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松
爱国名将李宗仁的遗孀、枣庄市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名誉馆长胡友松女士，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2008年11月25日下午6时，在山东德州庆云县的海岛金山寺中辞世，终年69岁。
她是一代传奇影后胡蝶的私生女，又是李宗仁回归大陆后的最后一位夫人;她一生三次改名，见证她69年坎坷人生;晚年她皈依佛门，留下“一声叹息”——
她，是30年代中国电影皇后胡蝶的私生女;由于从小被母抛弃，她在虐待和孤寂中成长;她最终选择嫁给大她近50岁的李宗仁做妻子，目的是维持生计;晚年的她仅用四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一声叹息”。
胡友松原名若梅，又名王曦。三个不同的名字，见证了她60多年坎坷人生的传奇经历，每一个名字都似一次重生，每一个名字背后又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童年“若梅”：养尊处优干妈众多
1939年，胡友松出生在旧中国的十里洋场——上海。幼年时的胡友松名叫胡若梅，那是母亲胡蝶为她起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女儿如梅花一般美丽坚强。
因为是胡蝶的私生女，若梅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她也从来没有问过。在她的记忆里，母亲只跟她说过这样的话：“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对于自己的童年，若梅最愿意提起的是各色的干妈——那些军官的太太们，若梅经常跟随她们混迹于五光十色的交际场。“我的干妈很多，一个星期去这儿，另一个星期又给我接到那儿，再一个星期又上南京了。她们凑在一起打牌啊，跳舞啊，我就在旁边这么一坐，看着。”可以看出，胡友松更愿意让人知道的，是她和同龄孩子相比，有更多的漂亮衣服，更多的机会坐高级小轿车，比他们见了更多的世面。而对于那些不快的记忆，她希望它们都被掩藏在自己那自豪骄傲的神情之下，永不被提起。
胡若梅其实没有家，尽管她不愿意承认。从小，她就住在酒店的长包房里，而她的母亲胡蝶忙于拍戏，两三个月才能回来见女儿一面。对于和母亲见面的记忆，胡友松的描述平淡而简洁：“突然间一睁眼妈妈回来了，就是这样，意外的感觉。”母亲于她，似乎更像是一个符号。从胡友松的表情上，你看不到一个孩子对母亲的依恋，看不到她对家庭温暖的渴望，也看不到没有同龄小伙伴陪伴的孤单。然而，透过那些语言描述堆砌起来的灿烂浮华，胡友松的童年苍白一片。
当若梅长到6岁时，不幸染上了湿疹，在医生的建议下，胡蝶委托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带着若梅到气候相对干燥的北京定居。由于胡蝶的特殊身份，即使是偶尔去北京探望女儿，也总是来去匆匆，对于这一切，若梅早就习以为常。但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她的母亲会抛下她远走他乡，直到母亲去世，母女二人都没有再见面。
青年“友松”：遭母抛弃苦度青春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已经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这时，意识到时局变化的胡蝶只身奔赴香港。胡蝶离开时的心境无人知晓，但她的离去，却让独自留在养母沈文芝身边的若梅，开始了苦难的少年生活。养母把生母留下的许多财产一花而尽，小若梅的生活和求学都有了困难。寒冬腊月，养母一边叫：“这不是你家，找你妈去。”一边将若梅从床上拖起来，赶出家门。北京的正月，寒风凛冽，若梅冻得瑟瑟发抖，无处可去的她最终还是回到养母家，任凭养母虐待。
新中国成立后，若梅逐渐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进入中学读书。生活清苦的她人穷志不短，自取姓名叫胡友松，勉励自己像苍松翠柏一样意志坚强。她想努力融入社会，但是在浮华中长大的她，和那个火红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是家庭出身，我什么都不想填写，最多只写有一个养母。”不幸的是，过往的一切还是被查了出来，胡友松的名字从第一批入团的名单中撤了下来。之后，胡友松变得更沉默了，但她毫不掩饰她的虚荣心，每当同学夸她长得漂亮，说她是妈妈的掌上明珠时，她都表现出很自豪的样子，而从不把真实的内心想法表达出来，“我不愿意跟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最亲密的玩伴，说我家里的任何事，我只在心里说。”
如一株孤寂的花朵，胡友松的青春在沉默中度过。中学毕业后，她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一名护士，在这里她遭遇了她的初恋，一位五官科医生。在胡友松的描述中，这位医生是上海人，长得也十分英俊潇洒。但是他们的感情却遭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力反对。“他们说我俩都是上海人，都是资产阶级的少奶少爷，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那还了得!”于是，这对恋人不得不分手，胡友松说：“我发誓我永远也不结婚了。”
1960年，因为与蒋介石积怨重重而一直居住在美国的李宗仁，正通过秘书程思远开始与大陆中央政府的秘密接触。此时，胡友松正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之中，她并不知道，她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已经在冥冥中展开了。
人生转折：总理牵线促成美姻缘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终于返回了祖国。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的回归，在当时是颇具象征的重大事件。李宗仁待遇很高，除了毛泽东以外，国家领导人都上机场迎接他。胡友松不会想到，一年后，27岁的她，竟然会嫁给这位已76高龄的李宗仁，成为李宗仁的第三任太太。
1966年，刚归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老年丧偶的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找一个人陪伴的想法，秘书程思远着手为他物色人选。这时，程思远的一个朋友，曾经给胡蝶改过剧本的翻译家张成仁想到了胡友松。院领导于是找胡友松去谈话……
