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文
现今通行的《尚书.禹贡》版本有一句：“（冀州）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但是在《史记.夏本纪》中这句话却记为：“（冀州）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集解】徐广曰：“‘海’，一作‘河’。”
徐广，东晋时担任秘书监，刘宋时官至中散大夫，曾作《史记音义》十三卷，既然徐广曰：“‘海’，一作‘河’。”这就说明，徐广见到的《尚书.禹贡》通行版本中即有“入于海” 与“入于河”两种记述。
再如：《史记·河渠书》：“同为逆河,入于勃海”,【集解】引瓒曰:“《禹贡》云：‘夹右碣石入于海’，然则河之入海,乃在碣石也。”考，“瓒”乃西晋校书郎傅瓒，曾与荀勗校定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这又说明，早在徐广之前的汉末、魏晋时代通行的《尚书.禹贡》版本中就有作：“夹右碣石入于海”者。
有人说是唐代人传抄时，把“河”改为 “海”，显然经不起推敲。因为唐代的注疏者对“入于海”并没有提出否定意见，如《史记三家注》之“三家”就包括唐代的张守节的【正义】和司马贞【索隐】两个重要的权威部分，尤其是司马贞说是“家传其书，不敢失坠”（【史记索隐序】）。然《夏本纪》中的“入于海”不但照例保留了下来。且【索隐】曰：“此云‘夹右碣石入于海’，当非北平碣之石。”此乃司马贞承认“入于海”记述并非“误写”。而张守节【正义】则把“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海”与“道九川……同为逆河入于海”中的两个“入于海”视为同一回事，因此注曰：“播，布也。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下至沧州，更同合为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也。”显然，张守节认为是“（逆河）夹右碣石入海”。
北宋通行的《尚书.禹贡》版本中肯定有“入于海”的记载，因为：
1、《宋史 河渠一》有：“〈禹贡〉所谓‘夹右碣石入于 海’。”
2、宋代曾巩《隆平集卷三.河渠》有：“至道元年，上问汴河疏凿之始，张洎上言曰：“昔大禹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一渠疏畎引并西山以山东地形高敞穰束水势不使流溢，夹右碣石入于渤海。”
3、《续资治通鉴》（清 .毕沅）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载：『著作佐郎聊城李垂上《导河形势书》三篇并图，其略曰：“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禹贡》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国曰：“河逆上此州界。』
明清版本的《尚书．禹贡》版本中也有记作“夹右碣石入于海”的，如：
《一些古书的点校问题》（作者：灌夫）一文说：『《史记·河渠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P1406：“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集解】瓒曰：“〈禹贡〉云：‘夹石碣石入于海’．．．．．． 按《禹贡》作“夹右碣石入于海”。手头的其它几种《史记》版本，如四库本、殿本、会注考证本均不误。』
清代《监本书经》、《奎壁书经》也注疏曰：“禹之导河自洚水大陆至碣石入海”“九河入海之处有碣石在其西北岸。”
现代的历史地理界学者的著述中仍不乏引用“《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海”例子，如：
１、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嵩山先生曾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并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他在注译 《夏书》“同为逆河，入于勃海”时也说：『“勃海”，即今渤海。然《尚书·禹贡》作“夹右碣石入于海”，无“勃”字。疑此“勃”字当衍。』
２、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史为乐先生在《严肃谨慎，意在“求实”——忆谭其骧先生》（《东岳论丛》）也说：『碣石山是历史名山，《禹贡》中即有“夹右碣石入于海。”』
由１、２、项可知谭其骧先生的同事和高足也接触到过“夹右碣石入于海”的《禹贡》版本。
3、《先秦统计史》（石家庄市桥东区统计局制作）说道：『《禹贡》篇全文1193字……“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
４、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杨军先生《汉四郡的民族构成》（作者： 《北方民族》2002年3期）的论述中曾提到：『《史记·夏本纪》《索隐》引《太康地理志》：“乐浪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又《水经》云：在辽西临渝县南水中。盖碣石山有二，此云夹右碣石入于海，当非北平之碣石”，这里不但明确指出碣石有两处，而且否定《禹贡》碣石在右北平之说。』并在注(1)中说：『今本《尚书·禹贡》原文作“夹右碣石入于河”，误，《史记·夏本纪》所引作“夹右碣石入于海”才是正确的。』
５、《中国长城建置考》 （ 张维华 着中华书局1979年）也有：『《尚书·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海。”《孔传》曰：“碣石，海畔山。”《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二年载：“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此碣山注文未详。』
