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说过一段话，私以为很是客观公正，即“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革故不足以鼎新。”亡国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同一时期的一群人的责任。实际上亡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恰好你就赶上了量变积累到最大值，那没办法，你只好做这个亡国之君了，抛开大环境不说，亡国之君也绝不是说丝毫没有责任，只是这种责任往往被后世所夸大 。一般来说，亡国之君的优点会被尽可能忽视，而缺点则被无限扩大，用“天下之恶尽归焉”来形容虽有夸大的成分，但也没有什么不妥，比如帝辛。后来的亡国之君虽然不至于恶行满满，但都有共同的爱好，即大兴土木、荒淫好色、宠幸奸佞小人，后人极力渲染这种爱好，好让亡国之君配得上这个亡国之君的称号。
但在历史上，有一个亡国之君似乎有些例外，后人很为这个亡国之君辩解，觉得他如果不是晚生了很多年，定然是一个好皇帝，他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明史》之中这样评价崇祯帝：“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这除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同情心在作祟，大约还有就是崇祯帝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帝，这多少让后人对他产生了怀念之情，人们喜欢将他归于无可奈何国灭亡之列，似乎崇祯帝真的不必为大明的亡国负责，似乎他真的原本应该是一个好皇帝而被时代所误、被大臣所误。如果真的这样简单的定性，历史上有很多的亡国之君都有类似之处，倘若早生个多少年也是好皇帝。
其实，我们抛开个人情感不谈，大明的灭亡有大势所趋的原因，当然也有崇祯帝自己的原因。
朱由检继位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个积弊已久、风雨飘摇的江山，大厦将倾，个人的努力是很微薄的，即便是一国之皇帝也是如此。实际上，明朝的灭亡早在万历一朝就埋下了伏笔，当时的文官集团就已经内耗严重，之后江河日下，大明江山岌岌可危，老祖宗在留下江山的同时，也把积弊一并留给了羸弱的崇祯，而到了崇祯时期是同样的无力，社会矛盾继续加剧，天灾人祸不断，内忧外患吃紧。
崇祯皇帝执政时期，西北地区连年旱灾不断，与此相配套的水利设施和赈灾政策却迟迟难以到位，旱灾之后有蝗灾，蝗灾过后还有瘟疫，天灾频现，百姓苦不堪言，再加上政府的盘剥，农民起义自然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当时明朝与后金的对峙则严重拖滞了明朝的发展。明朝长期于辽东用兵，战事不断，从而使得财政一度处于吃紧且亏空的状态。国家经济只要处于停滞状态，那么诸方面后果将不堪设想。放眼于当时，一方面，国家财政吃紧就会耽误赈灾救济的进程，由此便会促进国内农民起义势力的星火燎原;另一方面，部队后勤难以供给，就很难保障明朝对后金的前线用兵，从而使得后金势如破竹、步步紧逼。崇祯对着这样的一个烂摊子日日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寻找治国良方，但实际上崇祯并不是一个乱世之能君。
崇祯帝的童年并不快乐，他原本也不是皇位继承人，但在时代裹挟中，他还是被推着登上了帝位，那一年他17岁，和很多初登帝位的皇帝一样，崇祯也需要做一件事来立威，震慑朝廷，他登基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收拾了魏忠贤，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这件事最大的受益人却不是崇祯，也不是百姓，而是那群东林党人。魏忠贤一除，东林党失去了掣肘，更加的无法无天，文官集团本就在明朝时期高度成熟，即便皇帝存在感低到吓人，朝廷也能自如运转，当然成熟的背后就是内耗，文官集团的内耗是惊人的，他们不思为国尽忠，反倒为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即便是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崇祯皇帝当政时，曾因辽东战事紧急，情不得已之下，便召集群臣筹集银两。虽然是崇祯帝亲自动员，并且以身作则带头将国库银两皆数一供而出。但接下来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在场所有官员竟然捐出不到几千两碎银，这群东林党人“穷”的叮当响，但果真穷吗？当然不是，待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后，竟然从任意一个官员之家就搜出了几千两黄金白银。
除掉魏忠贤不能不说是崇祯的一步坏棋，倒不是说魏忠贤不该杀，而是崇祯除掉了魏忠贤之后，并没有解决党争的问题，反而让一方独大，不受控制。这就暴露了崇祯帝的一个缺点，即太过急躁，以至于急功近利，他太想扭转大明的劣势，但是太过急躁的坏处就是他很多事未经思考就做了，然后很快就错了，错了再做，再错，一再循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中兴，却没想过积弊之所以成为积弊，岂是一年半载能够革除的？
崇祯帝另一个缺点就是猜忌心很重，为此他杀了很多的官员，兵部尚书就杀了十几个，即便能力出众的人才也难免被杀的命运，内阁他也换了数十个，仿佛用谁都可以，用谁却都不放心，这样的结果就是根本没办法做大事，所有人的时间都纠结在小事上，也让官员胆战心惊，同时也心寒到不会真的为大明卖力。
崇祯帝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推卸责任，他自认好皇帝，不允许自己犯错，一旦有什么错，他就推卸责任，让大臣来承担。大臣确实有责任，但崇祯帝真的就没有一点过错？恐怕只有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全然无辜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杀一案中，崇祯帝并没有在关键时期保住陈新甲，当初陈新甲主张和后金议和，崇祯也是愿意的，他密令陈新甲主持议和之事，最终议和之事却被泄露，陈新甲被杀，大明和后金也再无议和的可能，这加剧了大明的灭亡。这中间的曲折当然不能直接说崇祯帝甩锅给陈新甲，但是崇祯帝确实将自己摘了出来，在文官集团的强大面前，崇祯帝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
崇祯帝完全把控不了文官集团，就只能将亡国的责任推给文官集团，他曾下过六次罪己诏，但仍旧认为“诸臣误我”、“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推卸责任、不思己过本身就是大忌。这种盲目的自信只会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然，崇祯帝也并非真的是个昏君，至少他勤政爱民，他的勤奋程度在古代历史上应该是能排在前几位的。白天看奏折、见大臣，晚上还是看奏折，甚至出现几天不眠不休的时候，但这种勤奋实在是过了头，事必躬亲的只是因为不信任官员，不敢放手。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没有那样大的能力做好，却又事必躬亲，这也许也是崇祯帝自己的矛盾之处，他想当一个好皇帝，想让明朝强大起来，但是他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他也不敢信任官员，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他只能也去信任太监，但信任太监帮不了他任何忙，只换来了临死的时候王承恩的生死相随 。
救国的理想折磨着这个少年，让他变得急躁、易怒，他忘记了“事可缓缓矣”，他满腔的热血在冰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但我仍旧心疼这个皇帝，他在临死的时候血书：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