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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艳后泰勒狂热珠宝情缘:在珠宝店里做爱

      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是在1962年拍摄《埃及艳后》时爱上了扮演安东尼的英国演员理查德·波顿(RichardBurton)的,当时被看做极大丑闻、让梵蒂冈教廷都公开发表声明的爱情故事发生地点主要是罗马电影城和宝格丽首饰店。泰勒说过:“在罗马拍摄《埃及艳后》的好处之一是去宝格丽可爱的商店,我下午常常去找詹尼·宝格丽,我们互相讲述了很多故事。”

 

  直到几十年后,2002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上,她还对采访者深情地回忆起与理查德·波顿一起买珠宝时的幸福。她说:“我是那样地亢奋,以至于我扑到了他的身上,实际上我是在宝格丽商店里和他做爱的。”与此同时,泰勒的第四任丈夫艾迪·费舍也绝望地试图用首饰挽救他们的婚姻,送给她三件花式切割的宝格丽:一个弹簧胸针、一对耳环和一个戒指。1964年3月两人离婚时,费舍又把那些账单转给了泰勒。

 

  与费舍离婚几天之后,伊丽莎白·泰勒从理查德·波顿那里得到的结婚礼物又是一条60.5克拉的宝格丽祖母绿和钻石项链,16颗哥伦比亚八边形切割的祖母绿被明亮琢型钻石环绕。后来几年,她频繁地戴着它出现在“拯救威尼斯”化装舞会、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或者和英国女王的接见仪式等场合。1989年,时尚摄影师海默特·纽顿(HelmutNewton)为她拍了一幅著名的肖像照,她戴着那套祖母绿项链和耳环站在游泳池中,左手托着一只碧绿的鹦鹉。

 

  与艾迪·费舍相比,理查德·波顿的慷慨近乎缺乏理性。今年9月份,纽约佳士得宣布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展总共269件伊丽莎白·泰勒的珍藏首饰,12月中旬进行公开拍卖,其中最昂贵的藏品几乎都是波顿赠送的礼物。比如现在被佳士得命名为“伊莉莎白·泰勒之钻”的33.19克拉克虏伯钻石,这是1968年波顿用30万美元在拍卖会上购得的。“泰姬陵之钻”黄金及红宝石项链是泰勒40岁的生日礼物,心形钻石上刻有莫卧儿贾汗基皇后努儿的名字,被认为是贾汗基送给了儿子莎迦罕王子,莎迦罕王子再转赠给爱妃玛哈的礼物。至于波顿在1969年以106.9万美元买下的69.42克拉梨形“泰勒-波顿钻石”,泰勒后来为了在非洲筹建慈善医院卖掉了它,现在一直陈列在卡地亚的纽约商店里。

 

  “我让丽兹认识了啤酒,她让我认识了宝格丽。”理查德·波顿说。他还说过:“伊丽莎白唯一知道的一个意大利语单词就是宝格丽(Bvlgari)。”——这句不乏揶揄的话现在被打在中国国家博物馆“125年意大利经典设计艺术展”的展厅墙上。占据了4间展厅的展览试图用总共600件作品、7个时间阶段,来展示和回顾125年以来宝格丽的设计美学和风格演变过程。

 

  宝格丽家族是一个希腊银匠世家的后裔,从照片上看,品牌创始人索蒂里奥·宝格丽留着漂亮的八字胡须,身材魁梧,他1857年出生在希腊西北部伊庇鲁斯地区的帕拉米西亚村庄,1880年左右来到意大利罗马。罗马当时人口22万左右,崇尚精致的趣味并走火入魔般地追求物质,有大概18间细工镶嵌作坊和1500个金银匠为城里富裕的贵族和教士等客户服务。

 

  第一间展厅里有个颇为壮观的錾花银盘(大约71厘米×56厘米)属于索蒂里奥的私人藏品,是19世纪末期德国或荷兰制造的银质礼品盘,用浮雕的方式细致地表现了1660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和腓力四世的女儿玛丽亚·德雷莎公主联姻一事,两位国王在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雉岛会面的情景。最初,索蒂里奥·宝格丽在罗马出售的还是带有伊庇鲁斯地区传统特色的压花镂刻皮带钩、腰带、手镯和祈祷书套等银器,结合拜占庭和伊斯兰装饰元素的“新希腊”风格通常都有繁复的雕花和镂刻工艺。

 