对于《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海”的含义，历代学者多诠释为“逆河（古黄河），夹右碣石入于海”。如：
西晋（傅）瓒，【集解】引瓒曰:“《禹贡》云：‘夹右碣石入于海’，然则河之入海，乃在碣石也。”
唐代张守节，【正义】曰：“．．．．．．逆河，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也。”
北宋张洎曰：“昔大禹导河……夹右碣石入于渤海。”
北宋李垂《导河形势书》曰：“推禹故道……《禹贡》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海。”
清代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禹于帝尧八十载癸亥大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于海。”
若问，《史记．夏本纪》“入于海”与今《尚书．禹贡》“入于河”二者谁更近于《尚书．禹贡》的原始版本呢？笔者认为《史记》更接近于《禹贡》原始版本，理由如下：
其一，司马迁曾受业于《古文尚书》的传人孔安国，是竹简版本。众所周知，西汉儒学之兴起完全有赖于一批经秦焚书坑儒后幸存下来的秦朝遗老，《尚书》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分，传《尚书》者，伏生为“今文”，即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孔安国传“古文”，即简文用古老的蝌蚪文书写。《汉书.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金滕》诸篇，多古文说。”汉武帝时，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司马迁曾受业于孔安国。孔安国是西汉第一代传授古文《尚书》的大宗师，司马迁算是其第二代传人，但是从西汉到王莽政权以前，古文《尚书》都未得以通行。古文《尚书》的各种版本西晋永嘉之乱后，全都亡佚了。《汉书》说司马迁的在《史记》书中载录的《禹贡》诸篇“多古文说”，也就是说《史记.夏本纪》中所引用的《禹贡》内容，包括“夹右碣石入于海”这一句，乃本于《古文尚书.禹贡》。所以章太炎先生《经学略说》亦云：“今欲求（孔）安国正传，惟《史记》耳”。
其二，今文《尚书》乃汉代晁错传抄而成。《史记.儒林传》云：“伏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伏生所藏《尚书》原本也是“古文”，但汉武帝派去学习的晁错不懂古文，因伏生年老发音难懂，就让弟子张生、欧阳生等当“二传手”传授，晁错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谓“今文”）记录下来，交于朝廷，藏于秘府，这就是流传于世的今文《尚书》（包括《禹贡》篇）。范文澜在《经学演讲录》还说：“一说伏生没有书，只是口传，朝廷派晁错去学，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女儿代传，故记录下来错误甚多。”卫宏在《定古文尚书序》中亦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晁）错。齐人语多与颍川（晁错原籍）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这其中所说的“记录下来错误甚多”和“所不知者凡十二三”就说明今文《尚书》的内容相当大的部分与原始的《尚书》版本不符。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颐）上献用“隶古定”写的伪古文《尚书》，他把伏生的28篇析成33篇，另从当时的古籍中拼凑文句再编出25篇，以凑成刘向说的古文58篇之数。为了这本伪古文《尚书》，唐宋以后的不少学者费尽心机，如宋代的吴域、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族，至清代的阎若璩和惠栋，方彻底证明了这原来是一作伪案。
但由于其经文完整、注解详明，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唐初，唐太宗命孔颖达主持对《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五部经典的全部训义作总整理，这样就有了170卷的《五经正义》，高宗时更明令“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五经正义》中的《尚书正义》所用正是伪古文《尚书》。伏生传下的今文《尚书》28篇，居然也是依靠着伪造的古文《尚书》而流传至今。
如此看来，流传至今的晁错传抄《尚书．禹贡》，唐代通行的伪《古文尚书》其内容可疑点较多，倒是保留在《史记》中的《尚书》内容更为可靠些。
后世注疏者，从西汉孔安国，到三国韦昭，西晋“臣瓒”，北魏郦道元，唐代张守节，宋代的苏轼、程大昌、蔡沈，元代的王励耘，明末的顾炎武，清代、阎若璩、胡渭、俞正燮、杨守敬等大都主张“河之入海乃在碣石”大体都是源于古文《尚书》中的这句“夹右碣石入于海”，且不少学者认为“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与“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及“同为逆河入于海”是同一内涵。
“禹导河夹右碣石入于海”，乃是以古黄河下游入海的流向定左右，“夹”，释为“贴近”“靠近”，即古黄河干流贴近碣石山的右侧注入于渤海。
《史记》中“夹右碣石入于海”一句，源于原始版的孔壁《古文尚书》似比较可信。之所以有人把“入于海”改为“入于河”，大概是忽略了因“冀州章”的简文因脱简、错简而出现的叙事错乱，而体例有别于他州的事实，为了强求与他州的“达于河”、“乱于河”、“至于南河”、“至于西河”等以“河”结尾“统一体例”所致。
