞。次年,她被安葬在天寿山陵区,与明成祖皇妃的坟墓“东井”相邻。她的随葬品,也少得可怜。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驾崩。八月,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光宗下诏,追谥生母王氏为皇太后。但仪礼未行,在位仅二十九天的光宗便撒手人寰。九月,熹宗即位。他完成了光宗的遗愿,尊王氏为孝靖皇太后。十月,孝靖皇太后的灵柩从东井之左迁出,补充随葬品后,与神宗、孝端后的灵柩一起葬入定陵地宫。

  颇为讽刺的是,神宗生前最厌弃的“王宫女”,死后竟然要永远陪伴在他身旁。按理说,他既然咬牙册立了“都人子”(宫女的儿子)为皇太子,应该会想到有朝一日太子继位,一定会尊生母为皇太后。那么,根据裕陵开创的合葬制度,“王宫女”肯定也会葬在他身边。既然这样,为何在王恭妃生前,要对她如此残酷,如此绝情?让一个生前受尽冷落的女人,死后伴他长眠,难道他不会觉得,自己在九泉之下也得不到安宁吗?

  关于这一点,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神宗存有一种侥幸心理。立朱常洛为太子也好,晋封王恭妃为皇贵妃也好,都是用来堵住群臣嘴巴的权宜之计。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位居九五之尊的君王,只要找到了足够的借口,太子随时可以废,王恭妃更不可能成为皇太后。

  只可惜,他也是人,他也会死,而且死在了太子前面。尽管,只提前了几十天。

  此时,郑贵妃依然健在。眼睁睁看着昔日的宫女葬入定陵,她想必倍感失落。神宗临终前,曾有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一旦实现,郑氏去世后也可与神宗合葬。然而,礼部侍郎孙如游为首的一批官员却极力抵制,最终使明光宗没有兑现父亲的承诺。

  十年后,崇祯三年(1630年),郑贵妃逝世。她葬于万寿山陵区西南的银泉山下,只能与神宗的其他皇妃作伴。而定陵地宫“一帝两后”的合葬,对于王宫女——王恭妃——孝靖后这个苦命的女人来说,也算是迟到的公正吧。

  猜不到的结局

  在明十三陵中,长、献、景、泰、康、德六陵属于“一帝一后”合葬,裕、茂、永、昭、定、庆六陵属于“一帝多后”合葬,唯有思陵最为特殊:其中埋葬了一帝(明思宗,也就是崇祯皇帝)、一后(庄烈愍皇后周氏)、一妃(田贵妃)。然而,这种奇怪的“帝、后、妃合葬”形式的出现,实属无奈之选。#p#分页标题#e#

  崇祯十五年(1642年),思宗的田贵妃去世,于两年后的正月二十三日,葬在天寿山陵区西南的鹿马山下。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入北京城。大明二百七十七年的国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自知大势已去,思宗先命周皇后自尽。次日凌晨,他来到万岁山(今景山),在一棵歪脖槐树上,自缢身亡。随着最后一代帝王的逝去,曾经辉煌的大明王朝也彻底落下了帷幕。

  由于思宗生前没有给自己兴建陵墓,农民军建立的大顺政权,责令昌平州官员将思宗和周皇后的棺椁,葬入了田贵妃墓中。是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后,决定将田贵妃墓改称“思陵”,正式作为明思宗的帝陵。

 

  有明一代,以妃子身份得以与帝王合葬的,只有田贵妃一个。然而,她一人的“幸运”,却反衬出整个大明王朝的不幸。从明成祖到明熹宗,二百多年间,雄伟壮观的帝陵,在天寿山脚下代代而立,凡十二座;而在这江山易主、风雨飘摇的时刻,却只能在远离帝陵核心区域之处,以一座简朴冷清的贵妃坟,为十三陵匆匆画上了句号。

  生前励精图治、心高气傲的明思宗,竟完全决定不了身后的魂归之处。他,看得到开头,却猜不到结局。

  其实何止是明思宗?回望十三陵,明英宗何尝愿意与周皇后相伴长眠?明宪宗何尝愿意邵宸妃挤进地宫?明神宗又何尝愿意与王宫女九泉相见?这些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生前掌握着王朝最高的生杀大权,而身后究竟与谁人合葬,却不完全由他们作主。这,究竟是先帝们无可逃避的悲剧,还是嗣君们无意造成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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