  19世纪下半期的罗马城,西斯提那大道和巴贝里尼广场是画家、建筑师和大理石雕刻师云集的地方,康多堤大道两侧从头至尾都是古玩店和售卖首饰银器的商铺。意大利摄影师朱塞佩·普里莫利(Giuseppe Primoli)伯爵拍下了1885年左右的康多堤大道,阳光下的街道半明半暗,尽头矗立着圣三一天主教堂和它的方尖柱碑。索蒂里奥开创的家族企业历史从圣三一教堂周围展开,1905年他在罗马康多堤大道10号开了一家店,到今天仍然是宝格丽公司的旗舰店。

 

  “125年意大利经典设计艺术展”的策展人阿曼达·特里奥西(Amanda Triossi)从小在康多堤大道的邻近街区长大,她从英国剑桥大学艺术史系毕业后,进入伦敦苏富比公司研究和教授西方首饰历史,1997年开始以独立顾问的身份帮助宝格丽建立公司档案。她建议宝格丽逐渐回购自己过去的产品,构成这次展览中古董典藏系列的基础。

 

  阿曼达·特里奥西为展览的招贴和图册封面选择的视觉形象是一条1967年制的宝格丽彩色项链,其中25颗蓝宝石、71颗祖母绿和88颗红宝石都是用表面磨光但未经切面的弧面琢型工艺,像晶莹的葡萄珠一般以红、绿、蓝三色组合出浓彩密集的效果。从60年代起,这种圆形弧面琢型的宝石工艺以及特殊的色彩搭配成为宝格丽的标志风格。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大部分欧洲首饰还是根据巴黎品位来设计的,通常用白色钻石配另一种彩色宝石——红宝石、祖母绿或蓝宝石,但这三种有色宝石从不互相搭配。”阿曼达·特里奥西解释说,“50年代后期,宝格丽开始远离巴黎规范发展自己的风格,抛弃了不对称的花卉图案,转而使用更结构化、更对称和密集的装饰形式。宝石的使用不仅因为它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色彩搭配的效果。宝格丽真正的创新是大量地使用弧面琢型的彩色宝石,并把它们放在显眼的位置,一般这种切割工艺用于不十分贵重的宝石。”

 

  五六十年代的罗马属于《罗马假日》、《甜蜜生活》或者《三艳嬉春》的年代,蜂拥而至的国际明星让这座永恒之城短暂地变成了“台伯河边的好莱坞”。有着五面大橱窗、四周镶着非洲大理石的康多堤大道10号商店连同门楣上那7个大写字母也就成了财富、挥霍和宠爱的同义词,留下了一张张英格丽·褒曼、奥黛丽·赫本或者罗密·施奈德等电影明星出入宝格丽商店的黑白抓拍照片。

 

  那个10年段的展厅很像是在缅怀一个已经消逝的明星时代,与其他时间段的展厅相比也就多了一些熟稔的氛围。吉娜·罗洛布丽吉达配戴过的那条近100克拉也可用做钻石头冠的钻石项链和一套钻石镶祖母绿宝石首饰,她在1961年的电影《金屋春宵》中用过金质晚装化妆盒。深蓝色蓝宝石配浅蓝色斯里兰卡蓝宝石的花簇形耳环,是和1961年电影《三艳嬉春》记者招待会上安妮塔·艾克伯格的耳环同一款式。

 

  大厅里正在播放影片片段,《贵妇怨》(TheVisit)中的英格丽·褒曼沿着楼梯台阶缓缓地走下来,戴一条镶钻石的铂金项链、王冠装饰的花卉型弹簧胸针和镶钻吊坠耳环。按照自然的形态、没有固定排列方式的花卉纹饰从18世纪开始就是法国首饰的主题,五六十年代宝格丽沿用了这一题材,形状各异的胸针包括开花的树叶、花束或装满花草的花篮。名为“弹簧胸针”是因为它附有一种隐藏在花冠后面的弹簧装置,即使轻微的移动也会让花朵产生颤动的效果。

 

  不仅仅是女明星,意大利导演卢奇诺·维斯康蒂也常常用宝格丽的产品答谢他的合作者。阿兰·德隆25岁生日时得到一个镶有红宝石按键的黄金烟盒,烟盒盖内侧镌刻了一行维斯康蒂的笔迹——“卢卡(Luca)送给罗科(Rocco),1960年11月8日”,罗科是阿兰·德隆在维斯康蒂导演的电影《罗克和他的兄弟》中的角色名字。拍完影片《豹》之后,男演员海默特·伯格得到一个宝格丽的护身符,形状是长着翅膀的男性生殖器。

 