“岛夷皮服”是指什么，孔安国传曰：“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唐代的注疏家孔颖达《尚书正义》疏云：“谓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岛之夷，常衣鸟兽之皮，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还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也就是说起码在唐代之前，注疏家们把只“皮服”视为“居岛之夷”的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服饰， 如同“（青州）萊夷作牧”、“（杨州）岛夷卉服”那样， 并没有把“皮服”单纯看成是“贡品”。
到了宋代，“天朝大宋”每年要向“戎狄”后裔契丹（辽）或女真（金）进贡 ，称之为“岁币”补偿强势对手，换取边境平静。除此之外还有“贺正旦”“贺登宝位”“贺生辰”等项低三下四送礼活动，大名鼎鼎的包拯、富弼、沈括、苏辙、欧阳修、苏颂，还有那蔡京、高俅、童贯等都曾干过这些差事。这在那要面子的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自然是会认为是丢脸的事，这大概在儒生中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对“贡道”很敏感，他们自然也记得“天朝华夏” 比较“阔”的时代，比契丹、女真的先人“阔多了”，那时他们曾向中原“贡楛矢石砮”。古肃慎人也穿猪皮和其他鸟兽皮毛，也算是土特产，也应该成为“楛矢”之外的“贡品”。于是产生了“鸟夷贡道”说，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待考，大概是从南宋学者傅寅(1148—1215) 在其《禹贡集解》卷一中把“皮服”看成贵重贡品，并把它与“入河”连成一体，说了句“此记岛夷入贡之道耳，余不必专自碣石入河也。”之后，有的注疏者一反过去的“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说法，变成了“鸟夷入贡”说。但傅寅没有解释偌大个冀州这么就一个“鸟夷”来贡，其他臣民有无贡赋义务，该走那条“余不必专自碣石入河” 的贡道在哪里并没有说明白。
如果说，远古的以鸟为图腾的渤海湾附近的以渔猎为生的“居岛之夷”或“鸟夷”，以鸟兽之毛皮作服饰，或以此向其首领纳献，或以此与其他部族“懋迁有无”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尚可说得通。如果硬说千万里外的“东北鸟夷”到本不存在的、假设的冀州帝都来朝贡，确实难以置信。《晋书．四夷传》：中有一段记载：『肃慎氏……（晋）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砮。至成帝时，通贡于石季龙，四年方达。季龙问之，答曰：“每候牛马，向西南眠（一作“卧”）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国所在，故来焉。”』“四年方达”，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石虎，字季龙（295-349年)后赵皇帝，在位十五年，定都于邺，与《禹贡》假设的帝都相近，数千年后，经两汉征伐、置郡，管理开发迄东晋，“鸟夷”（肃慎）通贡朝献，为何不取禹夏时的“鸟夷贡道”，从辽东湾下海沿西岸南行，去“夹右”碣石，入于河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那条“鸟夷贡道”实际并不存在，是后世腐儒们杜撰出来的。试想，东晋时，“鸟夷”的后人——肃慎朝贡到邺城，走陆路尚“四年方达” “向西南眠（一作‘卧’）者三年矣“，禹夏时期处于石器时代的东北鸟夷，乘划行独木舟（何人为之预备舟楫和领航人员且不问）不间断的从辽东湾（顶点肯定比现在偏北许多）到古黄河口（古河口肯定还偏西许多）在“洪波涌起”“白浪滔天”的陌生的大海里曲折航行一二千余里，是否有生还得可能尚未可知，何谈重译贡献。
而今有人为了立论的需要，还替“鸟夷”专门设计了假象航海路线、航道标志、转向点、古河河口位置等，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起釪先生在其《碣石考》（1984年第5期《江海学刊》）中说：『按《禹贡》作者之意，当是说东北少数民族鸟夷（伪古文误作岛夷）入贡，沿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然后向西转航于渤海北岸之下，最后入于河，碣石正在转角上，所以称为“夹右碣石”。…… 要知其真正最原始的《禹贡》碣石，且确实作为据以右折西行的航行标志的，应该是正处在转角点上的乐亭县海上的碣石（祥云、李家、桑坨三岛或其一）。』
还有更具体的，说：『“……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其意是说，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以鸟为图腾的少数部族（据《史记·夏本纪》“岛夷”当为“鸟夷”之误）在以兽皮作贡品朝献时，乘舟遵海入河，沿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行经与渤海交界的海面时，以望海畔似“楬”的特出的大山──碣石山为标，向西转航与渤海北岸之下，直驶古黄河口（在今天津市一带）。』（董宝瑞：《千载孤竹与“神岳”碣石”》）在茫茫大海中也肯定会遇到“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的问题，鸟夷知道哪是辽东湾，哪是渤海？这么区分二者的“交界的海面”，这简直是睁着眼在大白天说梦话。现代的“秦皇岛外打鱼船”不借助现代化航海仪器，恐怕也难以测定，何云数千年前处于石器时代的“鸟夷”。
通过分析可知，《史记.夏本纪》中“夹右碣石入于海”的记载，与《尚书.禹贡》的原始版中的记载相同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夹右碣石入于海”，而不是“入于河”，那后人改“海”为“河”以及由此附会出来的那条东北“鸟夷”专属的“辽西海上贡道”也就需要进行重新推敲。（20007·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