20多年前和干妈们坐着高级轿车出入十里洋场的情景已经逐渐淡去，此时，胡友松终于又拾回了童年记忆，她重新坐上了小轿车。轿车驶进一个大门，胡友松走下轿车，“一位穿军装的警卫过来开门，那个走廊很长，走到大客厅，他们说，这是李宗仁先生。”30年后，回忆起当初见李宗仁的那一幕，胡友松十分清晰，“我想像李宗仁一定挺高大的，其实不高。可是，很有军人气质，说话很洪亮。”而李宗仁，对于遗传自胡蝶容貌的胡友松十分着迷。“他见到我特别高兴，跟程思远说我就喜欢大眼睛。吃饭的时候，给我夹菜。吃完饭，我说我要走了，他舍不得呢，还亲了我一下，外国人礼节嘛，我接受不了就赶紧躲。”
胡友松说，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的保健护士，但是周恩来却对此事做了另外的批示。“总理说，告诉李先生，咱们这个国家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即使做护理是按上下班制度，到下班一定要走，就不能留在这儿。所以李先生要是喜欢她，就要名正言顺。”李宗仁当然无异议，只是担心比他小48岁的胡友松不同意。为此有关领导专门找胡友松做思想工作。尽管是白发配红颜，但胡友松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说起此事，胡友松的坦率令人惊讶：“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改变了，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我可以彻底地走出那个老太婆(干妈)的家了。”
1966年，中国的社会正开始经历着剧烈的动荡，迫切想要改变生活境遇的胡友松，几乎是想也没想地就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幸福婚姻：忘年之恋温情无尽
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结婚晚宴规模不大，参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几个民主人士。
婚礼以后，李宗仁和胡友松被安排到北戴河休养。从这个陌生的地方，这对老夫少妻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在那样国家动荡的时局下，和这样的一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起生活，胡友松的复杂心态可想而知。但是，说起和丈夫相处的细节，依然可以感到胡友松从这段婚姻中获得的温暖。
“我在我的卧室睡觉，他每天夜里要从他的卧室上我那儿看一看，给我盖被子什么的。后来我就烦了，跟他说以后不要来吵我，因为那时候我神经衰弱很厉害。后来他还是去，但是光着脚不穿鞋，怕吵我。”还有一回，胡友松肚子疼，李宗仁告诉她吃4两南瓜子可以解痛。“我就发怵，我说这怎么吃。晚上，李先生把4两瓜子全嗑成了瓜子仁儿。第二天我一醒，哎呦，好一盘啊，李先生说，若梅，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
面对丈夫的体贴，胡友松哭了。“我真是找到一个知己了，那么疼我的人。我真的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我要好好照顾他。”从未体味到家庭温暖的胡友松，被李宗仁的细心和关爱融化了。
当胡友松从这段忘年婚姻中，渐渐品味出幸福与归属的时候，窗外的世界已经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而风雨飘摇。看着身边的那些将军司令纷纷被批斗，原本谈笑风生的李宗仁变得沉默了。不久，一场“烫头大字报”风波更是让胡友松切身体会到了政治运动的威力。一日，胡友松随李宗仁去北京饭店理发。喜欢打扮的她，烫了一个颇为时髦的卷发。然后，两人坐着汽车从饭店到了医院。
“医院的人，是嫉妒我。他们想你以前不就是个护士吗?现在你这样了，给我贴了张大字报。写我资产阶级思想，头烫成什么样，穿的什么。”看到大字报，邵力子的夫人就上我那儿去了，说：“哎呦，我的夫人，你看看，赶快把你那头发剪了吧，你还这么摩登，头发还需要烫，外头人说你呢，快剪了吧。”于是，大波浪改成了革命头，皮鞋改成了布鞋，胡友松总算躲过了一劫。
1966年10月1日，李宗仁忽然被邀请上国庆庆典的天安门城楼。那一天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但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座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城楼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宴的当晚，李宗仁突发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是直肠癌。
1969年1月30日，78岁的李宗仁的生命走到最后一刻。这个曾经威振日寇的将军，临死之前身边只有他年轻的妻子。对于李宗仁辞世前的细节，胡友松拒绝回忆，她显得十分低沉和烦躁。可以想象，那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在那一刻，她生命之中惟一给过她温暖的人即将离去，她将要独自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她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那时候的心情，又岂是一个“痛”字了得。
周总理说过，李宗仁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回国，一件是台儿庄战役。而胡友松认为她这一生也是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李宗仁结婚，一件就是继承李宗仁的遗志，定居台儿庄。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她人生两大最有意义的选择。
晚年“王曦”：坚守夫志清心寡欲
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正是胡友松无微不至的看护，使李宗仁倍感欣慰。从1966年到1969年，胡友松和李宗仁的婚姻持续了不到3年，但它却是胡友松人生履历上最重要的一笔。3年时间，几乎定义了她的全部人生。