  摩纳哥格蕾丝公主留下了一张1978年在蒙特卡罗巴黎酒店欣赏珠宝的照片,她戴了一条宝格丽的钱币项链,黄金盾形图案中间镶嵌了一枚亚历山大大帝的四德拉克马银币,嵌板底端是微微带尖角的形状。也是从60年代起,宝格丽开始在黄金粗链上镶嵌古币,把一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几世纪的罗马传统延续下来。

 

  “在古罗马时代,钱币装饰的首饰曾经非常流行。那时候大量的钱币是金币,因为上面有国王和王后的肖像,佩戴钱币也显示出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既是装饰品,又有政治含义。”阿曼达·特里奥西解释说。

 

  从公元前4世纪一直到公元7世纪,钱币首饰仍然在拜占庭、盎格鲁撒克逊等地区流行,之后消失了一段时间,到18世纪后半期重新出现。18世纪罗马最知名的金银制作师路易吉·瓦拉迪耶(Luigi Valadier)常常用古希腊或古罗马的钱币来装饰一些桌上摆设,在他之后,罗马的其他银匠依然使用出土古钱币。到了19世纪罗马“新考古主义”风格的首饰,用得最多的是希腊时代四德拉克马银币和古罗马迪纳厄斯银币,用黄金底座对比着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女神或者阿瑞塞莎仙女头像上古银的绿锈。

 

  相比之下,宝格丽家族对钱币的使用可能更有想象力,他们把全副武装的罗马女神、亚历山大大帝、美杜莎、阿瑞塞莎和凯撒头像等嵌在单边或双边黄金包边的框架中,用到项链、手镯、胸针、香烟盒等各种产品上。被选用的钱币系列也更宽泛了,不仅仅是希腊时期和罗马帝国的金银币,也会出现1795年的美利坚合众国硬币或者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莫奈龙铜币。遵循历史循环效应的风格,宝格丽由此把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文化成功地切换到现代框架中。■

 

  采访“125年意大利经典设计艺术展”策展人阿曼达·特里奥西

 

  ——根据审美效果而不是本身价值选用宝石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展览中大概600件展品,其中多少是宝格丽的古董典藏,多少是从私人物主那里借来的?

 

  阿曼达:大约55%是宝格丽自有的,45%是从藏家那里借来的,这也是这次展览的特殊之处,展览结束后将近一半的物件会回到私人收藏者那里,很难再次见到了。这些物主除了欧洲人之外,还有三位非常重要的亚洲藏家,一位是台北的,还有两位是香港的。

 

  三联生活周刊:准备展览的过程中,你觉得比较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阿曼达:困难之一是要找到合适的物件,找到那些私人藏家并从中选择我想要的、有代表性的物品。在这之前,我的头脑中必须要有清晰的选择概念,知道哪些饰品适合放在一起展出。有时候,那些古董首饰的拥有者会在我面前摆满一桌子的东西,热情地给我推荐所有的东西,而我通常只从中选一两件,又必须小心地不至于冒犯他们,令他们感到不快。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女性策展人,展品中你个人非常偏好哪几件作品呢?

 

  阿曼达:我最喜欢的是那条英国历史钱币项链,总长1.1米,大概有1公斤重,上面镶嵌了15枚含英国皇族头像。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我想这实在有点太可笑了,谁能戴这么沉重、这么长的项链呢?然后我试戴了一下,居然漂亮极了。它既优雅又有趣,既绝对夸张过火又不至于流于俗气,这是不容易掌握的平衡。再比如用祖母绿、绿松石、紫水晶、橄榄石、电气石和珊瑚组成的“石子”(Sassi)项链,多色宝石只磨光而没有刻面,轮廓略不规则,就像小卵石一样,我不喜欢假珠宝,但是我喜欢用有趣的方式来佩戴它们。

 

  三联生活周刊:不是就宝石材质本身贵重与否来加以区分判断?

 

  阿曼达:对,根据审美效果而不是其本身价值选用宝石是宝格丽的原则之一,宝格丽并非只买贵重的宝石,它喜欢任何种类的彩色石头,包括绿松石、茶晶、紫晶、珊瑚和珐琅等。它一直从容地处置珍贵的材料,也从容地使用不同的材料。

 

  三联生活周刊:宝格丽是否会参与伊丽莎白·泰勒的佳士得珠宝拍卖,并回购自己的作品呢?

 

  阿曼达:我当然希望如此,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世界各地都有迷恋她、为她疯狂的人,买下的不仅仅是珠宝,也包括她的个人魅力。我想最终的价格会比现在的估价高出很多,佳士得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在世界各地做泰勒的珠宝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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