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历来被认为它是东汉蔡伦所发明。《后汉书・蔡伦传》明确记载: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
然而,近数十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向传统的蔡伦造纸说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一个本来早有定论的古老课题,成了一桩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历史疑案。争鸣围绕着以下一些具体问题：
灞桥纸是不是真正的纸？
我国境内先后出土的古纸有:1933年,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下,掘到一片植物纤维的古纸,据考证它至少是公元前49年以前的纸,比“蔡侯纸”早150年；1957年5月,在西安市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古墓中,发现了一叠古纸残片,经鉴定为西汉武帝时的产品,后被命名为“灞桥纸”；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现了两片西汉麻纸,据考证早于蔡侯纸约200年；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的中颜村发现了“中颜纸”,也早于蔡侯纸。
面对这些考古新发现,有的研究者认为,这足以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西汉时就发明了造纸术。就以其中较为典型的灞檐纸而言,经过实验测试和观察分析,表明它是以麻为原料的典型植物纤维纸。仅仅因为当时纸刚刚出现,数量少,质量也不够满意,还不能与当时的主要书写材料竹、帛相匹敌,所以常常被人用来作包装用,但它毕竟是真正的纸。有的研究者还对西汉中颜纸作了蘸墨书写试验,成功了,说明它也是一种真正的纸。因此,流传了一千多年的蔡伦发明造纸说应该修正。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灞桥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理由是:从外观看,纸质松弛,纸面粗糙,厚薄相差悬殊。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说明它的切断程度较差,是由纤维自然堆积而成,没有经过剪切、打浆或春捣等造纸的基本操作过程,不是真正的纸。或许只是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纤维的堆积物,由于长年垫衬在古墓中的铜镜之下,受镜身重量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
此外,其余三种古纸,也都是纸面凹凸不平、十分粗糙,不宜作为书写,充其量不过是纸的雏形。因此,考古新发现不能否定蔡伦造纸说。
灞桥纸是不是西汉的产品？
一种意见认为,灞桥纸毫无疑问应是早于蔡伦的西汉产品,这从对那座古墓的墓制、墓葬内容和形式,以及与古纸存放在一起的古剑、古镜等实物考证,可以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有的研究者则对此提出疑问,认为墓制和墓葬形式只能作参考,并非绝对可靠。在墓葬人的生卒年未能确切查明以前,很难对古纸的生产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判断。何况该墓葬有扰土层,曾受外来干扰,不能完全排除后来人夹带进来的可能性;同是汉墓的长沙马王堆,墓葬那样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丰富。但除了千百根简策和丝织古纸帛画,并无一片麻纸。
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那些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的字体。因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品。还有的研究者在对灞桥纸作科学鉴定时,发现其中含有黄麻的成分,至于黄麻开始在我国种植,则更是晚于汉代。
文献记载说明了什么？
一种意见认为,造纸术不是蔡伦所发明,不仅有出土文物为凭,还有文献记载可以佐证。公元二世纪应砌的《风俗通义》明确载有:东汉初公元二十五年,光武帝刘秀在从长安迁都洛阳时,
“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
这里的所谓“纸经”,应是用纸写成的经书,那时蔡伦尚未出世。
与应砌同时代的刘珍等撰写的《东观汉纪·贾逵传》也写有:公元七十六年,汉章帝命博士贾逵给学生讲《春秋左氏传》,曾赐予用竹简及纸写经传各一部;晋人袁宏的《后汉书和帝纪》记载:邓贵妃于公元102年即皇后位后,命各地每年上贡纸、墨,以供书写之用。
这些记述足以说明,早在蔡伦以前就有了纸和用纸写成的书本。此外,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代木简中,还发现有“官写氐”的字样。据有的专家考证,“氐”即纸字的省文。还有的木简上写有“五十一纸五斤”、“二纸自取”等字样。居延木简属于西汉中晚期,这应是有关书写纸的最早记载。
不同意见的学者则认为,上述记载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既然光武帝时已有了不同质地的书二千辆,其中麻纸书本就以百分之十计算,也该有二百车之多,但是何以至今出土的只有成千上万的竹木简札,而从未发现那个时代的麻纸书本。在我国丰富的古文献中,恰恰找不到关于“西汉麻纸”的具体记载。甚至连任何足以正确理解为西汉麻纸的迹象也没有。直到西汉末年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在皇家图书馆校对天下存书二十余年,共校图书13,219卷之多。
无论是汉代所存的大批各类书籍,或缮写的清本,据史籍记载,主要还是竹木简书,也杂用一些缣帛。至于是否有纸本书,或以纸为底缮写清本,都没有史料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