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力量的政治性都蕴含于其地理位置之中。
——拿破仑
梳理与总结：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地缘战略
“地缘战略”助力一国崛起的事例古已有之。不过，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却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有趣的是，现代作为一个专业学科的“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伴随着一场近代史上的剧变而出现的——美国就是这场剧变中的主角之一。
时间进入到19世纪下半叶，铁路成为各主要工业强国的重点建设项目。1869年，联合太平洋铁路与中央太平洋铁路接轨，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线宣告建成。这一标志性事件的意义在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完全领悟到：横贯东西的铁路线在做为连接东西部主要工业区和资源区的经济大动脉的同时也深刻的影响了西方的地缘政治格局。表面上看，铁路的发展成为19世纪末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将北美大陆上充沛的自然资源优势与深厚的工业潜力连接了起来，推动美国超越欧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诚然，上述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北美移开放眼全球的话，就会发现更深层的意义。如果将横贯北美的铁路、西欧特别是德国方兴未艾的铁路建设以及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一条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工业精华地区串联起来的“大动脉”就会浮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条“大动脉”的东西两端就是广阔无垠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而美国恰恰处于可以将“大动脉”东西两端连接起来的绝佳位置上。
人们在庆祝横贯北美的铁路贯通
上述地缘现实的存在，促使美国的战略家们走出南北战争的时代束缚，开始思考这个国家更长远的未来。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论之父”——就是这批战略家中的佼佼者。通过对历史上主要海军强国崛起过程的论证，马汉认为，海洋国家可以通过建设强大的海军、保障海洋贸易的发展而变得强大；国家的强大离不开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开展离不开强大海军的保卫、海军的强大又离不开“生产、运输和殖民地”这三大要素的完善。因此，马汉将国家的海洋权利与国家的实力直观地联系在了一起，极大地提高了海洋权利在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马汉指出，美国需要将目光放到太平洋上来，夺取夏威夷并在西太平洋寻求立足点；与此同时，美国必须获得开凿中美洲地峡运河（即后来的巴拿马运河）的权力。马汉论证说，一旦巴拿马运河开通，加勒比海必将成为类似苏伊士运河和红海那样生机勃勃的交通线，这对美国来说，即是机遇也是挑战，美国只有建立一支足以与欧洲匹敌的强大舰队才能应对这一情况。
结合上文中我们对“铁路大动脉”的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理解马汉为美国制定的战略了：一旦控制了夏威夷、巴拿马运河和加勒比海地区，并在西太平洋（如菲律宾）找到立足点，凭借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无可匹敌的舰队，美国就可以改变孤悬于西半球的现实，将自身与“铁路大动脉”相连，真正崛起为世界强国。后来的历史足以证明马汉的先见之明：1893年美国占领夏威夷、1898年美国击败西班牙控制了古巴和菲律宾、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支持巴拿马独立并最终建成巴拿马运河。上述政策的实施奠定了美国海权崛起的基础。
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也看到了铁路的发展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但不同于马汉的是，麦金德更加看中铁路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影响。这位“陆权论”之父认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是海洋国家的影响力触及不到的区域。这里地域广大资源丰富，一旦铁路网建成，这里的巨大工业潜力就会被激活，迸发出巨大的力量，最终将改变陆上大国与海洋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因此，麦金德不无担忧的指出，海洋强国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抗“陆上巨人”的崛起。有趣的是，虽然麦金德与马汉对“海权-陆权”的力量对比的看法南辕北辙，但在这一点上却是惊人的一致。马汉同样认为，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俄国的崛起，为此西边的英国和东边的日本都是必须争取的盟友。这一战略构想同样忠实的反映在美国的实际行动之中。
地缘战略中的“海权”与“陆权”之争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得以证明其研究价值，西方各大国纷纷从本国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为成功的就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教授的“边缘地带理论”。斯皮克曼教授的研究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剑拔弩张的时代，也是外部危机不断升级与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的年代。这一时代背景深刻的影响了斯皮克曼的研究。铁路的发展和内燃机革命赋予德国和苏联强大的机动性和资源整合能力。一旦他们控制了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那么一个集合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精华和最丰富的资源的帝国是海洋国家无法与之抗衡的。斯皮克曼特别强调，一旦这样的帝国出现，他们只需要将美国孤立在西半球就足够了。西半球相对于欧亚大陆天然的资源劣势使得一个孤立的美国迟早会屈服于欧亚大陆上的庞然大物。
