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都非常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而且有独到和成熟的经验、做法。我们不妨来看看，在古代，人们都是怎么做的。
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大禹治水时，舜帝同时派益为“虞”。现在看来，“虞”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所以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态保护官员。
古人狩猎
后来，在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详细地记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泽官员的建制、名称、编制及职责等。周代设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员中的六卿之一，地位非常重要。他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而下属山、林、川、泽的官吏分别称为山虞、泽虞、林衡、川衡，并按山林川泽的大小制定了大、中、小三类机构，及员工的数目编制。可见当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是相当健全的，其职责也很明确。周以后的朝代多数也设置了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川泽等，以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其中专管禁猎政令的职务叫“迹人”，由“迹人”设立界限、禁令，派人守护。凡田猎者都必须听从“迹人”的命令。规定禁止捕杀幼兽，摘取鸟卵及使用有毒的箭射杀禽兽。
那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令也有了雏形。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的《伐崇令》说：“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勿赦。”违者受到的惩罚很严厉。春秋时，齐国规定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管子·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可见其对于违反保护规定处罚更是残酷。《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禁令规定在生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网下水捕鱼等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逐步完善，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的一次成功野保行动
春秋时期，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的保护有了较深的认识，人们参与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日益高涨，所以才发生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国语·鲁语上》记载了一个“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说的是鲁国宣公很爱玩，不顾时令，在夏天的时候，他带人去泗水泛舟撒网捕鱼。这事让大夫里革知道了，里革不顾君主情面，将宣公的渔网割断，扔到岸上，不仅如此，里革还对宣公讲了古代保护野生动物的制度。他说：“古时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同时这种办法也在百姓中间施行，这是为了帮助散发地下的阳气。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而且，到山上不能砍伐新生的树枝，在水边也不能割取幼嫩的草木，捕鱼时禁止捕小鱼，捕兽时要留下小兽，捕鸟时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捕虫时要避免伤害蚂蚁和蝗虫的幼虫，这是为了使万物繁殖生长。这是古人的教导。现在正当鱼类孕育的时候，你却不让它长大，还下网捕捉，真是贪心不足啊!”
你还别说，鲁宣公听了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里革是为了帮助自己改正错误，要把这个破网保存起来，作为教训，时刻警醒自己。由此可见。春秋时期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则早已尽人皆知。正因为大臣都敢管违反禁令的国君，国君也能承认错误，野保行动才获得成功。
汉代颁布最早的保护鸟类法令
到了秦汉时期，法令不断完善，对于进一步保护野生动物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秦代虽然不像周代那样设有专门的生态保护机构，但是也有了一些较为详尽的涉及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而秦代又以“严刑峻法”著称，让保护作用更具刚性。在《秦律十八种》中有一部《田律》，虽然主要讲的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法律，但是其中一系列规定是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特别是与野生动物保护有关。其中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田律》中保护的对象包括树木、植被、水道、鸟兽、鱼鳖等，并对捕杀、采集的时间和方法也做了具体规定;对违反规定者还明确了如何甄别情况进行处理的办法，体现了法律易于执行的特点。因此可以说，《田律》是我国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