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秘闻 历史秘闻]导读：陈独秀生前身后，总是是非不断。出于各种观点，有人总是对这位领袖频频攻击。近来则翻出一桩旧案，称陈独秀“以造假进北大以嫖娼出北大”，耸人听闻，混淆是非。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陈独秀嫖娼事件背后的真相。
民国期间，北京“八大胡同”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老北京城的妓院由来已久，分若干等级。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多是官妓。现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据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达117家，妓女有750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和“暗娼”。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而其它地区的妓院，大多数是“北班”。当时在京城做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因此，“八大胡同”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地界。
陈独秀嫖娼的这桩陈年旧事，袁伟时教授曾作过详细考证，证明强加给陈独秀的道德判词，经不起推敲。
1921年7月31日，“一大”闭幕，陈独秀被选为中共首任中央局书记。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主将，身份已经变成了革命者，陈独秀也因此一次次卷入政治漩涡，令其形象变得扑朔迷离。
陈独秀并不特别稀罕进北大，是蔡元培三顾茅庐把他请进北大，并委以重任，请他当文科学长。蔡先生不拘一格选材，历来众多史家赞誉有加。任命文科学长超出校长的权力范围，需要报请教育部批准。蔡校长求贤若渴，为达到目的，不惜造假，替陈独秀编造履历。而陈独秀本人，并不知情和参与造假。
至于陈独秀“以嫖娼出北大”，同样漏洞百出。唐宝林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巨著《陈独秀全传》中，用三页的篇幅力言陈独秀嫖娼是谣言(见该书218——2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北京版)。
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应该是存在的，只是被人刻意忽略了文人交往的属性。胡适1935年在一封信中写道：“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0页，中华书局北京版)。
胡适的意思是：陈独秀嫖娼是事实，小报说陈独秀在这一合法的交易中，损伤对方的人身，越过了买卖的底线，纯属不可靠的谣言。并且，私行为与公行为要分开。公共人物的私行为也要受到监督，但要警惕借故兴风作浪的奸计。
作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当然是公共人物。在卖淫合法化的环境下，一般公共人物应该自我约束，但不必有特别的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蔡元培的态度与胡适完全一致。在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以前，北大学生热心光顾八大胡同是有名的。但他担任校长期间，在整顿学风的同时，没有因为嫖妓开除学生。1919年4月面对社会上对陈独秀等人的攻击浪潮，他明确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取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蔡元培全集》第三卷57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民国初年，依然视为风流韵事和消遣行为。在嫖妓问题上大做文章，陈独秀已辞职等流言满天飞，冀图逼他出校。蔡元培举重若轻，迅速回应，把预定的改革提前实施：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废除文科、理科学长，设立教务处。1919年3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致神州日报函》驳斥谣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仅是时间挪前而已。
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帽子没有了，但他没有“以嫖娼出北大”。先聘请他为史学系教授，他没有答应，改为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据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96、106、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个处原来是中央政府的国史馆，1916年改为国史编纂处，1917年4月划归北京大学领导，由蔡元培兼任处长。换句话说，陈独秀北大人的身份没变。
1919年6月11日，他在游乐场派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早已秘密监视他的当局趁机拘捕;直至9月16日在各方压力下被保释出狱。而国史编纂处正好在9月收归国务院领导，陈独秀此后真的要离开北大了，却不是因为嫖娼。
与时贤想象不同，这个时候的陈独秀的声誉没有因嫖妓事件受损，却因受政府迫害而进入巅峰状态。“一个最干净的健将”、“我们的光明”、“救济人类的福星”、“思想界的明星”等等赞誉，乃至溢美之词纷至沓来。
陈独秀嫖娼事件损害不了他的声誉，另一证明是孙文、陈炯明等人领导的广东政府筹办的西南大学，盛情邀请陈独秀为筹办员。更重要的是这几个月他的众多《随感录》和《本志(新青年)宣言》等文章，文思泉涌，思想光芒没有熄灭。
1920年1月29日，他离京南下;2月他潜回北京，旋即秘密离开，从11月出狱到2月，只要他在北京，当局必然如临大敌，严密监视，甚至企图搜捕。
陈独秀在北大的最后岁月留下的是知识分子被迫害、排挤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教育史的重要篇章，值得史家认真探讨。把它演化为吸引眼球的黄色新闻，既不严肃，很可能是阴谋。“陈独秀嫖娼”事件，更是当年政治敌对势力蓄意渲染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