这张简单地黑白地图可以恰当的呈现出斯皮克曼眼中的世界。美国既可以左右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也可以被孤立
从这一担忧出发，斯皮克曼为美国量身定制了一套地缘战略。除了麦金德强调的位居心脏地带的俄国之外，有潜力的强国同样存在于西欧-南亚-东亚这些边缘地带。这一地区的国家要么工业发达、要么人口众多，同时与内陆和海洋相连。因此，美国需要与英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离岸国家”结成坚固的同盟，努力将影响力推入“边缘地带”。通过这种方式，斯皮克曼将对欧亚大陆巨大工业资源潜力的重视以及对海洋国家的联合以及利用边缘地带对海洋的“开放性”的认知，巧妙地将麦金德的“陆权论”和马汉的“海权论”结合了起来，并且通过对“边缘地带”的强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以后的岁月中，美国在二战中与英国和苏联结成大同盟对抗德国、冷战中提出遏制战略对抗苏联，这些都是建立在斯皮克曼的理论之上的产物。
本文之所以以美国为例梳理和分析地缘战略对国家崛起的意义，是因为美国既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上大国，也是一个拥有绝佳位置的海洋强国。相比较单纯的海上强国英国或陆上强国德国俄国来说，以美国为例可以更好的将地缘战略中的海权陆权关系理顺讲清。
在地缘战略的研究中，海权与陆权之争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马汉与麦金德的观点孰优孰劣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海权与陆权之间的联系与矛盾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理解海权陆权之争应当以实施国家的异同为前提。马汉和麦金德的理论之所以会给后人以矛盾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各自服务的对象不同所致：马汉提出“海权论”的初衷是为了让美国认识到改变对外战略的必要性，认识到建立强大海权的现实需要；麦金德则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提醒英国政府认识到陆上大国俄国崛起对欧亚大陆权力平衡的影响。美国和俄国都是幅员万里的大国，资源丰富人口众多，都具有成为陆权大国的潜力，但是英国本土狭小、与殖民地相隔遥远，因而不具有美国的优势。所以，马汉的观点是以美国庞大的工业资源潜力为基础强调建设海权的必要性；麦金德则是以大英帝国相对俄国的劣势，强调陆权对自身的威胁。二者立足点不同，各有侧重，但是对地缘战略的把握却是相通的。
其次，海权陆权之争归根到底是国家发展方向之争。海权陆权之争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与欧美近现代史紧密结合的“实证分析”。因此，必须以不同国家的成败得失为依据。例如，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都提到过德国在发展海权方面的先天不足，也提到德国在建设陆权时的相对优势。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还特别强调德国在成为欧洲陆上霸主之后向外挤压海权国家，并最终控制大西洋的可能性。这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德国成功实施地缘战略的一种可行的路径。不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没有认清这一点。威廉二世盲目的崇拜海权论，在宰相比洛和海军大臣提尔皮茨的支持下，过早的展现出建设海权挑战英国的雄心，完全背离了俾斯麦的外交战略，将德国带进一战的灾难。因此，在德国历史语境下的海权陆权之争实际上是德国对自身客观情况和外部局势的认知之争。
强大的舰队是海洋国家的底气
再次，海权陆权之争是权力平衡之争。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无不将实现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视为维持和平的主要手段，也都指出陆权强国的崛起对这种平衡的破坏。不同的是，马汉将19世纪末美国相对于欧洲的权力地位类比于拿破仑战争前后英国相对于法国的地位，从而得出海权优于陆权的结论，并大力支持美国的海权建设。而麦金德则是立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与欧洲陆上大国之间平衡关系的变化，得出陆权将超越海权的结论，并忧心忡忡的希望海权国家联合起来一同对抗上述挑战。虽然立足点不同，但二者对如何实现海权与陆权之间的权力平衡的关注确实相同的。
最后，让我们回到美国的地缘战略上来。从马汉的海权论到麦金德的陆权论再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地缘战略理论的发展，也是美国国家战略实施和调整的过程，也是海权从欧洲一步步转移到美国手中的过程。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发现，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对地缘战略的成功运用，既有美国国土广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独特的先天优势，也有他能审时度势，及时做出调整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说，地缘战略的成功不仅是理论研究的成果，更是对战略制定者和执行者智慧和定力的考验。
参考文献：
1、《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美）阿尔弗雷德·马汉
2、《历史的地理枢纽》，（英）哈尔福德·麦金德
3、《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4、《宿命对决》，（美）麻田贞雄
5、《塑造世界》，（美）戴维·米尔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